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乱局中的凝聚者
时间：2020-09-12 07:50: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
“我特向中国两大党的领袖们和其他党派的领袖们呼吁，立刻将联合政府组织起来……
“它绝不能单独由国民党派定的代表来组织。每一个党派都必须选出他们的代表。”
——摘自宋庆龄于1946年7月22日发表的声明
从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往前追溯，1946年夏天，对宋庆龄来说是一个阴云密布的苦夏。6月，国民党军队突袭中国共产党在中原地区的一个集结区，全面内战爆发。7月11日和15日，民盟负责人李公朴和闻一多在云南先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身在上海的宋庆龄惊怒交加，愤而发声，于7月22日发表了《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以下简称《声明》），呼吁停止内战、推动政治协商。
这份《声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史良等人群起响应。为何宋庆龄于混乱时局中振臂一呼，就能响应者众？这份尊重与信任从何而来？近代史学者尚明轩在家中接受了《环球人物》记者的采访。
“宋庆龄以她的身份和魅力，凝聚起了广泛的民主党派，这是确认无疑的。”尚明轩回想起44年前自己拜访宋庆龄的那个下午，语气坚定地说。1949年筹备新政协时，大家都盼着宋庆龄北上，因为她从辛亥革命中跟随孙中山一路走来，与各界民主人士都有深厚交往。
为“民革”命名，与何香凝情如家人
提到宋庆龄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尚明轩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民革）名称的来历。
1948年1月1日，民革成立大会在香港举行，推动者是与宋庆龄有多年革命交情的李济深、何香凝、柳亚子等人。前一年的10月，一批国民党左派爱国民主人士汇聚香港，筹备成立一个新的联合组织。这个组织将包括“大同盟”、“小民革”、民联、民促、孙文主义同盟等团体。但关于新组织的名称，筹备期间有很多不同意见。柳亚子认为应叫“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同盟”，但有人觉得，“国民党”三个字已经让蒋介石搞得臭不可闻，主张弃之不用。为此，李济深分别征求宋庆龄和正在美国的冯玉祥的意见。
不久，宋慶龄从上海捎口信给何香凝：“早年我与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莫斯科宣言》，以示继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后来，我曾想过，‘临时行动委员会’之下一步，可以改为‘革命委员会’，建议考虑。”虑及宋庆龄的安全，在港民主人士没有公布她的建议，只由何香凝与柳亚子交换了意见。当柳亚子知道“革命委员会”是由孙夫人命名时，立刻表示完全赞同。后来经过一番讨论和解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字定了下来。
在民革创始人中，宋庆龄与何香凝的关系最为亲近。尚明轩等人编著的《宋庆龄年谱》中，第一次出现何香凝的名字是在1916年：“4月9日，与孙中山、廖仲恺、何香凝等及日本友人，在日本东京集会声讨袁世凯。”采访中，尚明轩进一步分析，二人相识的时间应该要更早一些。
1913年8月，宋庆龄离开美国抵达日本，多次拜会孙中山;1914年9月开始担任他的英文秘书。其时，廖仲恺、何香凝夫妇也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协助孙中山进行反袁斗争。宋庆龄与何香凝此时就结下了战友情谊。1916年回国后，孙中山夫妇、廖仲恺夫妇同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此后几年间，宋庆龄陪孙中山奔走各地，何香凝随廖仲恺风雨兼程。而廖仲恺恰恰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一路跟随。
1925年是她们生命中的至暗时刻。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一个月前，何香凝听闻孙中山病重，便从广东赶到北京照料陪伴宋庆龄。《孙中山与北京》一书中记载过孙中山的临终托付——3月11日下午，孙中山将宋庆龄托付给何香凝：“彼亦同志一份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中人而歧视之。”何香凝含泪答应：“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
从2月到4月，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南京，这位年长15岁的大姐始终陪伴着悲痛中的宋庆龄。没有想到的是，8月20日，何香凝也陷入了丧夫之痛——廖仲恺在广州遭国民党右派暗杀身亡。听闻消息的宋庆龄深感悲愤，当即准备启程赴粤，却因事耽搁。她给何香凝发去唁电，不仅表达自己的哀痛，还提到母亲倪桂珍的哀痛，同时号召革命党人学习廖仲恺的革命精神。这些都给了何香凝以极大安慰。后来，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一直管宋庆龄叫“叔婆”，女儿廖梦醒则长期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并称呼她“姑姑”。
孙中山、廖仲恺的相继逝世，使宋庆龄和何香凝步入了独立战斗的革命生涯。此后，她们为完成孙中山的遗志，紧密配合，共同从事革命工作、妇女运动、国民党左派活动和抗日救国运动。两人的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何香凝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产党人联名发表《讨蒋通电》，号召革命军人“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两人一起为十九路军募集物资;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非法逮捕，宋庆龄亲自出面营救;1938年，二人联名发表《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一文，以支持抗战……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到1945年底，抗战胜利，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11月1日，尚在重庆的宋庆龄接到何香凝写给自己和孙科、宋子文三人的来函。信中说：“我们四人都是亲受孙中山先生临终嘱言的人，我们不忍看见在国外的压迫解除之后，民族的前途又陷于黑暗。我不能到重庆去，希望你们三位向蒋先生苦言力争停止内战，一切问题以政治协商求得合理解决。如此，庶几能告慰于总理及先烈在天之灵与八年来流血牺牲的将士和同胞的英魂。”12月，对蒋介石失望至极的宋庆龄离开重庆，回到上海。
