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中国文化需要借尸还魂，武术只是一个工具
时间：2020-09-09 07:53: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我不会武术”，徐皓峰憨厚地笑了笑，虽然不断被人求证，他还是颇有耐心。面前的徐皓峰身材略微发福，圆脸圆鼻，声音平缓而低沉，不像有武术名家的身手和内力。但围绕他的传说，却和武侠小说中的情节一样神秘：据说香港的武术指导只要来到内地，就会去他那里拜码头；他写的小说和口述历史，是武林人士争先传看的书目。关于前者，徐皓峰微笑着否认，后者，他承认，叶问的儿子叶准“问过好”。
因为《一代宗师》，编剧徐皓峰被更广泛的人认识。王家卫八年磨一剑，电影上映之后却引起很大争议，喜欢的人说它有民国武林的风骨，不喜欢的人认为节奏过慢、情节也不连贯。但在对影片民国武林这个主题的探寻过程中，编剧徐皓峰则成为被追问的主要对象。
1973年出生的徐皓峰在成为《一代宗师》的编剧之前，已经是颇有成就的武侠小说家。他1997年开始纯文学创作，在《小说界》和《中华传奇》杂志发表中篇小说，2006年整理出版了口述历史《逝去的武林》，不仅有3个月销售3万册的佳绩，更在武林人士中口耳相传。2007年出版的小说《道士下山》，则被誉为“硬派武侠接脉之作”。王家卫为准备《一代宗师》在民间寻访3年，多位武林人士都提到了徐皓峰和他的作品。“我是他的最后一站，”徐皓峰说。此后便是与王家卫为期3年的合作。
徐皓峰最新的武侠小说《武士会》今年年初出版，小说描写了第一任中华武士会的故事，被看作是“《一代宗师》的前传”。小说和电影的宣传期赶在一起，徐皓峰感叹“每天的工作就是说话”。接受《壹读iRead》记者采访的当天，他刚刚从重庆结束宣传活动返回北京，面有疲色，但在四个小时的访谈过程中，他毫无疲意。因为采访时间较晚，咖啡厅的员工要清理店面，我们不得不挪了三次位置，徐皓峰安静而顺从——深谙武术之道的人，大概如扫地老僧一般，反倒没有丝毫的对抗性。
艺术是一剂毒药
有关徐皓峰最传奇的一段经历是，1997年他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工作了两年，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一般意义上的“工作”，于26岁上辞职回家专心读书，在书斋一待就是八年。在这期间，他和两个80多岁的老人相处：一位是道教宗师胡海牙，另一位是他的二姥爷，形意拳大师唐维禄、尚云祥、薛颠的弟子李仲轩。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思潮盛行、人心思动，刚进入青春期的徐皓峰就已经下定决心追求艺术。他初中开始学美术，上到初二便觉得沿用苏联体制的艺术教育很压抑，开始挑头尝试新画法。画法得到认可，他被一位老师“内定”为家传弟子，但高中时看了意大利导演维斯康蒂的《豹》，又猛然惊觉一个美术无法达到的、注重调度之美的世界，于是放弃绘画，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为此，他有近十年的时间无法再去看望这位老师。
“一个人最终的选择和最初的志向是一样的，”徐皓峰说，“艺术就是一劑毒药，会在你40岁之前不断发作，你要么找到解药，要么等过了40岁之后放弃。”导演系毕业后，中国电影处于一个衰败期，徐皓峰一看不妙，就撤了：“我缺乏在恶劣的环境下混事的能力，如果我从最底层一点一点混成一个导演，花10年的时间培养人脉，我觉得我做不来。”于是去电视台拍纪录片过活，一个星期挣一万块，但出差住在旅馆里，他心里诚惶诚恐，觉得若不是为艺术创作，工作都是浪费时间。直到出去买了一套博尔赫斯的文集，他才稍稍安了心。
