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的争论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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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之间的异同,有过一些争论,争论时隐时现,既发生在不同学界之间,又存在于同一学界内部。时至今日,争论已消退,但不同学界的分歧依然存在。
关键词:民族同化 民族融合 争论
在谈论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时,学术界反映出各种不同的见解,其中有的是对融合与同化混淆,有的是对融合与同化作各种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见解主要发生在不同学界之间。总体上讲,民族理论学界根据一些经典作家的论述,认为融合与同化是有本质区别的,应该作严格区分。所以新中国成立后,民族理论的一些资深理论家对此有专文论述,并予以澄清。在历史学界,包括民族史学界,可能是基于学缘的差别,很少有著名的学者就此问题展开过专门的讨论(翦伯赞、岑家梧曾提及这个问题,但也未专文论述),在历史学界,他们目前仍然习惯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之类的表述方式,而且乐此不疲,甚至往往见诸于各类历史教科书之中。由此可见,两个概念的理解在不同的学界目前仍有差异。
一、历史学界观点
1959年,著名学者吕振羽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历史上民族融合问题》一文,文章引用了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关论述,认为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民族将同国家、政党一样,趋于消亡,全人类将融为一体。可是文章接着指出,但这也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历史时代,就没有民族间的融合或共同性的形成、增长等情况存在。[1]因而认为,不仅在阶级社会有民族融合,甚至在原始社会公社制时代就有部落间的融合,并考察了中国各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强制同化和自然融合现象。
1962年,岑家梧在《历史教学》上发表了《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一文,其中有一部分谈到关于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他指出,“从严格的科学意义说来,民族融合是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的事情。”但“至于现在的历史著作中,当然也可以使用‘民族融合’一词,可是最好把历史上各民族的自然同化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民族融合,加以区别。”[2]可见,他是把历史上的自然同化当作民族融合的一种形式,这可以在其1980年发表的《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得到佐证,他在该文中谈到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时,文中的两个二级标题分别是“各族人民在共同斗争中推动民族融合”和“少数民族统治者有利于民族融合的改革措施”[3]。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1962年完稿,但因种种原因直到1980年才得以发表的《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一文中,除标题本身外,文中多次提及民族融合。[4]
在历史学界,明确提出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对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作严格区分的是翦伯赞先生,但他也未对此做过专文论述。翦伯赞在《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问题上,也有些不同的意见。最一般的情况是在论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人们总是尽量避免使用同化这个名词,而以融合代替同化。”“例如有人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同化说成是民族大融合,把辽金元时期的民族同化也说成是民族大融合……上面所说的‘古代的民族融合’,正是列宁所说的同化。”接着他认为“按照马克思、列宁的说法,在阶级社会的历史时期,只有民族同化,没有、也不可能有民族融合。”[5]
二、民族理论界观点
与历史学界不同,民族理论界对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问题特别关注。对此问题有过深入讨论,并最具代表性的文章当属章鲁的《谈谈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区别问题》一文,该文梳理了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问题上的种种不同观点,并结合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得出以下结论:民族同化只能消灭一部分民族之间的差别,只是由这一民族变成另一民族;民族融合则是要消灭一切民族的民族差别,把全世界的一切民族的人民融合成为没有民族差别的新人类。因此,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是两个有着本质不同的概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6]
章鲁在论述上述问题时,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相关论述为理论依据,以中国民族关系发展史为历史线索和事实依据,分析了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自然同化。认为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期,我国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同化。在这一时期,不仅“诸夏之族”与楚人、吴人、越人之间的民族差别消失了,而且进入中原的很多“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诸夏之族”之间的民族差别也消失了。
两晋南北朝到唐朝初期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的民族自然同化。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北魏”、“北齐”、“北周”等十多个政权,前后统治了约三百多年,在此过程中,他们大量吸收了汉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到唐朝初期,这些少数民族基本上被汉族同化了。
五代十国到明朝初期,發生了第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自然同化。在此期间,曾建立过辽、金、西夏的契丹人、女真人和西夏人,到了元朝初期,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征,被汉人同化了。
章鲁认为,上述历史过程,是各民族经过杂居、接触、交流而产生的自然同化现象。
(一)将上述历史过程中的片段进一步细化来考察[7]
1.夏商周时期的东夷。西周时期,东夷记载最多的有淮夷、徐戎。淮夷是分布在淮河中下游的夷人,徐戎是居于徐泗一带的夷人。周武王灭商后,东伐各国,灭者有五十国之众,在这五十国中,有不少是东夷之国,后属周王之天下。到了春秋时期,东夷各国,不仅经常参与“诸夏”之盟,在经济文化上也与“诸夏”非常接近。经过春秋战国,东夷与华夏因长期交往,甚至杂处,其差别就愈来愈少了。至战国末年,特别是到了秦统一之后,“其淮、泗夷皆散为民户”,意即已成为天下之民,而非夷了,说明进入中原的东夷已被同化。
