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一体,宦海不归路
时间：2020-12-10 07:57: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随着河北省沧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判决生效，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的受贿罪，已盖棺定论。沧州市中级法院经审理查明，1994年至2009年，张春江先后担任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经理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承揽业务、追要欠款等事项上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北京依镝电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世存、北京阳光加信广告公司董事长杨蕊宁及其丈夫张锐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46万余元。
作为即将接任中国移动掌门人位置的张春江如何从权力的中心走上犯罪的不归路，谁又是张春江腐败的推手，一度扑朔迷离；其大起大落的人生，锒铛入狱的结局不仅在电信行业，也在整个国企高层，再度敲响了防腐的警钟。
电信业的“铁腕改革派”
张春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1982年初，他从北京邮电大学毕业后，先在辽宁省邮电管理局任职，1985年入党，升至大连市邮电局副局长，1993 年8月，任辽宁省邮电管理局副局长。1995年1月，调入邮电部，历任移动通信局局长、电信总局副局长和办公厅主任等职。
在电信行业，张春江一直以“铁腕改革派”的形象出现。他平时用得最多的词是“闯关”，他曾说：“痛就痛一次，硬着头皮也要闯过去。要一揽子解决问题，我的想法是，彻底取消初装费，手机单向收费，长途以秒计费；国际、国内长途电话、互联网费用大幅度成倍降，一次降到位。”
其铁腕还集中体现在横拆中国电信上。2001年时，在是否重组和拆分中国电信的问题上，主要分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拆分，另一种意见不主张拆分，只要放宽市场准入就能实现市场竞争。主张拆分的意见中又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竖拆，即按业务拆开；另一派主张网业分离，即成立专门的网络管理公司，由政府统一行政调度，由竞争运营商租用。正当这场大讨论激烈进行之时，一个横拆中国电信的方案横空出世：“按地域拆成两大集团。”这个方案的主导者之一就是张春江。横拆方案遭到了许多质疑，有人认为，这种拆分方法只会将全国垄断变成局部垄断，彼此之间并没有形成有效竞争，而且地域间的互联互通将会成为很大的问题。然而讨论进行了半年，最终还是横拆了。
根据国务院批准《电信体制改革方案》，原中国电信一分为二，将其资源划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北方共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电信公司归“北电信”；其余归“南网通”。这次拆分，既是中国电信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也是张春江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因为从此他开始执掌网通，从部委空降到国企，权力一发不可收拾。
2003年5月，时年45岁的张春江开始执掌网通。到任后，他立即以铁腕手段大力裁员，以“迅雷”之势拉开整合大幕。2003年7月15日，网通集团北方融合重组工作全面实施。2003年11月6日，中国网通集团国际通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2004年11月16日，中国网通正式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第二天上午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
但2008年，张春江的人生轨迹开始走下坡路了。
这一年，中国电信业启动了第四次中国电信行业大重组。伴随着这次改革，三大电信运营商高层人事发生了变动。同时，张春江由中国网通履新中国移动。于是，张春江执掌网通时期的账目黑洞被曝光。有消息称，中国联通接手中国网通之后，发现网通存在巨大的虚报业绩行为，亏空或高达200亿元。张春江虚报网通业绩，很可能是为了在联通重组网通后，能出任联通一把手。但事与愿违，他出任了中移动二把手。这次人事变动也直接导致了张春江案东窗事发。