年轻的生命常常以一个果断的决定作为路标。为找到解药，徐皓峰辞了职，一头扎进了古典文化的书本中。他研究道教，并跟随两位武术大师的指点，梳理中国武林脉络，后来将李仲轩的口述史整理成书，就是《逝去的武林》。作品开始因为写一手好影评，电影学院的老师请他回去教书——“他们觉得我当不了导演了，还可以教教书”——但徐皓峰顺利拿到了投资，于2011年拍摄了自己的处女作《倭寇的踪迹》，如今第二部电影《箭士柳白猿》也已经制作完毕。纯知识性的积累过后，徐皓峰开始了“后发制人”。
有许多人都做着类似的事情，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后发制人”的机会。徐皓峰坦言自己幸运：“我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没有能拍成电影。但有二姥爷倾囊相授，我写了书，现在已经拍了两部电影，还成了王家卫的编剧。”如果没有“后发制人”呢？徐皓峰只是说：“到了40岁，人生的天然程序就会启动，有结婚生子的冲动。”找到艺术的解药之后，徐皓峰也开始思索下一阶段的方向：“我放弃了我的生活才做成此事。但我应该考虑人生的第二次冲动了。”
道不远人
李仲轩，名軏，字仲轩，天津宁河县人。他师从唐维禄、尚云祥、薛颠，得形意拳真传，武林名号“二先生”。形意拳与太极、八卦并列中国三大内家拳，内家拳的要点不在拳招，而在“神气”。李仲轩是《逝去的武林》中的叙述者和主人公，他回忆了自己追随三位大师学拳的生涯：熟稔招式练法、融会门内用法，直到领会武术心法，这个心法就是“神气”。除此之外，《逝去的武林》中还极为繁复地描写了民国武林的人情世故、礼仪规矩，所谓“硬派武侠”，即是一招一式都有出处，一言一行都有渊源。
徐皓峰后来的作品皆遵循了这一传统，包括《一代宗师》中梁朝伟饰演的叶问独闯金楼，从对手所使出的招式到最后叶问成礼，就是民国武林武术与人情的浓缩。
中国武术的发展有两个高潮，一个在唐朝，一个在民国。唐朝武术重在练器械，后来明清民间禁武近六百年，老百姓不再知道兵器的用法。清末积弱，民国重新尚武，拳术的发展就迎来高峰。几乎与此同时，武士道精神在日本被重新“发现”、确立，成为民族自信的一大支柱。“从顾炎武那一代人开始，中国精英们一直要完成一个使命——汉人性格的重塑，为什么武人在清末、尤其是民初成为社会名流了？因为要承担重塑民族性格的担子。”徐皓峰说。
但“逝去的武林”已然揭示了如今武林所依附的社会土壤消失殆尽：职业化的武人不再有用武之地，商业化浪潮下享乐主义比长期练武这样近乎禁欲式的生活方式更具合法性，而且，即使是“传统”本身，也并不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缅怀对象。
“我只是觉得那是好的东西。”徐皓峰回忆小时候，自己坐没坐相，二姥爷李仲轩修习形意拳，而形意拳拜岳飞，二姥爷曾让自己给岳王爷上香。当时《岳飞传》是流行的广播剧，徐皓峰没想到自己原来和民族大英雄有如此近的联系，从此坐如竖板。与传统文化的续接，让徐皓峰意识到中国人血脉归于此处，“这些好东西我小的时候还有。我写小说、拍电影，就是要表达好的东西。”
李仲轩34岁退隐武林，晚年在北京西单一家电器商店看门为生，并遵守与尚云祥的誓言，一生未收徒弟。当下的武林现状颇为惨淡，门派和家传两大传承体系，如今只剩下家传还星火尚存。“武林高手”的形象，完全被影视作品重新塑造。果真存在“武林高手”吗？《逝去的武林》里记载，“唐师有个徒弟叫丁志涛，被称为‘津东大侠’。天津东边两个村子争水，即将演变成武打，丁志涛去了。动手的人过来，他一发劲打得那人直愣愣站住，几秒钟都抬不了脚，这是形意的劈拳劲，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钉’在地上。他‘钉’了十几个人，就制止了这场武斗，也因此成名。”
“中国古典文化需要借尸还魂，功夫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徐皓峰认为，功夫本身的神奇固然吸引人，但恢复“武德”才是题中之意。所谓武德，即是坚持周王礼教、孔孟之道、天法人伦，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向何去。“中国人的乌托邦不是在未来，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在一个历史的瞬间。中国人的归宿往往是史学。”
