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天岳书院文化的时代特征及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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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岳书院在平江存在并发展了300多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天岳书院顺应时代发展规律，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文化特征。从儒家文化到湖湘文化，再到红色文化，多重文化在天岳书院的交汇，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平江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通过继承与创新而形成的成果。
关键词：天岳书院；平江县；文化；儒家文化；湖湘文化；红色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51-0258-02
当初，天岳书院是为了弘扬与传播儒家文化而修建的，但“平江起义”却赋予了它新的文化内涵。儒家文化、湖湘文化、红色文化三重文化在天岳书院交汇，让这所地方性书院大放异彩。天岳书院文化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1867年前以儒家文化为主，1867年至1928年表现出了儒家文化和湖湘文化并存的状况，1928年至今，红色文化占主导地位。天岳书院文化的这种特征，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脉络是紧密吻合的，展开对它的研究，对湖湘地区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文化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天岳书院文化的时代特征
（一）早期的儒家文化特征
宋光宗绍熙年间，在岳麓书院聆听朱熹讲学论道的生员中，有三位来自平江。后来，相继有六人成为朱门弟子，平江人统称他们为“九君子”。他们为倡明理学，先后在平江办起三所书院，当时程朱理学研习之风盛极平江，全省会试举人，竟有三次整榜全是平江考生。为感谢与纪念九君子的贡献，元代平江就建起了九君子祠，祠中有文道，“朔望行香，春秋奉祀，尊崇忠孝理学，以为后进楷模”。
从元代开始，全国私学大盛，书院在各地广泛兴起。湖南的书院以长沙、衡山、醴陵、平江、茶陵等地最多[1]。书院的建设主要由乡儒、富坤捐资，如史载：李璋，新宁人，元至元年间为平江州史，捐献15万贯并膏腴田四百余亩在平江县修建书院[2]。清代，书院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受此影响，1709年知县杨世芳在平江县城南小天岳山修建“天岳书院”。
天岳书院的建立，其目的是为了地方乡邻子弟提供学习机会。天岳书院的教学与当时其他书院没有什么两样，目的是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课程主要是四书五经，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和格物穷理，誠心正意，修己治人以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潘从龙在《昌江书院碑记》中有记：“故文教不先，不可以为治”。作为一种文化遗存，天岳书院是儒家文化在平江普及与发展的历史见证。它对古平江儒家文化的普及，社会风气的改善和地方教化的昌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清末与民国时期的湖湘文化特征
1867年，平江乡坤张岳龄、李元度慷慨捐助，对天岳书院进行重新修建。张岳龄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官至布政使衔福建按察使。李元度求学于岳麓书院，癸卯科举人，官至布政使衔云南按察使。二人为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得力助手，特别是李元度，曾两次回乡招募兵士，跟随曾国藩征战太平军和贵州平乱。李元度还著作颇丰，著有《国朝先正事略》60卷、《天岳山馆文钞》40卷、《天岳山馆诗集》12卷等。
张岳龄和李元度常年跟随左宗棠曾国藩，也深受其影响，都极力推行心忧天下和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思想。新修建的天岳书院完全以岳麓书院为典范，从建筑设计、庭院布局、规章制都参照岳麓书院风格。李元度为天岳书院撰写了“天经地纬，岳峙渊渟”这样一幅楹联，他寄希望天岳书院能多培养出既具有经天纬地之材又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志士。
到了清朝末年，湖湘文化迎来了另一个发展高峰期。在这一阶段，湖湘文化开始向思变与求新转型，并且人才辈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湖湘书院为了适应当时大环境与大文化观的要求，走向了改革之路，天岳书院也不甘落后。主持天岳书院这次改革的是洗宝幹。洗宝幹在《变通天岳书院课程告示》中为天岳书院改革指明了方向，“为变通书院课程以崇实学而起人才事”。洗宝幹与梁启超是同学，他写信给时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希望他能为天岳书院的改革出谋划策。如果说前期的天岳书院是儒家传经论道的地方，那么，这时的天岳书院就成了忧国忧民的湖湘志士走教育救国之路的实践场所。
（三）近代红色文化特征
真正将天岳书院文化推向顶峰的是“平江起义”。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在天岳书院大操坪宣布起义，由绝大部分平江子弟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第十三师，从这里出发，25万革命烈士（占湖南烈士总数五分之一），54位共和国将军用鲜血和生命共同构筑起共和国新的长城。他们上井冈、过长征、到延安、渡长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为新中国的成立立下不朽功勋。从此，天岳书院的名字便和“平江起义”联在一起，载入了中国史册。
