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艺工作者的道义良知
时间：2020-11-19 10:35: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面对现实生活中种种不正常的文化现状，文艺工作者应以毛泽东的《讲话》为指针，认真反思“为什么人写”和“写什么人”的问题。社会在呼唤着文学艺术家的道义和良知。
[关键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道义良知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06-0060-03
长期以来，由于文艺界一些人士对“双百”方针的曲解，导致了“罂粟花”滥开。诸多不可忽视不能容忍的文艺怪现象，归纳起来大致有五：一是美化帝王将相的封建文艺；二是歌颂流民意识的流氓文艺；三是迎合低级趣味的媚俗文艺；四是心灵扭曲，失去道义与良知的铜臭文艺；五是缺乏生活本真的无聊文艺。这五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数不胜数，在招牌广告中比比皆是，在报刊影视中更是泛滥成灾。面对种种不幸的文化现状，披卷重温毛泽东一九四二年五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颇多感慨油然而生。
一、文艺工作者应担当的社会责任
文学艺术属于社会的意识形态，它不是本源的，而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又反过来服务于经济基础。从道德层面看，人民养育了文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应以自己的知识回报人民，回报社会。文学艺术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具有社会共享性和公益性。因此，文艺工作者必须担当起社会责任，不管是从理论上抑或良知上，文学艺术工作者都应当给社会提供健康优秀的文艺产品，来不得半点假冒伪劣，不能恩将仇报，更不能灭师欺祖!基于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必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当然，不同时期，文艺工作者担当的历史使命是不同的。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期。从一九三九年冬天至一九四二年五月《讲话》发表，是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最困难的时期，先是华北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度减产，人畜大面积死于饥饿，八路军、新四军广大将士已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时期，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趋于平稳，日寇对共产党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并实施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根据地面积严重缩小，民众由一亿人口猛跌到五千万，军队在激战中伤亡惨重，带甲将士由一九四○年的五十三万五千余人减少到四十一万。形势如此之严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唯一的选择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强大自己，以达到粉碎日伪军的疯狂扫荡，直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要达此目的，除了做艰苦细致的群众组织工作外，文学文艺工作者当然要发挥自身的舆论宣传作用。毛泽东指出：“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文艺工作者能够把履行社会良知的角色与承担的民族救亡的道义有机统一起来，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讲话》发表以来，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以积极向上的创作态度显示了《讲话》的实绩。但如今，却有人否定《讲话》精神，认为《讲话》是套在文学艺术工作者头上的一个紧箍咒，并常常引用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中的话来否定前者。邓小平认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其实，《讲话》与《祝词》的相关内容并不矛盾，只是很多人忽视了具体任务与根本任务的区别罢了。一九四二年，不仅全党的中心工作是抗战，而且一切都必须为了前线，毛泽东要文艺成为“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的命题，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任务，而“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塑造新的国民精神，则是文艺工作者毕生的根本任务，这个目的永远不会过时。《祝词》则是针对林彪、“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而讲的。在“文革”及其以前的“左”倾思想影响下，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被禁锢封杀，一大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遭到诬陷、打击与迫害，文艺战线风霜凌侵、百花凋谢，文艺工作者已噤若寒蝉，封笔缄口。针对林彪、“四人帮”窒息文艺生命的种种禁令和“衙门作风”，邓小平才讲了这一段名言，它是针对一种偏向而讲的，不能作各取所需的片面理解，更不能“六经注我”。“不要横加干涉”，并不是放任自流。在给作家以“写什么与怎么写”的自由空间时，邓小平并没有忽略文艺事业对社会理应承担的道义责任，在《祝词》中，他语重心长地提出：“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文艺工作者必须始终把握的经典内容。
由此看来，《祝词》与《讲话》的精神一脉相承，并无矛盾。二者均旨在强调文艺工作者所肩负的改造社会的崇高使命，正如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回首当今的种种非正常的文化现状，试问始作俑者的良心何在?社会责任何在? 民族道义何在?
二、作家的立场与工作对象
《讲话》中，毛泽东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锁定在两个层面，即为“为什么人写“和“写什么人”。首先，毛泽东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在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下，中国历史都以倒像呈现出来，人民创造了历史，而英雄伟人帝王将相却总是以“鲜活的身影”出镜头，就像木柴在下边默默无闻地燃烧，水壶在上边喧闹一样。近视的历史学家、文学家以及诗人画家等，总是盯着“水壶”做文章。即令在延安，很多文艺工作者虽然受到革命的熏陶，也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对此，毛泽东委婉地给予了批评，并特别指出：“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这里所说的工农兵，并不是一种局限，而是泛指人民大众，是“最广大的人民，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为什么人的问题，不仅是抗日战争时期文艺工作者的方向问题，也是现代社会文艺工作者应该始终把握的方向问题。在当前，文艺工作者都强调受众。有些人为了赢得更多的受众群体，不惜以下三赖手段去媚俗，去迎合市井少年的低级趣味。抗战时期，毛泽东将文艺的性质归纳为四类：即无产阶级文艺，封建主义文艺，资产阶级文艺和汉奸文艺。在今天，文艺仍然是有性质区别的，即刷新国民精神的进步文艺，歌颂美化帝王将相的封建文艺，胡窜乱改古典名著、无病呻吟的无聊文艺，以蔑视法律、践踏社会秩序为能事的流氓文艺等。现在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各类图书林林总总，各种传媒争奇斗妍；而另一方面，人民大众却很不情愿买书订报，因为大量广告充斥版面，电视买回去也时常关着，麻将、扑克却拥有
中国最广泛的“受众”群体，这足使每个有良心的文艺工作者汗颜、深思!
