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中和”书学思想成因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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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享誉盛唐的大书法家颜真卿，真草兼通，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继王羲之后的又一座丰碑，并且形成自己独特的“中和”书学思想。究其原因，颜真卿不但有着深邃曲折的书学渊源，还经历过浩然豁达的政治人生，并且深受儒、佛、道诸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故在其渊源家学、宦海生涯和诸家文化思想的熏陶与感染之下，他师古为泥、博学能化、凌然正气、终成大家，在感性与理性中寻求出一种不急不躁、不偏不倚、兴会天成的“中和”之美。

[关键词]颜真卿；中和；书学思想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官至太子太师，爵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人，颜真卿郡望出自山东琅琊（今山东临沂）。在一千多年中（自春秋至唐代），颜氏家族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自孔门高足颜回之后代不乏人，到唐代中叶的颜杲卿、颜真卿堂兄弟，仍声名显赫。

颜氏从13世祖颜含随晋元帝渡江侨居建康上元（今江苏江宁）始，历七世而为江左望族。至北齐，五世祖颜之推入周，举族徙居雍州万年。尔后，高祖颜思鲁因奉迎李渊入关，授奉王府记室，其子颜师古官至秘书监，擢为有唐新贵，遂移居京兆长安县（今陕西西安）敦化坊，至颜真卿，业已四代。

颜真卿当是颜氏家族之骄子，这一切均离不开其家族传统书学渊源，还有其鲜为人知的官宦生涯，以及在政治上的过人胆识和智勇双全、精忠报国与浩然正气，历来为世人所景仰。其在开元二十二年（7 34）举进士第。翌年，擢拔萃科，授校书郎，自此入仕。而后颜真卿屡经宦海沉浮，多次迁贬，却只心忠于李唐王朝，最终于建中四年（783）奉使宣慰淮宁节度使李希烈，遭扣囚，至贞元元年（785）遇难，享年七十七岁。诏赠司徒，谥日文忠。

同时，从颜真卿身上也可以折射出儒、佛、道诸家文化思想的交融，真有一种“万古开心胸”的气魄与涵养，一种“中和”之美的协调与契合。正是这种非凡经历与深厚底蕴造就了颜氏“腴不剩肉，健不剩骨”、“质朴而不俗气，敦厚而不笨拙”的书风，形成其中庸、和谐的书学思想。

一、家学渊源是颜氏形成“中和”书学思想的基础

颜氏之家学渊源对其书学思想的形成是颇为重要的。当时，初唐书坛之风气，在近人马宗霍先生《书林藻鉴·书林记事》中有这样的记述：

“唐初太宗笃好右军之书，亲为晋书本传作赞，复重金购求，锐意临摹。且拓《兰亭序》以赐朝贵。故于时士大夫皆宗法右军。虞世南学于智永，因为右军嫡系矣。即欧阳询、褚遂良、阮氏目为出于北派者，亦不能不旁习右军，以结主意。及武后当朝，犹向王方庆索右军遗迹。是以贞观永徽以还，右军之势，几奔天下。世谓唐初犹晋宋余风学晋宜从唐入者，盖谓此也……惟唐初既胎晋为息，终属寄人篱下，未能自立。”（马宗霍.书林藻鉴·书林记事.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284.）

这一段评述文字旨在说明：初唐书家们在努力继承优良传统，不管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宗法右军乃习书正途：大多数习字者临摹学习选择的范本是受局限的，普通官吏更难以得到优秀范本。社会发展至盛唐前，也就是颜真卿的幼年时代，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这种模式不会有大的改变。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书法，毫无疑问更多地依赖于家庭教育。

颜真卿一族家居京城，世代为官，并以儒雅传家。与其结交皆为当时名士，以及结为姻亲的韦氏家族，在书學上均颇有建树。颜真卿在他手书的《颜勤礼碑》（图1）中曾记叙过：“（五世祖）之推北齐给事，黄门侍郎，隋东宫学士；……（高祖）思鲁博学，善属文，尤工诂训，仕隋司经局校中东宫学士，长宁王侍读；……（曾祖）勤礼幼而朗晤，识量弘远，工于篆籀，尤精诂训；……（其父）惟贞频以书判入高等历畿赤尉丞……”（颜真卿.颜勤礼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7-57.）

