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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艺术进行时:意料之外的“成功”

    时间:2020-12-15 07:51: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洛杉矶郡立美术馆(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在美国拥有最大的中东艺术收藏,展览“伊斯兰艺术进行时:中东当代艺术”(Islamic Art Now: Contemporary Art of the Middle East)首次展出其中主要的当代部分。这些展出的艺术家大多都从自身文化传统中汲取灵感,尤其是早期的作品结合超现实的元素创造出既熟悉又陌生的情景。“伊斯兰艺术进行时”由25件作品组成,包括摄影、雕塑、影像和装置,其中二十位艺术家来自伊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包括瓦法·比拉尔(Wafaa Bilal),拉拉·以赛迪(Lalla Essaydi),哈桑·哈加(Hassan Hajjaj),蒙娜·哈透姆(Mona Hatoum),苏珊·荷弗娜(Susan Hefuna),尤瑟·弗纳比尔(Youssef Nabil),西林·娜沙特(Shirin Neshat),米特拉·塔比里西安(Mitra Tabrizian),大部分藏品是首次亮相于此。本次展览的看点与其说在展览本身,不如说在策展方式的“失败”上。展览试图以总括标题谈论中东当代艺术,最后却如同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一样,身着同一裙袍各自为政。从这个意义上看,“伊斯兰艺术进行时:中东当代艺术”也算是以某种“未遂”反映了中东列国的独特风貌。

    女性

    西林·娜沙特作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流散艺术家代表,成为此次展览的标志。在她的摄影作品《无言》(Speechless)中,一位带着头巾的阿拉伯女人面对着观众,枪口从她的耳后伸出来,在“禁止”与“压迫”之下无法说话。她的眼眶湿润面色疲倦,眼神却好像在向观者发出微弱的信号。跟娜沙特一贯的摄影一样,人物面部是艺术家用墨笔手写的波斯文字,充满历史的诗意。

    1974年,年仅16岁的娜沙特离开伊朗赴美国学习艺术,1990年返回伊朗,彼时的伊朗已经是政教合一的共和国体制,尽管自革命之后妇女获得了一定权利,但革命的意识形态却反对性别平等,新政权体制下甚至存在更严重的政治与宗教打压,危机重重。返回伊朗对于娜沙特影响很大,她随后创作了一系列摄影《真主的女人》,其中包括她自己,作品的主体大多为身体:面部、脚、手和眼睛。她重复使用一些象征性的符号,比如面纱,枪,文本和凝视,与传统西方视角下禁欲、麻木、无反抗意识甚至受到贬低的阿拉伯女性形象形成对比,正适应了萨义德对于东方主义的批判性分析。尤瑟·弗纳比尔的摄影作品有着19世纪欧洲东方主义油画的质感,却采用了一种蹩脚的倾斜的视角观察斜倚的女性身体--只截取了头部以下,带有某种不完整感。

    西林·娜沙特作为首位得到西方当代艺术系统认可的伊朗女艺术家影响了许多人,那些常见的符号已经成为伊斯兰艺术在市场上吸金的有效手段。本次展览中拉拉·以赛迪的作品就带有很明显的娜沙特风格--以伊斯兰文字与女性身体的再现为主题。以赛迪生于摩洛哥,在美国接受艺术教育,同样反对伊斯兰女性身份的模式化,采用传统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双重视角试图挑战仍然保守的观众。阿布杜拉·阿尔·萨比(Abdullah Al Saab)的作品也是黑白伊斯兰女性摄影,只不过他进行了明显的摆拍和布景,两张摄影作品将西方蒙眼的消费女郎与蒙眼的伊斯兰黑衣女性进行对比,提醒观者商业社会的女性拜物主义与宗教政治对女性的束缚捆绑并无二致。郡立美术馆收藏的萨米拉·阿里克汉萨德(Samira Alikhanzadeh)作品,将波斯毛毯与伊斯兰女性老照片重合并置,使她们的面部映出传统图示。这件作品是阿里克汉萨德将传统伊斯兰元素结合得最直接的,与美术馆已有的传统艺术收藏形成呼应,却极易流于表象解读。