神秘的行贿人
翻开北京邮电大学电信工程系7711班的通讯录，张春江和宋世存都是同学中曾经和现在的佼佼者。虽然宋世存交给母校的通讯地址是不知所以的北京安全通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可是熟悉电信行业的人都知道，他不仅是北邮恢复高考后第一届载波班的班长，而且毕业之后不久就担任了北邮校友、邮电部副部长和后来的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的秘书。张春江的仕途也很顺利，刚毕业3年就当上了大连经济开发区邮电局副局长，后来又升任了大连邮电局副局长，1993年调入辽宁省邮电管理局任副局长，在沈阳停留不到两年，旋即调入京城到邮电部任职。
宋世存的仕途在1991年意外地画上了句号——因泄露国家机密获刑4年，出狱后从商。张春江却在中国电信业的改组中风生水起。
从大连到沈阳再到北京，毕业30年，两个老同学的交往从未间断，在张春江买房子，儿子上学，情人、母亲看病这些人生大事里均可看到宋世存的身影。宋世存在给有关部门的证言里说，他多次跟张春江说过，只要张春江需要钱，就跟他说。
2003年春节前，宋世存到张春江家拜年，用报纸包了20万元人民币，让张春江过节花。2004年初，两家关系更近一步，宋世存购买了大兴区庞各庄镇丽水佳园小区A20、A26两套相邻的别墅，装修并购买家电，其中A20写在了张春江的儿子张大川名下。张春江对这套总价332万多元的别墅只支付了48万元，其余都由宋世存承担。为了防止调查，张春江和宋世存编造了一份张春江购买别墅的出资证明，根据呈堂证供，这份出资记录的大致内容是：“除了第一笔48万元之外，2004年4月，张春江和母亲关心同宋世存一起，在房产公司交纳了房款120万元，又分两次给宋世存现金人民币25万元和30万元。2005年初，付给宋世存1.5万美元。”2005年张春江将别墅的户主更名为母亲的名字，即便如此，这项赠与交易也并不保险。一年后，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对张春江在昌平区香堂村给母亲购买的小四合院房产进行调查，张春江为避风头从大兴区的别墅里搬了出来，并让秘书王传宝找人把户主更名为宋世存。之后，宋世存还给张春江50万元房款。
张春江的妻子姬蓉也是北邮的大学同学，去美国多年后又把儿子张大川也接走读书。张春江跟宋世存聊天时谈起儿子每年的学费要几万美元，听者有心的宋世存便主动提出要帮助张春江解决学费问题。随后，张春江的妻子姬蓉将其在美国的银行账户信息给了宋世存，2006年4月，宋世存转给姬蓉20万美元。
官商合作的生意经
张春江供述：“宋世存多次跟我说，他赚的钱两个人老了一起花。”这样的兄弟情除了老同学的感情基础，也由共同利益而维系。1994年宋世存出狱经商，第一笔生意就找上了在辽宁省邮电管理局任副局长的张春江。当年6月，正逢移动电话资费第一次大幅度下调、“大哥大”降价，人们的通讯设备从传呼机开始向手机过渡，手机成了当年的紧俏货。宋世存找到张春江帮忙联系手机销售业务，张春江给当时负责手机统购统销的邮电器材公司经理周家广打电话，要他给予关照，周家广就从宋世存手里订购了2万部手机，这第一桶金宋世存赚到人民币100多万元。拿着这笔钱，宋世存注册了北京铱镝电讯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主营除了电子通讯的技术开发、服务、信息咨询外，还销售五金交电、机械电器设备等。
2002年中国电信分拆，移动业务被剥离出来，固话业务的利润空间有限，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大固话运营商开始力推从日本引入的无线固话技术小灵通。宋世存从这里看到了商机，在香港注册了力晋公司，开始了代销UT斯达康的小灵通业务。但是这个生意也没有做很长时间，小灵通的市场迅速衰落。到结算时，斯达康拖欠宋世存1000多万元提成款。当时，斯达康也陷入了困境，2005年财报全年亏损了4.62亿美元，到了2006年依旧没有好转，宋世存的欠款也没有支付。他再次找到老同学张春江帮忙。张春江时任中国网通一把手，对斯达康公司的存亡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法庭提供的证据，中国网通2003年到2007年从斯达康采购了95亿元人民币的通信设备和通信终端。宋世存随即约张春江和UT斯达康吴鹰吃饭，根据宋世存的证词，在饭桌上张春江要吴鹰归还欠款。吃饭后不久，2006年2月，UT斯达康往宋世存公司的香港账户里汇了83万多美元。