真卿自幼嗜书，秉承家学。琅琊颜氏的“家法”对他自有影响，在黄悖先生的《书法篆刻》中谈到：真卿三岁丧父，幼时家境贫寒，但他的母亲对他躬加训导，缺少纸笔，就以黄土扫墙习书，由于他的勤奋，二十岁便“学业有词藻，尤工书”。二十六岁时，“举进士第，试梓材赋诗，登甲科”。在潘景年先生《颜真卿年表》中有：颜真卿秉承家学，年青时便书法有成。而他并无门户之见，虚心向名师学习。他向草书大家张旭学习的恭敬态度就非常令人钦佩。正如他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所说：“仆顷在长安师事张公，竟不蒙传授……仆自停裴儆宅，月馀，因与裴儆从张长史话散，却回长史前请曰：‘仆既承九丈奖诱，日月滋深，夙庭工勤，耽溺翰墨，虽四远流扬，自未为稳，倘得闻笔法要诀，则终为师学，以冀至于能好，岂任感戴之诚也……”（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4：278.）最终张旭为其诚心所动，传授于他笔法。

还有，颜真卿对其舅父殷践猷的养育之恩，也铭记于心，在其《曹州司法参军秘书省丽正殿二学士殷君碣铭》中说：“长妹兰郡太夫人，真卿先妣也，中年孀嫠，遗孤十人，未能自振，君悉心训奖，皆究恩意，故能长而有立。”（颜真卿.颜真卿集.黄本骥编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195.）

殷践猷为书画家殷令名侄孙，隶书家殷仲容侄子，《新唐书·殷践猷传》中称“博学，尤通氏族、历数、医方”（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5683.）。与贺知章、陆象先、韦述以及颜元孙均是好友，被贺知章称为“五总龟，以谓龟千年五聚，而问无不知”（朱关田.颜真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7.）。颜真卿在其博学多才的舅父身边，自然受益匪浅。殷氏一门的书法以殷仲容最为著名，对颜氏的影响当最大。

还有，韦述是著名史学家，颜真卿岳父之兄，又是颜真卿舅父殷践猷的好友，曾在书府四十年，研学历史，饱读诗书，著书立说，家有藏书二万卷，皆自校定刊。并且“他还收藏古今朝臣图，历代知名人士画，魏晋以来草、隶真迹数百卷，古碑、古器、钱谱、玺谱之类以及当代名人尺牍题记。颜、韦两家联姻后，韦述的史才博识及家藏对这位侄女婿有一定的帮助”（朱关田.颜真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82.）。

在颜氏家族中，除了颜真卿在《颜勤礼碑》中的记叙外，又有其曾伯祖颜师古，少承庭训，博览群书，与兄弟勤礼、相时，都以文学入选为崇贤、弘文两馆学士。颜师古因考正《五经》而名振太宗朝，著作《匡谬正俗》八卷，《急就章注》一卷以及《颜氏字样》，“承继先祖余绪，开启三唐门户，作唐代正字学的先驱者，而名垂史册”（朱关田.颜真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20.）。其祖父颜昭甫，也有硕儒之称，擅长篆、隶、草书，有记载说他与内弟殷仲容齐名，而劲利却超过他。其伯父颜元孙，精于训诂，尤善书法，著有《干禄字书》，选楷书字样1599字，其中大部分字，又分别标出正体、通体、俗体三种写法，同时，书中还对某些形近、音近的字作了区别。可见这部书搜集、整理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颜元孙给予颜真卿的教益特多，颜其卿在其《神道铭》中说：“真卿越自婴孩，特蒙奖异，且兼师父之训，岂独犹子之恩”（颜真卿.颜真卿集.黄本骥编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164.）。其姑母颜真定，早年以“精究国史，博通《礼经》”（颜真卿.颜真卿集.黄本骥编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189.），被选为武则天的女史，又代母亲教诲两位兄弟颜元孙和颜惟贞，“教之《诗》、《书》，悉擅大名”（颜真卿.颜真卿集.黄本骥编订.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189.）。真卿父親殁后，又对颜真卿循循善诱，曾教以音辞之学以及李延寿《王孙赋》、崔氏《飞龙篇》、江淹《造化篇》和《五都赋》，为颜真卿以后的文学艺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颜真卿渊源书学的挖掘整理，不难看出，祖上“工篆籀，精训诂，善词藻，考文字”的优良传统和姻亲友朋的宏富藏学，对颜真卿早岁的生活学习有着必然的直接的浸染作用。颜氏在其《草篆帖》中说：“真卿自南朝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这样的环境和机缘，对于塑造其人格，建立其学业方向，形成其书学思想和确立其审美风格均有裨益。