    如果说以上的作品多少有些陈词滥调的话,阿巴斯·科萨里(Abbas Kowsari)的作品则只展现了黑衣伊斯兰女性的背部形象,而且更为激进,例如两件纪实摄影来自他的“女警察学院”(Police Women Academy)系列,作品的场景为伊朗女子警察学院的毕业演习,她们虽着传统服饰,却手持枪支身手矫健。哈桑·哈加的作品则有些波普甚至嘻哈风格,虽然仍旧以摄影为主题,但他为作品特别制作了镶嵌有铝制食品罐头或听装可乐的木质画框。照片中的女性戴着头巾和口罩,身着由传统长袍改制而成的迷彩或波点纹样的宽松外套,她们围坐在机车边,显得叛逆又自信。

    故国

    阿米尔·穆萨维(Amir Mousavi)在伊朗出生并在当地接受艺术学院教育,他的作品尽管也出现了典型的伊斯兰女性形象,但是却并不过度强调符号本身隐喻意,而是在不同色块、图示中游乐嬉戏。在同一幅画面中,仿佛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成为中心,尽管它们在表现方法上并没有过多变化。他的作品《奇境》(The Wonderland)记录的就是德黑兰街头的新壁画。这组绘画实际上是穆萨维将摄影作品打印到布面油画而成。

    艺术家自己曾说:“在某种程度上说为诗歌强加某种意义是徒劳的,摄影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不试图解释它们。我只知道我的摄影没有任何批评性、社会性、记录性或观念性的目的。我开始于绘画最后落实到摄影。从一开始我就钟爱平面,最平的表面是墙,对我来说它们有自己的生命。”纳梅·哈瑟穆罗(Naghmeh Ghassemlou)同样也是伊朗本地艺术家,展览展出了《纳瓦布》(Navab)系列其中一件作品。他使用喷墨打印以及摄影拼贴的方式将残破的肢体和伊朗街头的断壁残垣结合起来,暗示着战乱危机给城市带来的伤害。另一件1978年的摄影作品则展示了一面写有“打倒共产主义”的涂鸦墙,上面红色的油墨四溅,它看上去像是1979年革命的前兆。

    瓦法·比拉尔(Wafaa Bilal)是纽约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在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执政之时就出走美国。比拉尔的标志性作品就是他那安装有摄像头的后脑勺《第三只眼睛》( 3rdi)--用整形手术的方式将摄影机这一监视设备植入头部,使周遭一切被监视的同时也进行了自我监视。由这枚头部摄影机拍摄的照片构成了他对监禁与日常的探索。其实该作品是他受卡塔尔某美术馆的委托所作,由于这个相机的设定是每隔一分钟自动拍照,所拍照片会悉数在美术馆展出,这甚至让他失去了一些开幕晚宴的邀请甚至失去了一些朋友,不过为了保护学生的隐私,他同意在学校时合上镜头盖。

    原本计划为期一年的项目在进行了两个月后停止,艺术家取下了这个摄像头,原因是身体不适。洛杉矶郡立美术馆所收藏的是比拉尔最近的摄影作品《灰烬》(Ashes),他用图像处理软件将手工制迷你模型的图像植入伊拉克战争的建筑废墟之中,那些家具模型覆盖着一层尘土(甚至包括骨灰)与原有的场景显得格格不入,有着超现实的意味。评论认为他的摄影暗示着流散艺术家在一种安全距离的前提下对于故国衰败的遥想——正如照片中被后期剪辑进去的沙发——它原本不在那里。

