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赵丕廉先生

祖父赵丕廉，字芷青，号麓台，清光绪八年（1882年）九月十一日生于山西省五台县东冶镇五级村。其父还双公生育二子一女，长子丕基公，女丑红，嫁于永安村徐姓。祖父为次子。曾祖父与大伯父丕基先生均以木工艺匠，精于建筑之学，常年出入邻县忻、定、崞、静等地为业，全力支助祖父攻读，家道小康。

祖父天性和蔼，聪慧过人，入塾读书，过目成诵，业师深器重之。英年入泮，中己酉科拔贡，时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也。嗣后入山西大学堂中斋攻读，结识了同学续桐溪（西峰）先生，并与之订兰交。当时清政不纲，外辱日极，懔于列强瓜分之渐，国家存亡危在旦夕，公与西峰先生遂参加中山先生领导之同盟会，密谋革命。与同村张淑琳（毅菴）、康佩珩（子韩）等联络二州五县志士，推举西峰为首，以学校为基地，组织地方人士训练本村子弟，自卫自保。

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太原同盟会员于10月29日起而响应，攻打衙门，打死巡抚，建立了军政府，阎锡山被推举为山西都督。太原起义后，续西峰在崞县（今原平）组织成立了忻代宁公团。祖父与弓富魁对其悉力策助，祖父并擔任了忻代宁公团粮台督办。

忻代宁公团约有一千余人，以保卫地方为号召，实则是在招兵买马，建立革命武装，开展革命活动。太原首义后，阎锡山发给公团步枪800支，正式武装建军，旬日间编练完成，续西峰遂率军北上，出雁门，攻怀仁，占繁峙。11月30日大同同盟会员起义，大同镇守总兵王得胜弃城而逃，公团官兵于12月5日进入大同。俯视京师，清廷大震，急调武卫军左路统领陈希义部围攻大同。续赵等鼓舞士气，沉着应战，虽弹尽粮绝，仍闭门固守。公团官兵与起义民军土塞四门，以防清军来攻。其间，祖父除设法解决了公团官兵的食宿取暖等生活问题外，同时协助续西峰日夜巡防筹谋对策。利用夜间水泼城墙，使之结冰，以阻清兵爬城，同时收集大批铸铁茶壶装入黑色火药、碎石、铁钉等物，加捻引燃扔下，以炸攻城之敌。坚守两月有余，清军竟无可奈何，直至清帝逊位，南北议和，城围始解。大同保卫战中，祖父出色地完成了公团的后勤保障供应任务。

1912年，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祖父首任丰镇县知事，后又调回太原，任省警务处科长。1914年，袁世凯称帝后，搜捕革命党分子，袁世凯的爪牙、山西巡按使金永趁阎锡山赴京述职之时搜捕山西革命党人，祖父被名列首要，在逮捕押解途中，幸得友人马骏营救，始得脱险。随后离晋到安徽省教育厅任职，直到袁世凯死后，方返晋回并。

祖父返晋后，先在《山西日报》及山西官书局任职。1918年，阎委任祖父为屯留县县长，在任一年政绩颇佳，后因兄长病亡，回家办丧离任。离任时屯留县百姓留恋不舍，相率送行，并在城外道旁立《去思》德政碑以为纪念。1919年，祖父调回省警务厅任科长。1920年，调任辽沁潞泽营务处处长，掌管上党19县地方治安事宜。督饬各县合力剿匪，并施以感化教育，使匪徒改过自新，仅两月之间匪患悉平。此期间祖父同时兼任长治县县长。

祖父宅心仁厚，视民如同家人，长治潞安府一带百姓，尊称祖父为赵菩萨。1923年腊月，祖父因病离职回省，离任之际，沿途百姓献旗伞、刻铭、树碑，行经之处，民众夹道迎送。回太原不久，营务处撤消，祖父改任督军府参议，同时兼掌太原平民工厂事务。对该厂力加整顿，为后来的抗战到来，随即能供应军用被服、鞋袜、子弹袋等军需物品，具有甚大贡献。