二、沉浮不定的宦海生涯使颜氏“中和”书学思想得到了锤炼

少年时代已经是满腹经纶的颜真卿登上仕途后，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曾因得罪了宰相杨国忠，遭到排斥，京官被贬，出任平原郡太守。

时正值唐朝安史之乱前夕，当安禄山等阴谋活动刚有征兆时，颜真卿就有所察觉。他通过安禄山私下招兵买马、招揽人才等种种迹象，认定安禄山怀有不臣之心，将来必会谋反。于是，颜真卿暗地里做准备：“颜真卿到平原后，对安禄山的反状也很明白，处此险境，只能暗中预作防备，他假托防范霖雨，派人加固城墙，疏浚壕沟，登记丁壮，储备粮草。同时，他与文人集会，泛舟外地，饮酒赋诗，对外造成一种不修兵革的假象。”（严杰.颜真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50.）

这时，安禄山以为颜真卿不过一介书生而已，而且如此沉迷山水娱乐，肯定胸无大志，不足虑也，从此对他不加提防。公元755年，颜真卿派亲信赴长安，告知朝廷安禄山意欲谋反，但是朝廷不予理会。十一月，安禄山果然起兵，长驱南下，河北诸郡纷纷陷落：“《颜鲁公行状》：‘十一月，禄山反于范阳，众号十五万，长驱，自赵、定而南趋洛阳，散榜诸郡，莫敢枝梧。……’”（朱关田.颜真卿年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90.）

十二月，叛军攻陷洛阳，派段子光到平原胁迫颜真卿投降。颜真卿不畏强暴，当即斩了段子光，祭祀洛阳遇难的守城将士。然后犒赏三军，慷慨激昂鼓励大家杀敌，平原将士颇受鼓舞，附近州县的勇士豪杰也纷纷归应。一时河北乡勇英豪二十万，推举颜真卿为首领，共赴国难。安禄山恨颜真卿入骨，不久他攻破颜真卿堂兄颜杲卿为太守的常山（今河北藁城、正定、元氏），纵兵屠城，把颜杲卿押赴洛阳，凌迟处死。颜真卿化悲痛为力量，依然担任河北采访使职务，配合河北节度使李光弼作战。公元756年，李光弼和郭子仪同时攻打赵郡（今河北赵县），大败叛军于常山以东。但是由于朝廷内部矛盾重重，将相不和，导致潼关大败，门户洞开，叛军长驱直入，长安沦陷，玄宗仓皇出逃，沦落四川：

“（756）正月正卯朔，安禄山称帝，国号燕，改元圣武。六月辛卯（初九日）潼关失守，乙未（十三日），玄宗仓皇西奔，丙申（十四日），至马嵬驿，军士杀杨国忠诸人，玄宗被迫缢杀杨贵妃。丁酉（十五日），将发马嵬，百姓请留太子李亨，许之。己亥（十七日），京师沦陷。七月庚辰（二十八日），玄宗至成都。太子七月辛酉（初九日），至灵武，甲子（十二日），即皇帝位尊玄宗为太上皇帝，改元至德，是为肃宗。”（朱关田.颜真卿年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98.）

于是，朝廷调河北李光弼、郭子仪回陕西，负责收复首都的任务。一时河北兵力空虚，大部分土地复归叛军之手，最后只剩下平原、清河、博平三郡，内无粮草，外无援兵。颜真卿考虑到固守孤城，徒劳无益，只能消耗有生力量，于是决定撤离河北。肃宗至德二年（757），颜真卿到了凤翔（今陕西凤翔），见到肃宗皇帝，被任命为刑部尚书兼御使大夫。十月长安收复，颜真卿随朝廷回国都。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颜真卿是不可能静心研思书法的。其间，他在乾元元年（758）写过《祭侄季明文稿》。是时，季明横遭杀戮，正当英年，且归葬时已失身躯，仅存头颅。抚今追昔，颜真卿不由得疾痛惨怛，哀思郁勃，从字里行间、遣词造句中流露出一种萦于忿激、血泪并进、悲愤交加、情不自禁之情。但在此之前，颜真卿已经在书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并且有了这个刻骨铭心的经历，总对其意志有了磨炼，性格有了改变，也为其书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可是，颜真卿到了长安，其直率性情再次得罪了当朝权贵。在长安做京官只有两个月，又被降职，出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刺史；三个月后，转为蒲州（今山西永济）刺史。不久，又受到御使唐明的攻击，被贬饶州（今江西波阳）刺史，次年六月，调任升州（今江苏南京）刺史。一系列的职位调整，反映了他个人在宦海中的起伏波动，也正是颜真卿屡遭权贵打击的写照。

