他发现了最早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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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驽的发现，让我们知道了那个虽然逝去了四五千年，但却永生着的贤能帝君与昌明朝代在陶寺，在临汾，在山西，在中国。

何驽，本名何努，北京人，1963年出生。分别于1985、1988、2001年获得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至1999年，在湖北荆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2001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现任研究员，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山西队队长。主要从事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主持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陶寺遗址专项”和“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精神文化的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之“陶寺课题”。主持发掘出世界最早观象台，研究提出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本初“中国”，提出陶寺遗址为尧舜之都的系列考古证据链。为将尧舜禹传说变为信史，做出了关键的贡献。研究领域涉及中国早期国家、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精神文化考古理论研究等。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经过考古学家的艰苦探索，近年来，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连续发掘出土了陶寺早、中期城址，宫殿区核心建筑，墓葬区出土了精美的玉器、彩绘陶器等72件套随葬品，及以观象授时为主并兼有祭祀功能的观象台。通过文物考古专家进一步考证，证实襄汾陶寺遗址极可能就是四千多年前尧时代的“唐尧帝都”。这一发现不仅确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及其生生不息的延续性，而且为我们托出了一个清晰可见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广泛认同价值的尧及尧的时代，并以其自身长久积淀的文明印迹遂使远古时期的人文社会景观凸现眼前。

这一考古发现的报道一时间轰动海内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因为这一发现，将意味着在已公布的夏商周年表的基础上，把中国的历史再向前扩延了一千年，上溯至炎黄时代，从此三黄五帝将不再是传说的故事。完成这一艰巨而神圣任务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队长、陶寺城址发掘领队何驽博士和他的队员们。

认识何驽博士，还是2002年陶寺发现古观象台时的事。在那一年秋分的当天，我为了考察古观象台的功能，便起了个大早，天微明就同市文物局长闰国庆同志一起驱车赶往陶寺。在发掘现场，我目睹了观测点、观测缝和塔儿山旭日“三点一线”的奇观。何驽博士亲自为我们讲解，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中等身材，略显清瘦，穿着一身野外工作装，鼻梁上虽架着一副近视眼镜，却也遮不住他那睿智的目光。作为陶寺城址发掘的领队，何驽博士为了自己所钟爱的考古事，在陶寺一住就是几个春秋。不论是敬业精神，还是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令人钦佩的。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尧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也先后写过《巾国的源头》、《漫谈华表》、《陶寺探古》、《尧陵一叹》等十多篇散文。陶寺古城址的发掘发现，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先后五次到陶寺调查研究，每次都有新的感受，同时也就有了更多机会走近并了解何驽博士。

已经进入不惑之年的何驽博士，从小兴趣爱好就比较广泛。他生于1963年9月，一直在北京长大，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就喜欢上语文、英语和历史。特别是对文物考古一直就比较感兴趣。每当他与一些同学到一些文物古迹胜地游玩参观时，对一些碑文、墓志和古代钱币总是表现出更多的兴趣和关注。不时把一些碑文拓下来，带回家里保存。对一些古代钱币，更是喜爱有加，常常爱不释手。1981年7月，高中毕业时的他，在选择报考大学的志愿上，曾与父亲交换意见，父亲说，语文、英语属于工具课，是干好其它工作的本钱，或者说是一个“拐棍”，上大学应该选择一门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技术。在父亲的启发下，他便义无反顾地选择考古专业，考入了北京大学考古系。四年的大学生活，让何驽系统的学习了中国历史、世界历史和许多考古方面的专业知识。1985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何驽仍然不满足于已掌握的知识和所达到的专业水平，他曾暗暗告诫自己：大学所掌握的知识，只能是对某一领域知识的系统全面的了解，要想在学术上有更深的造诣，有更大的成就，就必须进入高一层次的学习。于是，他又于198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攻读硕士研究生，专门学习研究商周考古。1988年7月毕业后，主动要求分配到湖北荆州市荆州博物馆考古部工作。1995年9月获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资助。到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人类学系任客座教授，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旅美研究生涯。1999年9月，他又再次步入自己的母校北京大学，在考古文博院攻读博士研究生，专门研究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两年的博土研究生学习经历，让何驽对过去十多年的学习和工作实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疏理和思考，使之更加明晰今后工作的方向和目标。2001年7月提前完成博士研究生学业的他，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