    故国无国

    但是伊斯兰教徒的乡愁究竟可以寄托何处?这样一个散落历史悠久的精神有机体,早已超出常规表现范畴了。

    “伊斯兰艺术进行时”并不是一个有着宏观抽象议题的大型展览,甚至在媒介和作品类型上都趋于一致--以打印作品为主--使人感觉这只是美术馆收藏的一个小型汇报,并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承接它原有的传统伊斯兰工艺品收藏而做,就连展示方式也一样中规中矩。然而不可否认,这样的展览很容易受到普通观众的首肯,因为那些视觉信息是现成的,可供他们在第一时间消费--以娜沙特的作品为代表,现场观众因为发现了图像的“玄机”时不时露出溢美之词:“看,这有一把枪。”仿佛在玩捉迷藏游戏,破解了神秘的中东当代艺术玄机。然而这当然不是中东当代艺术的全貌(完全不符合其气势恢宏的展览名称),甚至不到其三分之一。相对于美术馆的收藏展惯例,收藏体制以外的展览则有更大的空间在基于在地思考的同时实现跨地域去身份化,最为典型的模式即双年展。

    集中展现中东当代艺术的当属阿联酋的沙迦双年展,它从1993年的国家馆的模式发展到2003年的有机结构--在中心主题之下将双年展划分为展览,表演,电影等公共项目,今年已是第12届,将在3月初开幕。他们选择的标准不再基于国籍,但从文化上和社会构成上来说以中东,北非和南亚为主,以沙迦为例,外来移民已经构成很大比例。在前几届双年展上,你既可以看到伊姆兰·库雷希(Imran Qureshi)血迹一般的红色莲花绘画(绘制在沙迦庭院的石质地板上,看起来血腥又富有异国情调),或是阿伊莎·哈立德(Aisha Khalid)用金针缝制的壁毯,也可以看到如德国艺术家汉斯·哈克(Hans Haacke)和埃及艺术家维尔·肖基(Wael Shawky)或这样国际双年展的常客。

    泰国艺术家阿比查邦·魏拉希沙可(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则为上届双年展拍摄了为准备双年展在沙迦美术馆工作的劳工,他们的身影在工地与建好的白盒子空间重影徘徊,对于展览体制本身进行了反思。1983年出生的黎巴嫩艺术家瑞安·塔贝特(Rayyane Tabet)凭借作品《在中间地带的家》(Home on Neutral Ground)曾在第10届双年展上获奖。

    这个作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在不同地点发生,第一个部分为平铺在沙迦板球体育场的巨大的阿富汗空中摄影(照片非常模糊,所拍摄的是空地);第二部分在展厅展出的沙迦板球体育馆的影像;第三部分是340份在双年展期间向观众免费发放的有板球体育馆图像和绘画的传单。实际上,沙迦板球体育馆在一年之前变成了阿富汗国家队的主场,按照艺术家的话来说,他使用城市作为设定,试图构建一个政治交换和中立的隐喻,站在体育馆里,观众不禁会问:我们究竟在哪里?这些即时性的创作大概不会出现在大美术馆的收藏展中,因为收藏的主要方向依旧是构建以民族身份为标准的历史叙事,但就如同塔贝特所质疑的“我们究竟在哪里”以及比拉尔的摄影作品《灰烬》,恐怕那种民族志的标题不再试用。

    相比较之下,这次的展览,确实碎片了点。试图以一斑窥全豹,奈何议题太广,焦点太散。根据策展人琳达·科马罗夫(Linda Komaroff)的描述,此次展览意在彰显中东地区以及离散艺术家的精湛技艺与创造力,他们的作品虽然很有“地方性”,但却是站在全球语境下说话,“这些艺术家的作品不是要重新改造伊斯兰艺术而是再利用其文化资源将其转化成个人表达,例如阿拉伯文字同时被用作交流与装饰,颜色和形式的使用达到平衡。”若此为初衷,则言之牵强。但是虽不成系统,展览作品的个体魅力还是不容小觑,也激起了很多向往伊斯兰世界的观众的强烈感想,算是抛砖引玉。(编辑:曾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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