自唐肃宗始，宦官开始干预朝政。肃宗亲信太监李辅国专掌禁兵，宫廷内外，独断专行。对这个权倾朝野的人物，颜真卿偏偏不肯曲意逢迎，引起李辅国的嫉恨。后来由于莫须有的罪名，被贬到二千里外的蓬州（今四川仪陇）做长史。肃宗去世后，其子李豫继位，是为代宗。代宗继位不久，贬黜李辅国，召颜真卿回长安，委任户部侍郎；两年后，又委任他做检校刑部尚书（代理刑部尚书）；三月，晋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代宗虽对颜真卿封赏有加，但并不能说明颜真卿深得皇上的信任。代宗最信任的大臣是宰相元载，这是唐代著名的奸相。元载和他的党羽专权受贿，陷害异己，正直的颜真卿看不惯，有时就当面与元载争论。颜真卿不但得罪了宰相元载，而且不满当朝太监鱼朝恩和右仆射郭英义。公元764年，郭子仪到长安朝见天子，代宗率百官迎接。饮宴席上，郭英义竟然把鱼朝恩的位子安排在诸位尚书的上首，引起颜真卿的大不满，为此写了《与郭仆射论座位书》（图2），责问郭英义的造次。有文：

“十一月□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谨奉书于右仆射定襄郡王郭公阁下。……”（朱关田.颜真卿年谱.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159.）

《与郭仆射论座位书》表面上看来，是为了坚持一些所谓的礼仪，这实际上反映了颜真卿不畏强权，反对鱼、郭等人的一种政治斗争。其书法亦随意自如、天真烂漫，其淋漓挥洒处，如挟风雨而行云空，横斜曲直妙韵迭出者，尤见瑰异。颜真卿在仕途生活虽经此颠簸，多有羁绊，从其书法看来，心态却如此坦荡。

在大历元年（766），由于颜真卿向代宗提出反对宰相元载的意见，使元载勃然大怒，就向代宗说颜真卿有诽谤大臣的罪过，结果代宗听信谗言，把颜真卿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司马。自此，开始了为期11年的被贬生涯，不久又转到抚州（今江西抚州），后又转到湖州（今浙江吴兴），至公元777年重新被朝廷启用为刑部尚书，后为吏部尚书。

公元779年，代宗去世，其子李适继位，是为德宗，宰相杨炎。颜真卿终究是性情忠直、不畏权贵之人，而杨炎与元载交厚，不满颜氏之耿直性格，遂免其吏部尚书职务，授太子少师的头衔，削弱了颜真卿的实权。

唐德宗想改变藩镇专权割据的局面，结果引起藩镇叛乱。朝廷派兵讨伐，出师不利，不但没有平定叛乱，反而使叛乱蔓延开来。公元782年，参与叛乱的藩镇中，淮南节度使李希烈势力最强。他自称天下都元帅，派兵攻陷汝州（今河南汝南），直逼东都洛阳，一时朝野震动。这时，宰相卢杞怂恿德宗皇帝派颜真卿劝服李希烈退兵，以平息叛乱。已经70多岁的颜真卿明知此去凶多吉少，还是不顾个人安危，前往汝州。果然不出所料，颜真卿刚去汝州就被李希烈软禁了，直至殉国。在猎猎的西风里，这位刚毅忠诚、反对分裂、与权贵反臣斗争了大半生的英雄，走向了叛军的绞索，为国捐躯。

综观颜真卿的为官生涯，其实自肃宗朝始，仕途就并不平坦，充满针棘，不能尽信于君，尤其永泰二年（766）因忤权相元载出贬外郡，从此心灰意懒，不多过问功名时政，而广交文人雅士。尤其抚、湖任上，政简务闲，于诗文之外，更多的是寄情翰墨，以求自娱。颜真卿存世书迹，大部分出于此时，并且始见矜练，力求文质并重，以臻适宜。这也正是在个性张扬与心灵思考的碰撞之下产生的精辟之作，同时书学思想也得到了锤炼。