何驽是一个有着强烈事业心的人。早在湖北荆州工作期间，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所钟爱的考古事业中。并通过发掘和研究，撰写了《中国文明起源考古研究思考点滴》及《考古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的互动》等五十余篇有价值的论文。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后，随着工作阅历的不断丰富，何驽越来越感到，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离不开实践。他常给同事们讲：纸上得来终非浅，要知此事须躬行。要想印证较大和深奥的理论，就必须到考古实践中去，掌握大量的考古实证，只有到都城遗址去考古，才能发现大的更加有价值的东西。2002年，他受所领导委派，担任考古所山西考古队队长及陶寺城址发掘领队，开始了国家科技部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中的“聚落形态考古研究”工作。

野外工作条件一般都是比较艰苦的，但这些对何驽来说似乎已经习惯了。他说，在野外工作，我不奢求什么，只要晚上有个住的地方，白天有个一日三餐就足够了。他在陶寺一住就是四个春秋。作为领队，经常是带着队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把自己的大本营就驻扎在陶寺村里，对他来说，最感到头疼的就是农村的停电。因为近些年来，在临汾市借产业结构调整的东风，又连续上了一大批企业，致使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一时很难得到缓解，因此，电力负荷缺额只有留给农村了。这样一来，何驽和他的同事们就只能经常在缺电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了，即使是这样，他也不会白白地让自己的时间流失了。他总是白天在田野里搞发掘，晚上在烛光下或应急灯下读书、思考、写论文，经常一看就是十一二点。四年中，他又撰写了四十多篇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如《山西省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陶寺文化遗址——走出尧舜禹“传说时代”的探索》、《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都曾经在考古界和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何驽的考古发现并确认了陶寺文化早期小城、早期小城南部贵族居址，中期小城、中期墓地及大墓、宫殿区夯土基址和大型仓储区等。他确定了中期大城面积达到二百八十万平方米，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史前最大的城址。2003年，他又通过钻探发掘并确认了中期小城内的祭祀区大型半圆夯土建筑，总面积约一千四百平方米。其建筑形状奇特，原为三层台基，结构复杂。附属建筑设施多，规模宏大，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陶寺文化的单体建筑。据推测，其功能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应是目前最重要的史前建筑之一。何驽的发现，对唐尧时代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进一步提供了佐证。

因为传说中的尧不仅自己“其仁如天，其知如神”，而且还亲自下令派遣羲和、羲仲管理历法与观象授时，并测定了一年的天数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等历法和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只能来自长期的实践经验。如果没有科学的观测和记录，显然总结不出这些重要的规律。而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恰恰证实了“观象授时”活动的存在，印证了《尚书·尧典》上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背景与社会现实，这大大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史前时期天文历法知识系统的实际认识。

根据何驽的钻探发掘，陶寺遗址不仅有“王墓”、陶礼器、铜器、朱书文字，而且还有城垣、宫殿、祭祀区、仓储区等。更重要的是还有中国最早的“观象台”，从聚落形态角度看，高规格的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和与天文历法有关的建筑设施，应当是“王都”级聚落所具备的标志性建筑要素。从这个意义上说，何驽所做的一切，等于认定了陶寺所具备的早期文明化社会的一些基本要素，印证了陶寺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显现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史前都邑聚落，陶寺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最重要遗址，陶寺文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根源。

我曾撰文认为陶寺遗址的发掘发现达到了里程碑的境界。因为没有这一钻探的发掘，没有规模空前的史前城址以及与城垣相匹配的贵族大墓、宫殿核心建筑区的发掘，玉器、铜器及陶制的礼乐器等的出土，文字和当今世界最早的观象台的出现等。尧舜禹时代只能是神话传说，而何驽所做的一切，等于为印证陶寺遗址成为“唐尧帝都”提供了确凿的历史证据，这就让神话传说与考古结论相吻合，使“文明始祖”尧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具有了更加独特而重要的地位，这是陶寺之福，这是临汾之福，这是中华民族之福。