2.南蛮。南蛮民族集团包括许多民族,楚是其中的一支。中原地区的诸夏,到春秋时期还把楚视为“蛮夷”,置于“夷越”之列。楚国虽被诸夏视为蛮夷,但因它与诸夏关系密切,当楚国大量兼并了汉水和淮水流域的华夏诸侯国后,当楚大量吸收了华夏族的文化习俗之后,它也就逐渐变成“冠带之国”了。“冠带之国”是华夏族与四夷,也是与南蛮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楚国变为华夏族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它的通用语言与华夏族基本相同了。
3.匈奴。匈奴这个族称始见于战国时期的记载。但这个族体则不始于战国,而有它更远的由来。在秦汉400多年的时间,匈奴从强大趋于衰落,从独立到臣服于汉,到为汉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在这期间,匈奴与汉既有互市、和亲、赏赐等和平交往,又有战争。据统计,汉人通过种种渠道,被掠、降俘和亡入匈奴者,最少也有10多万人。大量汉人的流入,不仅使匈奴的民族成分起了重大变化,而且对它的社会发展也起了重大影响。当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成为汉朝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之后,匈奴与汉的关系就更密切了,而且逐步走向汉化的道路。到后汉末年,南匈奴由于“久居塞内”,就“与编户大同”了。
4.鲜卑。鲜卑分支很多,拓跋氏是鲜卑族的一支,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东汉年间,北匈奴西迁,拓跋鲜卑不断南徙,居于匈奴故地,三国时期,拓跋鲜卑又进行迁徙,迁居河西。后来鲜卑建立魏国,史称北魏。为了统治被征服的汉等族,北魏统治者也不得不采取汉族的封建制度和文化,尤其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强令鲜卑贵族着汉服、改汉姓、行汉文、与汉族通婚。通过上述改革,加快了鲜卑族汉化的进程,最终完全被汉族所同化。
5.契丹。契丹属于鲜卑的一支,早期以畜牧和射猎为主要社会生产活动。唐至五代时期,契丹崛起并统一北疆各族,后建立辽国。辽朝文化吸收了大量的汉文化。契丹族接受汉族文化的影响,首推佛教和儒学。契丹入进入北疆之后,在唐代信奉佛教的基础上,又有发展,各地遍建佛寺。在尊奉儒学方面,太子耶律倍推尊“孔子大圣”,后来,“谒孔子庙”、祭孔成了契丹国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并吸收对儒家学说有专长的汉族知识分子参政。契丹之所以在历史上“消失”,实际上是汉化了。
6.西夏。西夏国建立后,西夏王室很重视吸收汉族文化。他们除了起用有贤才的汉族士人“主谋议”,“典文书”外,还把从中原输入的典籍译成西夏文,以便国人学习。不少西夏人学习汉文化,表现出很高的造诣。在绘画、音乐、建筑、雕塑美工艺术等方面,西夏也是广泛吸收了汉文化。最后也基本上被汉族所同化。
7.渤海人。渤海族是有以粟末靺鞨为主体建立渤海国后形成的,后来在历史上“消失”。有学者研究认为渤海人的流向有三:一部分变成了高骊人,一部分变成了女真人,大部分被汉族所同化。
按照民族理论界的传统看法,历史上的上述现象实为同化现象,而非民族融合。
(二)现代学者的观点
李维汉同志在《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也对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发表过论述。他认为,“民族同化”是一个表现历史上某种民族关系的名词。这个词适合于用来表明存在阶级对立和民族对立的社会中发生的一个民族同化另一个民族或者同化于另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民族融合,既然所指的是民族和民族差别的消亡,那无疑不是今天的事,也不是明天的事,而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是共产主义实现了以后才能逐渐实现的事。[8]
改革开放以来,很少有学者就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问题进行专门的论述,但有个别学者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部分的修正。例如,何叔涛在其主编的《民族理论教程》一书中认为,民族同化是发生于两个民族之间,反映的是民族间单向或双向的交往结果;而一体化是发生在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民族之间,反映的是民族间多向的交往结果,即甲、乙、丙甚至更多的民族经过长期交往,最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却是非甲、非乙、非丙的全新的一个民族;民族融合则是世界范围内民族形象的消失。所以,同化、一体化、融合是符合民族交往规律的运动变化结果,民族从单向或双向的交往开始,逐渐形成多向的交往,最后到共产主义阶段经世界性全方位交往而出现融合。历史学家所说的“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在何叔涛看来,一部分是同化,另一部分是一体化。另外,国内有一些学者,尤其是搞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借用国外人类学家的提法,将多个民族之间通过交往联系所发生的变化,即何叔涛所说的“一体化”称之为“涵化”,意为潜移默化间的共生共融现象。
三、综合上述分析,对民族融合和民族同化的讨论有以下结论
一是不区分,可以交替使用,这在历史学界非常普遍。
二是从时间、手段、数量或广度上对两者进行区分。从时间区分时,一种观点认为,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已经存在民族融合;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到共产主义阶段才有民族融合,历史上发生的现象只是民族同化。前一种观点主要在历史学界;后一种观点主要集中在民族理论界较为普遍。从手段上区分时,一种观点认为,自然同化就是民族融合,一般講的同化就是强制同化,所以历史上有民族融合。另一种观点认为,同化有自然同化和强迫同化之分,但两者都不是民族融合。前一种观点在历史学界(包括民族史学界)较为普遍,而后一种观点则主要在民族理论界。从数量或交往广度进行区分时,主要是加入“一体化”或者“涵化”来调和上述冲突,试图用“一体化”或者“涵化”来理解历史上大规模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互动,并以此将其与马恩列斯的民族融合区分开来。
现实的情况是,不同学界对上述问题仍未取得相对一致的看法,这可以从近十多年来出版的民族关系的著述和论文中得到体现。在有关历史、民族史的专著和编著中,用“民族融合”为题的就不在少数,在发表的论文中,涉及“民族融合”的更是不计其数,所以现在不同的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是各行其规,井水不犯河水。
参考文献:
1.吕振羽.关于历史上的民族融合问题[J].历史研究,1959,(4).
2.岑家梧.在教学上如何处理祖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J].历史教学,1962,(9).
3.岑家梧.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关系史上的一些问题[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2).
4.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J].历史研究,1980,(1).
5.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J].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1),(2).
6.章鲁.谈谈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区别问题[J].新建设,1962,(6).
7.翁独健.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李维汉.关于民族工作中的几个问题[J].民族研究,19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