1930年7月22日，红三军团团长彭德怀又在这里发动和指挥20余万红军、赤卫队攻打长沙，27日，一举攻克长沙城。1945年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359旅挥师南下，曾在天岳书院驻扎过一段时间。1949年7月18日，国共两党代表在此举行湖南和平解放谈判首次会晤，促成了湖南全境的和平解放。1979年，天岳书院与上海、南昌、瑞金、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同为“新长征火炬接力”点火之地。
平江起义后，天岳书院便贴上了红色文化的标签，书院改名为“平江起义纪念馆”，成了全国青少年道德教育基地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今，走进天岳书院，在古香古色的书院中，红色文化成了主题。从儒家文化到湖湘文化，最后转型成红色文化，天岳书院文化的这种转变必然有着它的背景。
二、天岳书院文化形成背景的梳理
“大抵人类文化，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不同，尤要的如气候物产等之相异，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其原始的生活方式之不同，影响到此后种种文化精神质大趋向。”[3]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是多元一体、多样共生的，文化也总是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形式来展现的，但其中总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起着支配作用。文化总是不断更新的，如果当某些文化价值观确实成为了妨碍进步的根本障碍，那么，除了倡导文化上的变革以外，就别无他途。[4]文化的更新也就是文化的转型，文化的转型体现了内因与外因辩证关系原理和事物向前发展的规律，用教条主义的态度讨论内因、外因孰主孰次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在这里，有一条更为根本的道理在起作用，即人类必须与自己的生存条件相统一，或者改变生存条件以适应自己，或者改变自己去适应新的生存条件。[5]
平江縣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面积大人口多，与省会长沙相邻，四面被连云山脉和幕阜山脉环绕，地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汨水自东向西贯穿全境，长约200千米。由于山多森林覆盖面积大，平江气候宜人风景秀美，没有涝旱之患，是一个宜居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很多的文人名士都喜欢在此居住。如晚年杜甫溯汨罗江而上，在平江登岸直至终老再无离开。因为毗邻长沙，即使徒步也很方便。当张栻与朱熹在岳麓书院会讲时，其影响很快就传到了平江，李儒用、吴雄、邹輗立即赶赴长沙，成为朱门弟子。而且李儒用、吴雄与朱熹关系非同一般，是朱子非常器重的学生。他们与朱子朝夕相处，记述朱子的一言一行，朱子的讲稿都有他们的贡献，用清代李元度的话说就是：“学者所读孔孟之书，皆朱子诠释之书，即皆练溪、伯英、良仲诸子讲肆叙录之书。”
书院作为一种教育组织是在宋代出现的，它一开始就是以独立、开放的教育组织形态出现的。官学以官宦子弟为培善的特定对象乃是其基本特征，书院则与之很不一样，它以培养平民子弟为办学宗旨，向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子弟敞开了大门，向社会下层开放，打破了学生入学的身份性限制，打破了官学地域性的限制，儒家“有教无类”的主张得到了实现。以宋代书院而论，平民子弟包括很广泛，既包括乡坤的子弟，也包括农家子弟，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书院还明确规定吸收贫寒子弟入学，并且在经济上给予资助。这也就是平江“九君子”能顺利就读于岳麓书院成为朱门弟子的根本原因。之所以后来天岳书院走的是同一条“亲民”路，与他们在岳麓书院所接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九君子”离开岳麓书院后，为传播儒家文化和昌明理学，他们回到平江分别创办了阳坪、台川、殊恩三座书院。从此，儒家文化与朱熹理学在平江山区盛极一时，虽然没有像朱熹这样的大师到这里会讲，但由于“九君子”才华横溢，教学有方，三所书院的教学成绩很是突出。平江书院经元而明俱废。
今天看来，天岳书院在不同时代所表现的文化特征，从朱熹的儒家理学在平江的弘扬，到经世致用心忧天下的湖湘精神，再到红色文化，天岳书院文化在不同时代的转型，既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平江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在儒家文化的基础上，通过继承与创新，而树立其新的文化传统。天岳书院文化在不同时代的转型，都为平江、湖南的发展以及新中国的成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表达了湖湘儿女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强烈愿望和卓绝胆识，更是湖湘儿女对先进文化的理想追求与实践。这样的追求与实践，无疑是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须紧密参考与对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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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学军.湖南教育大事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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