三、颜氏“中和”书学思想受到儒、佛、道文化的影響

对于颜真卿来说，从小有着深厚的书学渊源作为基础，并且经历过非凡曲折的宦海生涯，使他的书法艺术与书学思想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绝非常人可比。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还生活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相当发达的盛唐时代，在这样一个包罗万象、欣欣向荣的时代，儒、佛、道诸家文化思想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颜真卿当然无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多元文化的熏陶与感染，使其书学思想更趋于“中和”，更接近成熟。

首先，颜真卿出生在一个儒学文化浓厚的家庭，其五世祖就是北齐出名的硕儒——颜之推（前文已有叙述）。至唐时，其家族人才济济，名儒辈出，他当有良好的儒学修养，在其仕途中同样表现出来的也是儒家忠臣之士的风采，时刻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当作自己的为官做人之道，即使是在堂兄颜杲卿殉国后依然没有动摇他的忠心，并以颜杲卿的忠心为自己的榜样，真可谓忠心耿耿。

在《新唐书·颜真卿传》中记载他曾主持太庙：“方朝廷草木不暇给，……真卿谓礼仪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为达识。又建言：‘春秋，新宫灾，鲁成公三日哭。今太庙为贼毁，请筑坛于野，皇帝东向哭，然后遣使。’不从……”（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2003：4854.）从这一记载可以看出颜真卿是一位硕儒，惟其如此他才有资格主持太庙。那么，在他的书法风格和书学思想中必然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其次，在颜真卿一生所留下来的书作中，有不少是关于道教的，或者是与道教相关的。如：《华盖山王郭二真坛碑铭》、《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图3）、《华岳庙题名》、《晋紫虚元君领上真司命南岳夫人魏夫人仙坛碑铭》、《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铭》、《麻姑仙坛记》（图4）等。从唐朝的大背景来看，唐朝政府极力支持道教的发展，南怀瑾先生曾有这样的叙述：

“自古中外的宗教，其根本虽然都建立在群众的信仰上，但它的发展，大都仰仗帝王政权的崇奉而取得优势。如果宗教也可以范围于命运之说，则道教的命运，一至于唐初开国，实为鼎盛时期，此时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有所保障，且在民间信仰上，也是与当时的佛教分庭抗礼。道教从此稳定基础与展开后来的局面，全仗大唐天子与老子是同宗的关系，诚为不可思议的史实。”（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53.）

既然如此，在大唐盛世出现我国道教发展的高峰就是常理之事。在此背景下，一个享有盛誉，为人折服的书法家为统治者支持的宗教撰写碑文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然而，参阅多种文献证明颜真卿不是道士。虽儒道有别，但都是生长在中国的文化思想，当有共同之处，忠义就是其相同点之一。在颜真卿身上，所具有的“忠义”正是其同时接受儒道文化的契合点，从这个基础上来说，我们不可以抹杀道教文化在颜氏书法中体现出来的韵味。杂志《法音》中有：

“颜真卿书法的神龙变化，表明他的艺术创作已经超越了单一功用性的目的，进入到摒弃功用，而直指心源的纯艺术境界。从艺术与哲学的关系来看，他的这种创作，已经脱离儒家讲求美善合一，强调功用、统一、规范的模式，而进入到庄子天人冥合，自由无碍的境界。”[黄君.佛教对颜真卿书法的影响.法音，1994（11）.]

再者，颜真卿在热衷于道教的同时，也崇信佛教，这与当时佛教与老庄思想融合、佛道二家教义互释等现象密切相关。这说明颜真卿的思想是佛道并存的。

在颜真卿儒学化的现实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一个佛道融合的体系，这是一个有史籍依据的事实。据《颜氏家谱》记载，颜真卿家学渊源中即有着浓厚佛教思想。其五世祖颜之推就是一位参佛有得的居士，在著作《颜氏家训》中，强调子孙要“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颜真卿在中年之前，由于仕途得意，生活境遇良好，参与佛教的活动较少。五十岁左右，他亲身经历平定安史之乱的残酷战争，数名家人在战争中丧生，家境由此下衰。安史之乱后，仕途并不如意，其人生态度、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遭到贬谪之后，便一改执著儒雅之常态，开始寄情山水，沉湎诗文，依托佛道。当他途经江州（今江西九江），登佛教名山庐山，游东林、西林二寺；在杭州，与皎然交游密切，《韵海镜源》完成后，“命皎然师赞二十卷”；在抚州，为重建谢灵运翻经台而撰写两篇记，在《颜真卿评传》中记叙：

