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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在脚下

    时间:2020-09-29 07:58:5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文学期刊研究的新收获

    前不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在青岛召开理事会,会长丁帆先生倡导本学科大兴数据研究之风,并率先垂范,演示了他每年都要撰写的全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数据分析的样本。笔者深以为然,同时希望把本学科三大基础性建设,一并纳入数据化体系之中。在电子媒体出现以前,文学的生产与消费即作家与读者两极,完全是由文学书籍、文学副刊和文学期刊联系在一起的。书、报、刊就像三根坚固的柱石,支撑起现代文学的摩天大厦。这是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沿革、变异的最直接见证与最具象的载体,也是这一龙腾虎跃、云烟蒸腾、起伏腾挪的文学史最真切最生动最直观的体现。把这三种传统文学媒体的基本情况理清,复原其原生态历史状貌,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基础性系统工程。用我们习用的话说,这叫“摸清家底”。

    其实,早在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就推出了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一九一一至一九四九)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上、下两卷,三百零六万六千字,收录书籍一万六千六百种。据称该书“编纂了二十多年”。一九九三年十二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又推出了贾植芳、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收书一万三千五百种。文学副刊的编目,据说也由北京著名高校编纂中,已经有二十余年了,但现在还没有听到出版或杀青的消息。我们所做的,则是文学期刊的信息汇编,也即摸清文学期刊家底的系统工程。现在这部《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已经由青岛出版社分为两卷四册出版,共收集了从一八七二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创刊的一万零二百零七种文学期刊,一千五百一十幅封面图像,五百万字。应该说是这一领域有一定学术价值的新收获。

    “纯文学期刊”与“涉文学期刊”

    对于现代文学期刊的调查统计,其实早已开始。一九三五年,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为我们绘声绘色地描绘出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文学社团和文学期刊的形势图。阿英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则开列具有重大影响的杂志编目,汇集了若干重要期刊的发刊词,是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早期资料。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张静庐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现代出版史料》及其《补编》,其中辑录了关于现代文学期刊的史料多种。山东师院中文系曾编印现代文学史和作家小传等系列工具书,其中《1937—1949主要文学期刊目录索引》一书,收录了《人世间》等三十种文学期刊的目录及发刊词,成为这一领域最早也最可靠的成果。上海文艺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提供了《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艺战线》《浅草》《沉钟》《歌谣》《新诗歌》等期刊的介绍和创造社期刊目录等重要史料。关于现代文学期刊调查统计的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应该说是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内部出版)。该目录收录了一千五百八十六种期刊和副刊,是历史上收罗最多的一部。但仅限于上海地区馆藏的内容,革命根据地刊物、解放区刊物、国统区刊物、沦陷区刊物、海外华文刊物等大都未及列入。限于历史条件,依然把“七月派”的刊物与国民党当局主办的刊物一起列为“附录”,打入“另册”。几乎同时,联合调查小组的刘华庭等人,还编纂了《中国现代戏剧电影期刊目录(初稿)》,共收入七百零二种(与上述《目录》多有重复)。虽然收录难称完备,叙述也有失误,但毕竟收罗较为广泛,应该看作现代文学期刊研究的奠基性著作,是“文革”前一次非常难得的学术盛典,是当时条件下可能做到的认真踏实的学术建设。“文革”期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大灾大难时期,不但研究整理文学期刊完全没有可能,一些高校的教师,还因为收集整理期刊而蒙难。但山东师院中文系还是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编印了《鲁迅主编及参与或指导编辑的杂志》,向读者贡献出自《新青年》到《海燕》共十七种期刊的简介、目录和发刊词、终刊词、复刊词等,延续了该系一种值得称道的学术传统,也是特殊岁月里文学期刊整理的唯一收获。