1925年春，祖父接任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校长职务。该校是为培育小学师资的学校，有40个班，学生近两千人，大都为贫寒子弟，公费入学，刻苦奋发，而富有革命性。以往，由于校规多所抑制，曾发生过多起学潮。祖父到任后，视事开诚布公，去旧更新，增聘知名良师执教，故使之朝气蓬勃面貌一新。此外还在校设立了留日预备班、雅乐研究会，创办了高等师范国文系，聘请三晋名儒郭象升为主任。次年，又将国文系单独成立为山西教育学院（后合并入山西大学）。祖父对学生的社团活动极为重视，给予多方辅导。还扩充学校图书馆，增购多种图书杂志，成立各种学社及研究会，使学生各就所好，专长发展。在体育方面也多有所推进，每年的校际篮球、足球比赛，国师多获冠亚军。同时，学校又设立了附属小学，而且成绩优异，享誉全省。《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对祖父这样写道：“新任校长赵丕廉，字芷青，五台县人，是阎锡山的亲信，但他的思想比较开明，处事方法也比较灵活。阎锡山当时提出的所谓多变，讲求适时的政策。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的人马也有两套。当时赵丕廉可能就是这样被他推荐出来的。赵上任后，改变了原来徐一鉴老先生那套守旧的做法，不再阻拦学生成立各种学术团体，也不阻拦学生上街参加群众示威游行和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活动。他提出了四句话：‘学术自由，收敛身心，学问是公，打成一片。’当时，人们就琢磨这十六个字的用意所在。认为后两句像是担心思想不同、倾向各异的师生之间产生激烈斗争，而前两句的重点则是在收敛人心，就是要学生自己多加约束。”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太原人民闻讯，群情激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太原学生纷起声援。国师同学同样义愤填膺，起草了一份传单，号召同学们和市民声援上海工人。祖父看后说：“传单写得不错，就是结尾还写得不够有力。”他便又加了这么一段话：“使我三晋健儿，开赴上海与敌决一死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读起来更加铿锵有力。为了声援“五卅”运动，国师同学迅速行动起来，走向街头，进行爱国反帝宣传。6月10日，以省立一中和国民师范学校学生为骨干，举行了太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课反帝示威大游行，这次游行影响极大，它唤醒了尚未完全觉醒的太原人民。

1927年2月，国民党实行清党，祖父当时正在武汉，得知此消息后，立即返回太原向阎报告了时局动态后，随即返回国民师范，当机立断，宣布提前放假，让学生早日离校，并劝学生会领导人迅速暂离太原，使学校师生免遭无辜迫害，避免了一场劫难。后来，山西法学院教授胡遽然等多人，因言语左倾，被省党部逮捕，祖父多方奔走营救，终得保释。国民师范后来之所以能成为太原共产党员的活动基地之一，与祖父支持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倾向国民党左派乃至共产党，不无一定关系。在此之后，山西省立国民师范涌现出不少杰出的共产党领导人，与祖父赵丕廉任校长，有很大关系。

国民党一大以后，实现了国共合作，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由于全国民众的积极支持及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部队英勇善战，北伐军进展节节胜利，十月光复武汉。十一月广东国民政府派胡宾为代表到太原，希望阎派人去武汉研究参加北伐大业。而这时的阎锡山认为，就地理而言，山西实为北方革命基地，但此时他正处于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包围之中，势单力薄，虽决心参加北伐，但认为时机不够成熟，加之，阎有一批枪械，须在三个月后才能由日本运到山西，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嗣拒之请求。12月初全国教育会议在南京召开，祖父以山西教育会会长的身份，代表山西教育界出席会议。会后受阎锡山密命赴沪考察，派祖父利用这一机会转到武汉探讨北伐事宜。祖父奉阎命后，秘密由沪入鄂到武汉，与北伐当局接洽。首先会见了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而后又见了陈公博，12月28日，由陈引祖父赴南昌会见了总司令蒋介石，祖父将阎的处境和暂时不能举事的原委说明，请蒋谅解。并确定了山西出师北伐的两个关键时间，一为山西出师，革命即能成功之时，一为山西不出师，革命即将失败之时。蒋嘱祖父往见苏联顾问鲍罗廷及加伦将军。祖父折回武汉，由蒋作宾引见了苏联顾问鲍罗廷。1927年1月30日，蒋请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此時阎仍认为时机不成熟，而未去宣誓就职。从此，祖父即作为阎和山西的政治代表，往来于武汉、南京、南昌、太原之间，协调蒋阎关系，加速促成阎锡山北伐。北伐军并未因阎锡山的犹豫而受影响。1927年初，北伐军沿江东进，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直到6月6日，阎锡山终于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军总司令。7月，山西省政府随之改组，祖父出任省政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遂后阎又委他筹建北方军政治速成科，祖父出任副主任，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培养军事政工人员。随后，祖父召见黄埔一期毕业返晋人员梁永泰、孔昭林、朱耀武、王裕民、白龙亭等，组建班底。阎从晋绥军中抽调人员集中到太原培训学习。从此后，晋绥军军风纪面貌焕然一新，1928年，当晋绥军入北京、天津时，夜宿商店屋檐下，不打扰群众生活，深得百姓称赞。这与后来进入北平的东北军形成鲜明的对比。