殊途同归的艺术
徐皓峰在电影学院读书的时候曾和黄磊一起演舞台剧。他风度翩翩，被老师认作将来的“冷面小生”。
毕业后在书斋苦读，晨昏颠倒，他又烟瘾极大，牙齿变黄，身体也开始发胖。再回学校，老师看到他毫无棱角的样子，捶胸顿足：“你是在自己放弃自己啊！”
第二次让老师失望，还是没能让徐皓峰走上“正轨”，他说自己明白“不做什么”。电影导演是徐皓峰真正的心之所向，但毕业后没办法直接进入电影界，投出的剧本也石沉大海。“剧本不是个完整的艺术形式，任何人都可以在不管整体审美的情况之下批评剧本里的所有情节。”徐皓峰后来在影评集《刀与星辰》中感慨青年导演面对质询，无法说出“我不接受，你说的是事，我说的是故事”，但“你把它写成一个小说，更容易保护自己的创意”，徐皓峰因此打算先写小说。
但他马上就遇到了困难，“这个想法太华而不实”。小说是独立的艺术，除了故事情节，还要过“文字感”这道门槛，很多人一辈子都过不了。徐皓峰独坐书斋，读书极为耗神，常常伴随着巨大的负面能量，需要人有发泄的端口。他决定不管能否拍成电影了，专心写小说，不仅为磨炼艺术，也为修身需要。
“如果能够直接拍电影的话，我根本不会去写小说。”他说。幸亏艺术并非不相交的单行道，而是一通百通。《逝去的武林》出版后，一个拥趸者主动找到了徐皓峰，表示愿意为他拍电影提供资助。30岁出头的徐皓峰将自己的一个中篇小说改编，拍摄了处女作《倭寇的踪迹》。之前伏线千里的脉络开始聚拢。《刀与星辰》的自序中，徐皓峰说，人无目的的行为，其实都有一个目的在等着，“有几点知识会造成人命运的转折”。
《倭寇的踪迹》入围了第6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徐皓峰作为导演开始受到关注。这部影片一时让评论界无所适从，它大胆的调度、后现代的黑色幽默以及对古典文化的重新定位都在挑战观众的传统观感。有评论认为，这是“可能的神作”，不过，观望的态度还是占了主流。
“第一部片子成本不高，就是要标新立异，才可以先声夺人。”大概正是有了漫長的纯知识积累期，徐皓峰没有少年成名者的彷徨，而是非常清醒：“第二部片子《箭士柳白猿》就回到正片了。第三部片子的投资会加大，因为从电影艺术本身来说，视觉标准是非常残酷的。”
徐皓峰也没有放弃小说，他今年完成了两部中篇，一个长篇，都是民国武林的主题。他将来的计划仍是塑造武林风骨。回忆最近欣赏的武侠片，徐皓峰沉默良久，在我以为他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时，他突然说道，胜新太郎的“座头市”系列对他刺激很大。座头市是日本银幕上最著名的盲侠形象。1962年，日本大映公司推出《座头市物语》，此后成为滥觞，胜新太郎出演了26部座头市电影。到1989年，座头市不复辉煌，胜新太郎不得不亲自出任导演，捧出最后一部座头市电影。
“我想象自己出演我的最后一部武侠片，演个反派，由宋洋（徐前部电影的男主角）打死，就算死得其所。”徐皓峰说。
对 话
徐皓峰：我对自己的作品也常怀敬畏之心
《一代宗师》有4小时版本吗？
徐：初剪版本是3小时20分钟，但不知道王家卫要在柏林电影节上放映的版本是多长时间。
如何看待《一代宗师》在学院派影评家那里好评较多，而在普通观众那里口碑两极的现象？
徐：人们看电影的需求不一样。有一部分人看不同，一部分人看相同。电影评论者要做的事情，就是否定观影的惯性。
《一代宗师》的创新之处主要在哪个方面？
徐：《一代宗师》是并未出现过的武侠片形态。王家卫之前受法国和苏联诗电影的影响非常明显，這部电影是中国的历史感和诗意电影的结合。
武林与江湖的区别是什么？
徐：武林属于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是居民中的有德之人，有次序的生活环境。江湖是一个没有规矩的世界，骗术横行。民国的武林和城市分不开，武林人士在城市居住，为地方安定的重要力量。江湖和武林一般各行其道，武侠小说为追求好看，则将二者杂糅。