何驽在事业上是成功的，也是令人叹服的！但谈起四年多的陶寺考古历程，他总是感慨万千。2001年秋，他来到陶寺后，首先了解了陶寺的遗址情况，挖了探沟。挖出了南城墙夯土。2002年，陶寺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而他就是这个项目重点——陶寺遗址的牵头人，具体挖掘工作从哪里下手，大家都在看领队。他深感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但工作能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他心里当时几乎没有谱。他知道应该相信文献，但也绝不能拘泥于现有的东西裹足不前。要有大胆的设想，还要有科学的态度。于是在茫然了两、三个月之后，他决定先找早期城址，当时在大城中探出了许多小的城墙夯土，2002年就找到了早期小城。而中期城址的确认需要找中期大墓相匹配。在钻探中，他发现陶寺城内东南方向少人居住迹象，应该与鬼神有关，钻探发掘后发现有大墓，长五米、宽三米七、深七米，属陶寺中期。同时在大墓旁边发现有大建筑，他初步推测可能与祭祀有关，因为建筑只剩下地基部分，形状像梯型建筑。轻易是很难弄清是什么东西的，鉴于作业难度大，当时，队员就劝他别挖了，但何驽却认为，对一个学者来说，发现了信息，而又因自己的疏忽，造成信息的丢失，这是对历史最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历史的罪人。他从小就养成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倔强性格，遇到事情总爱刨根问底。因此，2003年春天，他决心做一个探沟看一下，结果一看是弧形的夯土墙基，当时他就暗暗推测，这个建筑可能是天坛类建筑。他又主持向外挖，这时线和缝与东南方向相对应。但不巧的是，不久“非典”疫情就暴发了，致使这项工作停顿了。“非典”过后，他们又加快了工作进度，不久，十个观测缝都挖了出来，对应东南方向的塔儿山。但这个建筑遗址原来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何驽当时还是没有完全弄清，猜测可能用于观测日出。为了探个究竟，他求助于他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是天文学史的博士生，他也推测有可能用于观测。所有的缝应该都能交汇到一个点，而这个点就是惟一的观测点，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同学建议，做实地模拟观测。冬至时，队员冯九生专门来到现场观测，结果发现日出时，太阳并不在缝中，于是陷入茫然。何驽却认为很可能是观测点位置有偏差，该建筑应该还是有观测冬至功能的。

何驽的观点一时在考古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各种说法不一，质疑声如汗水般涌来：“何驽所提到的观测缝，是不是有意识的做出来的？”还有人说：“何驽的想法太离谱，年轻人对学术没有科学严谨的态度，目前学术界很浮躁，想搞点轰动效应的人太多，何驽莫非是想制造爆炸性新闻由此出名。”……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想，怎么讲，何驽并没有由此而沉沦，由此而懈怠，由此而放弃，他总是默默的说：“你们就看我最后的结果吧！”，这就是何驽的执着，也是最为难能可贵之处，即使到了大年三十，他们也没有停顿过观测工作。这年最后一次观测就是腊月三十，头一天他们就去观测，遗憾的是乘坐的吉普车也坏了，因为过年又没有修车的工人，队员冯九生他们只好自己动手修。除夕一大早队员们就来到观测点，在凛冽的朔风中，终于在东三号缝看到了日出，这使他再次尝到了成功的喜悦。同时也就更进一步增强了他继续观测研究下去的信心和决心。2004年初，何驽到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做一场学术报告，介绍了陶寺“观象台”的发现与观测情况。当时著名天文学家和历法专家陈美东先生指出，由于黄赤交角四千年的变化，导致今天冬至日出向北偏出缝外，何驽他们冬至观测结果是正确的。四千年前陶寺人的确在东二号缝中观测日出。这为证实何驽关于观象台功能的推测奠定了坚实的一步。但等到立春却又观测不到日出，这令他们很纳闷。到三月下旬，大地回春，何驽又继续开始了他的考古工作。同时，利用早上上工前的时间进行天文观测。他这时发现，一个观测点看不到所有缝，于是他提出在五十公分直径范围内有三个观测点的假设。苦心人，天不负。谷雨时节，也就是这一年的4月20日，恰好在东八号缝观测到了日出。到5月中旬，经过与天文学专家沟通，专家提醒他观测点不可能同时有三个。通过冬至和塔儿山的两条观测线交汇到一起，找到这一个模拟观测点。2004年10月，等到把主体建筑挖出后，何驽把所有的专家请来，由于当时观测缝没有解剖，陶寺观测点没有发现，当时大家都对此事仍抱有疑问。后来发现有三个同心圆的陶寺观测点遗迹，计算的点和原来古人做的点相吻合，更证实了何驽关于观测功能的推断。同年11月18日，何驽又请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和几位天文学专家一起来到陶寺，天文学家初步认同观测功能的推断。但专家组还是说轻易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要注重用事实和证据说明问题。2015年10月，何驽又请国内著名天文学专家十五人亲临现场进行论证，基本确认该遗迹是天文观测遗址。而这前前后后的两年中，何驽的付出却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因为他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考古专业范围，涉足到了天文学的领域，可想而知，没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没有对事业的执著，不注重学习、研究、设想、推断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何驽把自己的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事业上，特殊的工作岗位，让他每年六个多月时间都在田野工作。因为作为考古队的领队，他必须时时刻刻盯在工地上，如果不在现场，很可能漏掉重要信息，错过事业上的重要机遇。为此，先不说自己付出的汗水，就是对家庭带来的不便，也足够大了。家里的事，全由妻子一人照管。他离不开自己的岗位，离不开自己的事业，长年一直奔波在外。即使回到北京，他也是忙着埋头写文章，做汇报，对家庭和孩子的顾及便不够。每当谈起此事，他心里也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酸楚和负疚感。不过，这么多年逐渐也习惯了。提起对他工作的态度时，他的妻子总是说，她的家庭是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而何驽却说，如果没有妻子这么多年的理解、支持和牺牲，他怎么能坚持干到现在，又怎么会在事业上取得这些成就呢？