1928年2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祖父被任第三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同时作为总司令的全权代表常驻南京，对中央与地方的财经、军事、政治等诸事项负责，同时协调、策划、沟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3月9日，国民政府任命祖父为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和赈务委员会委员。同时仍然负责沟通蒋阎之间的关系和传达彼此之间的信息和意见。在此其间，与邵力之、葛天明等人创建了文化大学。

1928年6月8日，第三集团军占领北京，接着和平接收天津，这时祖父又被任命为第三集团军平津卫戍总部政治副主任。从此，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两市，都成为阎所统治的势力范围。经阎提名，国民政府任命祖父出任河北省政府委员。至此国民党的北伐宣告成功，宣告将北京改名为北平。1929年春，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祖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阎锡山自1928年12月参加削减地方势力的南京编谴会议后，感到蒋介石消灭异己的做法咄咄逼人，迟早会轮到自己的头上。为寻求自身的生存，他除表面上应付编谴外，一面又与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及其他各地方军阀，互相勾结利用，扩大自己的声势。经过明争暗斗，阎、冯、李和蒋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而祖父在两三年来作为阎的代表，与蒋介石多次接触，对蒋排除异己，独裁统治的野心和阴谋深有了解。为此，他与阎的秘书长贾景德二人，也是积极鼓励阎锡山倒蒋的人物。最终演成了1930年，以阎锡山为首的，辛亥革命以来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的中原大战（倒蒋战争）。1930年7月13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了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由祖父宣读联名宣言，并代表阎签字。直至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中原大战以阎锡山失败告终。扩大会议所成立的国民政府，也只是昙花一现，宣告结束。由于祖父对中原大战和扩大会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祖父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在蒋的通缉令下，祖父逃往天津租界避难。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三省，悍然挑起“九·一八”事变。此时蒋、张已无暇顾及阎锡山，同时，“扩大会议”改良派头子汪精卫，也由法国归国，高唱“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调子，到南京担任了蒋政府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为取得汪对他的支持，又派祖父去南京与汪联系。同时派徐永昌到北平，请求协助。经过一连串的活动，蒋介石对阎锡山已有所谅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救亡，蒋介石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不得不表示“捐弃前嫌，团结御辱”。于是，同意接受了汪精卫的提议，委任阎锡山为太原绥靖主任。11月，国民党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请追认恢复党籍案。阎锡山、赵丕廉名列其中，被恢复党籍。12月22日，国民党上海、广州、南京三方联合召开了四届一中会议。祖父出席了这次会议，指定为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组织委员，并再次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初，祖父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未到任）。