1949年以后，宋庆龄与何香凝皆长居北京，关系更为亲厚。宋庆龄逝世后，廖承志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治丧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并领导执行宋庆龄的遗嘱。
发起“救国入狱”运动，营救“七君子”
1937年6月25日，一纸由宋庆龄领衔、何香凝等共16人签名的具状送至苏州高等法院。这一天，是“七君子”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邹韬奋、王造时、沙千里、史良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秘密逮捕后，第二次开庭审理的日子。
具状上写道：“具状人等，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为特联名具状，束身待质，仰请钧院将具状人等悉予羁押审讯。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具状人等愿以身试法律上救国责任。”
第二天，宋庆龄等人向上海新闻界作书面谈话，表示自己“准备随时进监狱去，我们并且发起了一个救国入狱运动，我们想用一切方法来争取救国无罪”。“沈先生等七人并没有罪，所谓罪只是爱国罪，如果爱国就有罪，那么中华民国的国民，还再有人敢去爱国吗？假定人人不爱国，试问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没有？”
7月5日一早，宋庆龄提着一只手提箱，撑起一把油纸伞，从上海出发前往苏州。车抵苏州，她和胡愈之、胡子婴等其余11人直奔法院，自请入狱，要求法院将他们和沈钧儒等7人同样对待，“悉予羁押审讯”。法院上下都慌了手脚，院长和首席检察官一度不敢与宋庆龄见面。到了晚上，宋庆龄终于见到了狱中的沈钧儒、史良等人。史良后来在追忆文章里写到那次见面：“宋大姐鼓励我坚持斗争，对我说‘你们的斗争决不是孤立的，我们全国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都在支持你们，你们的斗争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和她热烈拥抱，泪珠夺眶而出。”
宋庆龄发起的“救国入狱”运动震撼人心，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学生团体等各界人士纷纷响应。一时间，苏州高等法院接到了雪片般投来的具状，均是各界要求与“七君子”同罪之诉。宋庆龄的举动甚至引起国际关注，美国学者杜威和爱因斯坦、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英国哲学家罗素等都发表声明或致电南京政府，要求释放“七君子”。
国民党当局因“救国入狱”运动而极为狼狈，却又因宋庆龄的地位以及和平合法的斗争形式而無法公开干涉镇压。7月31日，入狱8个多月的“七君子”终于出狱了。
对于中国民主同盟（以下简称民盟）创始人沈钧儒而言，宋庆龄不仅是营救他出狱的人，更是他并肩战斗的战友。早在1926年，宋庆龄、沈钧儒就被一同推举为中国济难会名誉理事。“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与蔡元培等一批爱国人士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由宋庆龄任主席，以营救政治犯和争取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为宗旨。沈钧儒很快加入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33年，宋庆龄和沈钧儒以同盟代表团的身份共同营救过廖承志、陈赓、罗登贤等共产党员。
当时间来到1936年，为了把各地分散的救亡团体联合起来，推动全国各党各派的联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宋庆龄与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等人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全救会）。这是当时团结各界爱国人士的一个重要组织，也是日后整体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的早期名称）的团体。全救会成立大会上，宋庆龄等40余人被选举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等14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沈钧儒兼任组织部长担负起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责任。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南迁重庆，宋庆龄和沈钧儒多在重庆活动。
1939年9月，沈钧儒与邹韬奋、章乃器等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全救会在沈钧儒的带领下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民盟，沈钧儒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
这几年中，宋庆龄与沈钧儒也常有来往。《宋庆龄年谱》上记载着：“1943年11月7日，宋庆龄和董必武、郭沫若、沈钧儒、茅盾、潘梓年、胡风等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十月革命节所举行的招待会。”“1944年10月1日，和林伯渠、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许德珩、马寅初、史良等，参加在重庆道门口银社举行的追悼邹韬奋大会。”“1944年10月19日，和沈钧儒、茅盾等主持在重庆白领餐厅召开的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纪念大会。”