宋世存和张春江的密切关系也成了宋世存很好的生意招牌。2007年北京一家公司的董事长陈升想与中国网通合作，在天津开发区建IT外包业务基地，通过中间人徐长军找到宋世存，希望能跟他合作共同赚钱。陈升和徐长军在提供的证词里承认，找宋世存合伙是因为他与张春江的密切关系。张春江为此专门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IT外包业务的会议，邀请宋世存、陈升和徐长军参加，在会上同意了这个合作，后来因为天津的政策原因，这项生意没谈成。
招投标中的权力寻租
除了老同学宋世存，大连时期就结识的老朋友张锐夫妇也搭着张春江权力的便车。2004年中国网通公司就广告创意进行招标，并在采纳创意的同时也将由中标公司承担中国网通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宣传。张锐的妻子杨蕊宁经营的阳光加信广告公司也参与了招标。根据杨蕊宁提供的证言，她首先征求了张春江的意见，张春江要她在广告创意里突出“老”和“宽”，随后，杨蕊宁把这个提示告诉了公司经理庄厉。为了确保中标，在公开招标前，杨蕊宁又拿着公司备选的几条广告词找张春江征求意见，张春江私下选中了“中国网，宽天下”这条广告语。
经过评选，中国网通公司品牌宣传评估小组选定了杨蕊宁的阳光加信公司和另一家广告公司作为最后的候选公司。张春江说，“中国网，宽天下”的广告创意不错，决定选阳光加信公司作为企业形象宣传代理。品牌评标小组成员的证词说：“因为张春江是总经理，对选择哪个广告公司有决定权，其他人没有提出异议。”
“中国网，宽天下”的广告词随着中国网通密集的广告投放而家喻户晓，它成为当年中国广告业的成功案例，还获得了“2004中国国际形象片展”大赛银奖和2004年中国广告节铜奖。赢得网通企业形象的全权代理，除了给阳光加信公司带来巨大的声誉，让这家公司在业界声名鹊起外，也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根据杨蕊宁的证词，中标后广告代理费为2亿元人民币左右，公司利润在几千万元。
张、杨夫妇由此对张春江也是投桃报李。中标当年的夏天，张春江的妻子姬蓉带着儿子张大川从美国回到北京，张春江向张锐借了一辆丰田佳美轿车供妻子使用，张锐把这辆车过户到姬蓉名下。当年底，张春江将20万元车款付给张锐。当时，张锐公司的员工租住着张春江在知春里的房子。2007年春节，张锐以折抵房租的形式把车款退给了张春江。但是根据杨蕊宁的证词，他们此后每年依旧付张春江房租，张春江也照样收下，再也没提车款抵房租的事情。
2008年10月，张春江同妻子姬蓉离婚，向宋世存借了250万元给姬蓉买房子。张锐提供的证词说，宋世存经常打着张春江的旗号做生意，由此他向张春江提出，找宋世存借钱影响不好，可以由他来解决。张春江同意了这个建议。这之后，张锐从妻子杨蕊宁那里要了50万元，在跟张春江吃饭时，放到了张春江汽车的后备厢里。又从北京威信泰克技术有限公司支取了200万元分红装进一个黑色拉杆箱，由妻子杨蕊宁送给张春江。这笔钱并不算借，根据张春江的供词，因为他给张氏夫妇提供过帮助，借只是一个托词。因为按照他的处事风格，如果借钱一定会给张锐借条的。这笔分两次行贿的钱，张春江把第一次的50万元用来还给老同学宋世存，然后又拿出10万元与自己拼凑的39万元一起给了前妻姬蓉，后来又取出了30万元还给另一个朋友张宝胜。
2009年12月，老同学宋世存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与宋世存有金钱和房产来往的张春江感到不安，将张锐装钱的箱子和所剩的160万元现金退还。2009年12月25日，张春江被中纪委双规。
后记
张春江案发后，时任中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的屈万祥曾表示，张春江等一批大型国企老总相继落马，将整体推进国企反腐。亡羊补牢，事关重大。国企反腐的终极目标应该不仅是惩治腐败分子，更应该是督促一路高歌猛进的大国企们，调整方向，修补规则。挽救人，挽救企业，也是挽救这个社会继续向前发展的动力和生机。加强监管手段，不断完善管理制度是预防当前国企老总犯罪的当务之急，否则张春江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张春江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全面而深刻的。当政府高官空降到大型国企；当这些“红顶商人”左右逢源，“官”、“商”通吃；当这些“部级高官”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当这一切恰又遭遇到国有企业产权不清，责任不明，监管乏力。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电信国企改革重组中，约束他们的只有党性和道德，而这些着实不让人放心。希望张春江案带给我们的除了党性修养的重申，还有国企反腐监管机制的理性反思和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