你说自己写的是“武行”小说，而非“武侠”小说。
徐：最初的武侠小说即是武行小说，把武林人士当作职业人来写。后来的武侠小说发展为想象力和文化背景的结合，比如还珠楼主和金庸。古龙则借鉴了欧美侦探小说和日本的武士道小说。我是回归到对行业白描的阶段。
张大春称金古将武侠写尽，自己必须另辟蹊径，将武侠史糅进政治史，写出《城邦暴力团》。你的这种回归是否也是一种另辟蹊径？
徐：“于无佛处称尊”。做叙事艺术的人，有两个守则，一是不做启蒙，二是不做重复。我不写武侠梦，只写观察到的现实，武林人士的精神痛苦，时代的矛盾和生活方式的急速转换带来的荒谬感。我要保留生活的质感。
在《刀与星辰》中，你提到武侠片不是中国的类型片，因为缺少可以推敲的价值观。你的作品是否重塑了一个核心的价值观？
徐：价值观不是由叙事作品来完成的，而由学问、文章来完成。电影和小说讲的都是局部。叙述文学做的是魅力，对某一种人生处境产生好奇。
在《一代宗师》中，宫二复私仇是个魅力片段。它背后的渊源是，儒家承认人的私情。法家认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但儒家则允许把至亲之人放在法律之上。儒家对法持怀疑态度，而它所提倡的礼、道是千古的东西。
《大日坛城》描写了一个吴清源式的人物。但立意并非写个人命运，而是求“道”。你所认为的“道”是什么？
徐：对。“道”是生活次序，是人选择以何种方式生存下去。比如，儒家通过祭祀处理人与时空的关系，这种“道”是对全部生命和时空的体认，一种终极的追求。
你的小说中，师徒成仇是一个重要议题。为何武林人士容易师徒成仇？
徐：因为武林人士是艺人，最大的功能是承艺，不是常人的恩情，厚待人没有意义。恩里生害，害里生恩，师徒以相互伤害为手段。不仅是武侠，其他艺术形式也是如此。师徒之间还有强烈的嫉妒感。
武林的逝去是一种正常的文化代谢，还是我们主动放弃了原本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徐：魏晋的书法用笔，到北宋就灭亡了。具体的形态是否灭亡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文化意识是否灭亡。中国文化需要借尸还魂，武术只是一个工具。
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惯性中，常常意识不到对传统文化的需要。一旦我们脱离了这个惯性，就会发生身份的错位。比如到了国外，这个问题就非常明显。
所谓“硬派武侠”，即是一招一式都有出处，一言一行都有渊源，徐皓峰后来的作品皆遵循了这一传统，包括《一代宗师》。
《武士会》颇有古龙的风格。
徐：在长短句的运用上或许像。古龙的字句受现代诗影响，我受古诗词影响。但古龙多写青年人的情感，我写的是传统中国人处于颓废期时的悲悯。
《倭寇的踪迹》给人强烈的间离感，像看舞台剧。这种间离感是刻意造成的吗？意义何在？
徐：（笑）我之前是话剧导演。间离感是刻意造成的，因为影片中反讽和戏仿的分量很大。我想突破之前所有武打片对于武林人物的处理惯性，和对于实战流程的描写。在艺术创作上，下狠手就会产生撕裂感。
你写影评以东方审美解读中国作品，独树一帜。在影评集自序里，你说“我只是刚好知道”。你的小说中又提到武林人士“生而知之”与“学而知之”的两层境界。你的“刚好知道”是哪一种？
徐：（笑）我是“困而知之”。受困的时候，生活中有绝大的窘境，才会去积极思考。我没有顿悟的时刻，但偶有神来之笔。写作的神奇之处在于会写出超过自己水平的思辨，我对自己的作品也常怀敬畏之心。
现在的生活与之前有无变化？
徐：没有太大变化。对我而言，变化只是生活的表面，本质的焦虑还是一样。最大的矛盾就是读书与读书所带来的负能量如何平衡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