何驽对古观象台的考古发现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对证实中国天文学在上古时期就处在世界领先地位提供了重要历史实物佐证。因为传统学术观点认为中国历来都是圭表系统观日影，而没有更准确的地平历系统。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四千年前我国就有地平历系统，这大大突破了传统认识；二是在考古天文学说上是一个重要开端。以往天文考古一般注重的是出土文物，从来没有天文观测遗迹的研究，而何驽的发现却使研究史前天文观测遗迹成为可能，填补了一项学科空白；三是对印证陶寺是“唐尧帝都”提供了难得的依据。每个发达的文明都包括天文学，掌握天文学知识是“王权”的一部分，观象台是“王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四是为研究我国的天文学史。推动天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2005年11月10日，世界顶极刊物《自然》杂志第438期刊登陶寺发现古观象台的消息。英、法、德、日本、波兰的学者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中国的天文学家更是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

近年来，在何驽的带领和组织下，他的考古团队先后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城北祭祀地神的“地坛”、工官管理手工业区、有沟墙防御的王宫。对临汾盆地陶寺遗址群的考古调查，初步显现出陶寺文化以陶寺城址为核心的京畿区，至少有南北各一个地方遗址群拱卫，初步显示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些新的重大考古突破，不仅使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更加完备，成为中国先秦时期都城要素最完备的城址，而且使陶寺文化的国家社会性质更加明确。

何驽主持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十三年以来，不仅有持续的惊人考古发现，而研究及时跟进，笔耕不辍，硕果累累。他关于陶寺朱书文字“文尧”的解读，圭尺地中以及陶寺四表天文大地测量与尧舜天下观的分析，陶寺中晚期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报复行为剖析，陶寺文化宇宙观和宗教观的研究等等，使得他提出了“中国”本初概念的解读——地中之都、中土之国，陶寺遗址以其地中概念和国家社会形态而成为最初的“中国”。何驽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考古证据链，包括陶寺遗址出土文字“文尧”自证为尧都；《尚书·尧典》系统对应如陶寺圭表与“光被四表”，观象台与“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和寅宾出日，铜朔望月轮与阴阳合历，中型墓及玉圭与“四岳”“群后”；陶寺圭尺即“允执其中”的“中”；陶寺中期王墓“豮豕之牙”列钺图示与“尧舜上政”；陶寺龙盘与“赤龙和尧诞”传说；陶寺礼乐器组合与尧舜八音等，更加明确学界认为“陶寺为尧舜之都”观点的合理性，为“尧舜禹”走出传说时代成为信史，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5年6月13日至15日山西卫视山西新闻联播播出《陶寺：帝尧之都，中国之源》专栏第一至六集。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室举办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会上王巍所长代表社科院考古所，对外发布陶寺遗址近十年来的重大考古发现，阐述了陶寺遗址作为多元一体化中华文明主脉的关键地位与重要贡献，提出一系列的考古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陶寺遗址的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目前，没有哪个遗址像陶寺这样与尧都的历史记载等方面如此契合。这是对陶寺遗址37年来考古工作尤其是近13年来以何驽为领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

何驽在事业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而他的成就对陶寺，对临汾，对中华民族，对历史，对现在，对未来，都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用更多的时间去接近他，去了解他。去品味他，有必要用更多的笔墨去记述他的不凡经历，去讴歌他对社会和历史的贡献！因为他的发现，让我们知道了那个虽然逝去了四五千年，但却永生着的贤能帝君与昌明朝代在陶寺，在临汾，在山西，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