后来，筹备新政协之际，沈钧儒是力邀宋庆龄北上的民主党派人士之一。宋庆龄在1949年6月4日给李济深和沈钧儒等人分别回信，解释因病暂缓北上一事。
让许德珩意识到革命必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1981年5月17日，91岁的九三学社创始人许德珩听闻宋庆龄病情加重，便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匆匆赶到宋庆龄的住处看望。他到了后，嘱咐护理人员千万不要惊动宋庆龄，探视片刻后便悄然辞出，心中默默盼望宋庆龄能恢复健康。
对营救过、影响过自己的宋庆龄，许德珩这位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始终心怀钦佩、尊重有加。宋庆龄过世后，他在纪念文章中回忆过：“我第一次见到宋庆龄同志，是在六十三年以前。那是1918年的暑假，为成立全国学生统一的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我和另一位同学作为北京学生救国会的代表，南下活动。为了阐述反帝爱国的宗旨，我们去莫利哀路会见了孙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和我们谈话时，客厅的一隅，坐着宋庆龄同志在打字。”
那次畅谈后，许德珩随即在五四运动中成为著名的学生领袖，并受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委托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在火烧赵家楼时，许德珩是被捕学生之一。当时，宋庆龄代孙中山起草了学生无罪援助电报。这是许德珩第一次得到孙中山和宋庆龄的营救。1919年8月，许德珩和几名同学再次拜会孙中山，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宋庆龄依然在一旁打字记录。归途中，同学们纷纷赞叹宋庆龄稳重谦虚的风度。
這种风度，尚明轩也曾亲眼目睹。1975年5月的一天，宋庆龄在自己住宅的一楼会客室接见了尚明轩，回答他提出的孙中山北伐及同李大钊会见等问题。“宋庆龄给我的印象是雍容大方、气度不凡，很有教养，也平易近人。她为人热情、黑白分明，你看她写的文章，对有些人深恶痛绝，骂得狗屁不如;但对孙中山战友同志的后代、对朋友，都照顾得非常好。”
宋庆龄的风度，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折服了许多人。
1927年是革命的低谷，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公开叛变。当时，武汉是革命的中心，刚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许德珩应恽代英之邀，从广州来到武汉，重新投身革命的洪流。宋庆龄也在武汉，参与国民党的一些决策，并且热心培养妇女革命干事。这期间，宋庆龄与许德珩间或有过几次见面。就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之际，宋庆龄公开宣布与叛徒们决裂。她痛陈蒋、汪之流“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严正声明“我只有暂时引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
这给革命低潮期彷徨苦闷的许德珩指明了方向。他曾这样记录那时的心情：“我当时读了她的声明，深受感动，从中获益良多，使我意识到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必将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获得最后的胜利。”之后，宋庆龄赴莫斯科为中国革命发声，又一次影响了许德珩，“她坚定的立场、果敢的行动，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1932年12月，一直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抗议蒋介石卖国政府不抵抗政策的许德珩在北平被秘密逮捕。宋庆龄在上海获悉后，立刻与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组织营救。
当时，正是他们组织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之时，许德珩成了同盟营救的第一批政治犯。宋庆龄等人以同盟筹委会的名义发出营救电文：“报载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蹂躏民权，莫此为甚。年来国事凌夷，民气消沉，皆坐民权不立，人民在家时怀朝不保暮之恐惧，对外何能鼓同仇敌忾之精神？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惟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捕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
杨杏佛受宋庆龄和蔡元培委托，赶到北平看望狱中的许德珩。没过几天，杨杏佛再次来探监时，就直接将许德珩接出狱，并劝其加入同盟。1933年1月30日，同盟的北平分会成立，许德珩等9人被选为执行委员。
宋庆龄影响了数之不尽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无论是李济深、何香凝，还是沈钧儒、许德珩，都是宋庆龄与民主人士广泛交往的一部分。她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广泛地团结和联络海内外知名人士，为革命理想而奋斗。她是一盏明灯，凝聚起很多方面的人。”尚明轩这样总结宋庆龄在政治协商中发挥的作用。
如果把时间定格到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平的那一天，我们会看到，在火车站迎接她的人群里，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等。他们终于相聚在战乱终结、共商开国大事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