    一九八八年,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由馆藏文学期刊最称丰富的北京大学和山东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教师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收录期刊二百七十六种。二○一○年,由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位教授主编、百余名博士及硕士生参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基础上大规模扩编,收纳了六百五十七种文学期刊目录,插图远较前者丰富多样。这两部巨著,都是权威版本,提供了诸多文学期刊各期的详细具体的目录,含篇名、作者、译者、栏目等。有的书后还设计了馆藏目录、作者索引等。

    但我们感觉还有相当数量的文学期刊没有“入围”。这完全不是资料不足所致,更不是编者见闻所囿,关键在于对于文学期刊的界定、认知不同,即何者为文学期刊何者不是,掌握的标准、尺度存在明显的差异。以《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为例,几乎所有相关著录都将其列为标准的“文学期刊”。其实,它与《小说月报》《诗》《戏剧》《电影月报》《太白》《现代文学评论》《世界文学》《译文》等区别非常明显:不但社会论文、政治论文刊发颇多也更为编者重视,而且后期完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是标准的政治期刊。如果以《新青年》为入选的标尺,上述《汇编》与《新编》似乎就应该纳入更多的刊物。为什么《新青年》可以正式入围而其他相似刊物遭到摒弃?大概就是因为该刊名气太大,影响太大,简直就是传统的现代文学期刊“发轫”的标识性刊物。我们则认为,如果要编撰文学期刊史,当然要而且也必须要选择影响大、作用大、质量高、水平高的刊物;而调查统计文学期刊,则应该也必须巨细无遗,宁滥勿漏。前者如金牌争夺战,须经过层层筛选关关淘汰,最后才强者胜出;后者如奥运会开幕式,大国小国强队弱队同场亮相。判断是否文学期刊,只有一个标准,就是其内涵是否具备文学性。确实,可以“入围”的某些期刊真的比较“烂”:有的仅出一期,有的仅在中学或小学校内发行,抗战时期创办的期刊大多纸粗墨淡,印刷校对都很粗糙,内容恶俗者更不在少数,恐怕都未必有资格进入文学期刊的史册。但是,一支足球队踢得再臭,能说他不是足球队吗?让观众们普遍感到恶心的那些烂电影、烂电视剧,统计影视剧数量时不也一部没有落下吗?由此,我们归结出文学期刊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纯文学期刊;二是涉文学期刊。前者除涵盖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门类外,其他如电影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外国文学、校园文学、女性文学、翻译文学等门类,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文学理论研究等领域的期刊,均应列入收集范围。所谓涉文学期刊,即涉及文学、具备某些文学性内涵的非纯粹文学期刊,系指设有文学、文艺栏目,或以一定篇幅发表文学作品、文学研究文章的综合性期刊,以及以一定篇幅发表文学作品或文学研究文章的其他专业性期刊,如校刊、学报、同学会会刊、同乡会会刊等。当我们按照文学性内涵这样的标准去认真发掘整理时,才发现我们的文学期刊真像是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花果累累。

    精准“划界”与科学“正名”

    同时,我们还关注、考量着文学期刊统计的边界尤其是起点的界定。二○○三年,最初把文学期刊调查统计作为一项中规中矩的学术事业时,拟定的课题是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上限就在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的发动。后来觉得此前的文学期刊,从内容到形式,其实并无明显差别,就上溯到一九一二年,把课题名称变更为“民国文学期刊研究”。二○一四年在预备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时,请教严家炎先生。他指出民国初建以前的文学期刊,亦应囊括在内。于是就把学术界公认的我国第一份文学期刊《瀛寰琐记》创刊的一八七二年十一月,作为整理的起点。这样既规避了现代、近代、民国等人为的时间切割,又符合文学期刊自身从内容到形式的本我历程。至于下限,安排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前,是没有任何争议的。起点上移,复原历史,应该是我们编著时的又一心得。

    要复原文学期刊的历史原生态,还有一个不可能绕开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为每种文学期刊科学地“正名”,使之只能是这样一个独特的“自我”,而绝不会与其他刊物混淆。