《讲话》在论述了为什么人之后，进而提出了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即“写什么人”。鉴于当时文艺界一些人士借口提高文艺质量而轻视人民大众题材的倾向，毛泽东在阐述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及其立足点之后，特别强调道：“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这不是强迫文艺工作者削足适履，而是文艺事业的应有之意。文艺的道义责任，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的，欲新一国之民，须新一国之文学。小说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类型，即令是各种传媒勃兴的今天，小说仍受到人民大众的特别喜爱，它也是很多传媒赖以生存的基础。小说的冠名，盖缘于它是以小人物的语言叙说着小人物身边发生的故事。古典小说和戏剧大多如此，诸如《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桃花扇》、《窦娥冤》等。以大家族为背景的诸如《红楼梦》，而《西厢记》依然以小人物口头语叙述小人物的故事为主要线索。也有以小人物身边发生的小事倒像呈现的，诸如《西游记》、《聊斋志异》、《济公传》等。《三国演义》略有区别，看似以“英雄伟人”为描写对象，以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实是喊出了宋元时期大众不肯接受元朝野蛮统治的心声，是借西蜀政权来证明流亡的南宗小朝庭的合理性，并以之作为反元斗争的旗帜。至于之后的一系列历史演义，都有东施效颦之嫌，从没有得到民众认可。
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延安当时产生了一大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说和戏剧，诸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白毛女》等，这一系列优秀作品，在团结人民，更新观念，激励前进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容轻视的作用。
如今，却有一些人把目光瞄向古冢中的帝王将相，瞄向土匪、流氓、武侠题材，操着与广大人民群众毫不相干的语言，生编硬造些与人民群众根本无关的情节。试问，如此这般何益于塑造国民精神? 何益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艺?
三、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
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不仅适合于延安时期，也适合于今天。所不同的是抗战早已结束，军事斗争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生活的主题，革命文艺也应由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艺所替代。
关于文艺的源泉，文艺工作者大都懂得，但要身体力行就难了。由于难，由于太艰苦，所以当时一些怕吃苦的人就强词夺理，说是“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吗?”针对这一“理论”，毛泽东不容置疑地回答说：“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里所说的继承与借鉴，主要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剖析刻划，艺术表现手法等，绝不是模仿以至于剽窃，不是美国有个《情系夏威夷》，中国就有个《情系×××》，前边有个《北京人在纽约》，后边就来个《南京人在×××》。
在文艺源泉的认识统一之后，毛泽东进而指出：“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毛泽东强调了三个内容，其一是态度。到群众中去就得实实在在地去扎根，只有扎下根，才能汲取营养。因为要扎根，所以连用了三个副词加以规范(长期地、无条件地和全心全意地)，这就使大家明白，强调困难或讨价还价是不可以的，蜻蜓点水、走马观花是不可以的，怀揣私心杂念也是不可以的。其二是目的，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观察(生活)，体验(生活)，研究(生活)，分析(生活)。文艺工作者毕竟不是物质生产者或指战员，而是带着创作的明确意图，所以不是简单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有眼、耳、身、脑并用，才能搜集到最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并进行提炼升华。其三是工作对象，在这里毛泽东强调了五个一切。五个一切说到底是一切人和一切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不用两个一切而使用了五个一切，是当时斗争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容易使一些文艺工作者产生畏惧心理，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别发生疏忽和遗漏。
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以赵树理、丁玲为代表的革命的和有出息一大批作家艺术家，才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作品。革命斗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深入生活扎根群众之中的创作途径并没有过时，正是遵循毛泽东的这一教诲，柳青二十多年一直住扎在长安神禾塬下一个荒僻的农村深入生活，终于完成了史诗般的《创业史》。陈忠实一直生活在西安灞桥白鹿塬上，其长篇巨著《白鹿原》成为中国现代小说一个新的里程碑。
反过来，我们不妨再审视一下当前的一些封建文艺、无聊文艺、流氓文艺等，它的泡制者哪一个深入了生活，扎根于群众? 没有的，都是香港亭子间，上海亭子间一直到全国各个亭子间苦思冥想出来的东西。再回顾一下二十多年每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吧，这是集全国文学艺术精华于一台的演艺盛事，其被重视度，其耗资之巨，阵容之大，竞争出演之激烈，是任何一个作品一个演出都不能望其项背的。不消说，中间产生过许多优秀的作品，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观众却大有一年不如一年的感觉。很多人常以众口难调和观众期望值过高来辩解。细究原因，就会发现这种理由是何等的瘪脚。当空洞的内容由宏大豪华场面装饰的时候，当相声没有相声基础而用“观众同志们，你们好”这一类陈辞滥调取媚的时候，或者用相互辱骂以至于自谑自辱的时候，当舞蹈没有生活根基，而只好突出服装的薄、露、透时候，当把登台亮相当成一种权利而为之拼凑内容的时候，想没有想过观众的感受，想没有想过为什么人和写什么人这两个原则问题?
文学革新古今中外已经发生过多次。一千多年前，中国就有以韩愈、柳完元为代表的古文运动，他们首倡通俗的写实文学，断然抛弃咬文嚼字、毫无生气的骈体八股。在欧洲有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在上一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有胡适、陈独秀先生首倡的白话文和文学革命。白话文主要解决的是为人民大众的问题，文学革命则是要解决写人民大众的问题。文学革命所要革掉的是“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的贵族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的古典文学，“深晦艰涩”、“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的山林文学。进而揭露了三种文学的通病：“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的穷达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95～98文学革新的历史足以说明，社会在始终呼唤着文学家艺术家的良知。
纪念《讲话》的发表却漠视《讲话》的现实指导意义，则不仅是文学艺术家个人的悲哀，也是文学艺术事业的悲哀。
[责任编辑：秦玉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