“大歷三年（768）五月，颜真卿迁抚州（今江西抚州）刺史，……抚州城东南四里有翻经台，因谢灵运昔年为临川内史时在此翻译《涅檗经》而得名，到这时早已梁柱无存。颜真卿见了遗址不觉愀然，在吉州结识的僧人智清发愿修建，落成之日举行盛会，颜真卿为撰《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此后又撰《抚州宝应寺律藏院戒坛记》。”（严杰.颜真卿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97.）

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佛教教义与历史的熟悉，透出对佛教的尊重。还有，根据朱关田先生《颜真卿年谱》记载，颜真卿先后于乾元二年（759）、乾元三年（760）、大历八年（773）、大历九年（774）为肃宗皇帝立放生池一事三度书碑，两度奏表，并记叙其全过程。颜氏如此虔诚地铭记此事，无疑体现了其对佛教轮回思想的信仰。诸多事实表明颜真卿已经深谙禅味，参学有得，所以他终于在湖州，成为慧明大师的“菩萨戒弟子”，作了一个正式的居士。但是，他的信佛尚未完全摆脱现实人生的束缚，就其实质来说，乃是由入佛的途径达到了老庄的虚静的境界。颜氏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正是内心多种体验的自然流露：忘情忘我的创作心态，已是“我心即佛”的另一种表现：以情感体验为原动力的创作模式，表明其思维已经深深地受到佛家直觉感情的影响。

见此，正是这种儒、佛、道相结合的思想境界，深刻地影响了颜真卿的书法创作模式及其书学思想，使其艺术生命放出夺目的光彩。颜氏之行草书代表作更是受儒、佛、道思想影响，力破陈规，直指心源，是自由表现的典范，是理性与感性间寻求的平衡点。试看《祭侄季明文稿》（图5）（创作背景前文已有介绍），那忽粗忽细、“歪歪斜斜”的字体和屡屡出现的偏锋、“败笔”，特别是那些肆无忌惮的涂抹、修改，充分体现了创作主体当时并未把既定的规轨法度放在心上，而是一往情深地将内心感受凝聚在文辞里、倾注于笔墨间。所以，创作变为一种纯直觉的内心观照，一种下意识的形式构成，单纯从某一家思想或其学书经历或其政治人生是无法准确、深刻理解颜氏书法的精神内涵。只有全面把握颜氏之思想状况，并按照艺术形成的客观规律，注意到儒、佛、道思想对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才能真正理解颜真卿书学思想的丰富内涵，才能真正体会到儒、佛、道思想在其“中和”书学思想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通过对颜真卿书学渊源、为官生涯和受到儒、佛、道诸家文化思想影响的探求，证明了三者对于形成颜氏“中和”书学思想来说，是为原因，且颇为重要。颜真卿正是以这一“中和”书学思想，结束了初唐书坛一百多年来被“王书”笼罩而无法出新的局面，并且形成了盛唐书风一种新的审美风尚，一改前人瘦媚为丰妍，另有一番风韵。颜真卿经过多方取法，广取博采，既虚心学习前贤，又善于妙造自然，通过不断创新而形成的书学思想影响了盛、中、晚唐书风及后世千年书风，正可谓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些现象归根于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灿烂的时期，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十分强盛，使国力空前，同时也是一个变革的时代。那么，颜氏“中和”书学思想的形成正是其书法艺术自身发展与时代相契合的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

当然，从颜氏“中和”书学思想中所辐射出的是一种中国深层次的艺术底蕴，是一种中西大融合的文化内涵。在多元文化相互碰撞、多重思想相互冲击的今天，总会有一个支点和一根杠杆来平衡这种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的不协调，那就是“中和”。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是人们的思想麻木和意识矛盾，在功利的纷争中，显出出更多思想意识的偏激与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哪种思想文化妥协倚从，只能在兼容并包中“求同存异”。以上是我通过颜氏“中和”书学思想所引发的一点思考。

颜真卿谢世已1200多年了，其“中和”书学思想、艺术风范犹存，世代追随学习者不衰，这种影响自唐代延续至今，波及后世众多书家。颜氏“中和”书学思想犹如艺海中的一盏明灯，永远照耀着人们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