    总览文学期刊这个极其庞大的家族,同刊异名、异刊同名的实在太多。刊名叫作文艺或以文艺打头的,至少有一百零五种,刊名叫作诗或以诗打头的,至少有九十七种,刊名叫作文学或以文学打头的,至少有七十五种,刊名叫作小说或以小说打头的,至少有三十九种。而《文艺阵地》《文艺春秋》《红》杂志等,却不断改名,或者衍生出若干这样那样的特刊、合刊而实际上还是那家刊物。怎样识别这些姓名相似而“血统”各异的“叔伯兄弟”,不致混淆彼此,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经过多年的考量思索,我们设计了循实定名、网格定位的模式,即在刊名之后,用圆括号标示刊物的创刊时间与地点,以刊物实际出版的时间与地点为其“身份”的标识,类似商品的“条形码”,给读者判断文学期刊的真实具体“身份”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如果文学期刊的刊名有所变化或附带重要特刊,或者编辑、出版、发行地址有所更换,则采取如下表述模式:《文艺阵地·文阵丛刊·文阵新辑(一九三八·湖北武汉、香港、广东广州、上海)》《抗战文艺(武汉特刊)(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文艺节纪念特刊,一九三八·湖北汉口、重庆、上海)》。有的刊物封面与版权页、内封、书脊所署刊名不同,则尽可能并列注出,如《甲寅·甲寅杂志》,这样就解决了同一刊物不同表述时往往容易产生的疑义。而且,这家刊物在文学期刊总体格局中的位置,也就当即锁定,不致误判。

    今后路在何方?

    二○○三年十二月下旬,清华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河南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五家单位,共同发起“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解志熙等十五位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有素的学者,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并且由解志熙综合写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公识述要》(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二○○四年三期)。《述要》指出:应“首先在现代文学学科内部建立起文献工作的协作机制”, “允许并鼓励硕士生、博士生积极选取有关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课题作为学位论文题目”。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还准备创办专刊《文献与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读辑刊》(年刊),作为集中发表这类论文的园地。此后,中国学术界对于文学期刊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若干高校的博士、硕士研究生,纷纷把文学期刊研究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题,许多期刊均已有专人专题研究。

    从研究对象来看,这应该属于文学期刊的“个体研究”。尽管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但还是有若干有待开垦的“处女地”。例如在华东、华南、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解放区创刊的若干文学期刊,例如南京政府支持的若干文学期刊,例如在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创办的文学期刊,一向很少被纳入研究的视野,相关成果显得与文学期刊的实际情况多有出入。

    以某种标准或特定的地域划定一个文学期刊的群落开展相关研究,或许可以称为“群体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不少相关成果,但依然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特别是以文类例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文学、电影文学、文学理论与批评等为纲的文学期刊研究成果,依然稀见,未免遗憾。

    在文学期刊的总体研究中,周葱秀、涂明先生的合著《中国近现代文化期刊史》(山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应该是这一领域最值得珍视的、几乎是唯一的系统性硕果。二○一一年获批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期刊史料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虽然其“中心词”还是“文学史”,但毕竟以期刊为出发点,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期待其对文学期刊的发掘、整理与评估,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贡献。我们编著的《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虽然收罗比较完备,体系也有独创之处。但成本过于厚重,翻检颇为不易。某些以盈利为主的期刊全文数据库,往往因为专业性不够且索价过高,一般读者只好望而却步。国家斥重金设立的大型图书馆,把馆藏的珍稀期刊秘不示人却制作成高价图书出售,固然有利于保存史料,但对于经费匮乏的读者特别是人们对于平等享有国家资源的渴望,显然是难以平复的伤害。因此,一种公益性的收录完备、检索便捷的文学期刊数据库建设,已经被推到历史舞台前沿,正期待着海内外有识之士的创造性、前瞻性、全局性、高水平的勇毅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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