阎与蒋虽然仍存在着矛盾，但阎在大局上是以服从蒋为前提的，这也是阎锡山对蒋的政治态度。而祖父一向是以阎的旨意为圭臬的。所以，他也从此不再反蒋。

祖父到任后，为处理民族事务，在蒙藏委员会任职长达15年之久。其间，1933年8月，由于日本的拉拢引诱，内蒙西部三盟，由锡盟盟长索王（索诺木拉布坦），领衔声称西蒙自治，阴谋搞独立投日。国民政府派祖父和内政部长黄绍竑入蒙巡视。11月10日，黄与祖父二人，在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亲率铁甲车护送下，与索王、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等进行协商，唇枪舌剑，非常激烈。经过耐心努力，终于识破德王阴谋，制止其勾结日本，分裂国家的行径，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此外在任期间，由蒋介石提名，国民政府委派，祖父还代表国民政府，参加过达赖坐床登基大典、十世班禅坐禅典礼及蒙古成吉思汗陵墓落成典礼等重大活动，与蒙藏地方领袖班禅、章嘉、白云梯等交谊甚笃。每次外出，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认为祖父“貌清欣，音清亮，秉性谦诚，气度恢弘，纯是长者风度。凡所高士，不分贵贱贫富长幼，皆乐于接纳”。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祖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但祖父顾全大局，坚持主动让贤，继续甘居候补。在此期间，祖父虽在南京任职，但仍作为阎锡山的政治代表（无名义），协调山西与国民政府及有关各部门之间的关系。1945年国民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祖父仍坚持让贤，甘居候补。

1946年，祖父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7年代表山西省五台县，当选为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调任行政院，任院务委员及行政院顾问。顾问一职，实际上是一个闲差，等于赋闲。

1948年，祖父出席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开会的代表之中，出于祖父门下者，多达卅余人，曾欢聚一堂，摄影留念。

祖父出席过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后，看到蒋介石仍不顾国计民生，热衷于内战，心情很消极。当时正值解放战争激烈进行之时，加之多年来与蒋介石政见不投，故以病为由，离开南京，闲居北平家中，寄情于诗书之间，同时与友人合伙投资经营商业，维持生计，并静观时局之变化。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正式成立。8月，祖父加入民革组织，正式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决裂，投入革命阵营，也是山西最早参加民革的人士之一。

同年11月，解放军发起平津战役。祖父利用他与傅作义多年相识的旧交关系，力劝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为推动北平和平解放恪尽己力。在后来的国共和谈中，祖父极力协助挚友章士钊先生、邵力之先生，奔走于国共和谈之中。平津解放后，傅作义曾拜访祖父，祖父与之恳谈绥远和平解放的模式。后来，又曾两度电劝阎锡山，走傅作义的道路，和平解放太原，然劝和以无效而终。1949年初，太原解放后，十九兵团奉命向大西北进军，祖父应十九兵团敌工部部长“甄华”的请求，给西北宗教头领写了几封劝降信，由其带走。

建国之后，祖父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经邵力之推荐，担任了中央文史研究館馆员。1953年后，被聘担任山西省政协第一届、第二届特邀委员。利用旧时的社会身份及声誉，对台湾和海外人员，进行一些宣传与争取工作。从而扩大统战影响。1956年，在北京参与了李冠洋先生组织的山西史料座谈。1959年参与了山西省政协编写《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对外关系部分的工作。1960年后，由于家父历史冤案，祖父思想受到一定打击，身体逐渐衰弱，卧病在床。1961年1月5日，终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殁后，安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

1981年11月1日，台湾台北市山西同乡会，在监察院二楼集会，举行先贤温寿泉、赵丕廉两先生百岁纪念，到会者200余人，由苗培成主持。会上由张彝鼎和苗培成分别讲述了温、赵两先生生平功绩。我的姑母赵秀珍、四伯父赵俨、堂兄赵致中应邀参加了纪念活动，并答礼致谢。

《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一书中，对祖父的评价是：“赵丕廉，早年参加过同盟会，曾致力于推翻帝制，光复中华。在山西产生过很大影响，不能简单地说他是个政客，他还是一个有爱国理想的人，他通过自己早年参加革命活动的切身体验，实际上是支持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和反对保守的。他在公开场合，既不提反对国民党右派，也不提及反对国民党左派，似乎对两者一视同仁，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是偏向国民党左派乃至共产党的。后来他在平津战役中，也是做傅作义和平起义工作人员之一。解放后，他拥护新中国，拥护共产党，直到他逝世。这说明他的思想上和他的一生活动中，始终是有着进步一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