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阶级对广东文化的损益
时间：2021-01-14 07:57:4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若从一个阶级对文化的影响上着眼，在传统社会，可以说是工不如农，农不如商，商不如士，士不如官。而在广东这片文化后发展地区，官僚阶级的文化影响就更大。
胡适于1935年在香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说“广东是中国的殖民地”。怎么理解这句话？这是站在中原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上说的，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句话的某种合理性。一是广东确是中原地区原住民的移入地，二是中原文化一直处于优越地位，长期存在中原文化向岭南倾斜传播的现象。而这种传播，尤其是精英文化的传播，主要是由官员来主导的。
最典型的一个场景，就是《通鉴纪事本末》中的第八节“南越称藩”：陆贾奉使南越，南越王赵陀由于久居岭南已经忘了中原礼节，“箕倨”而坐，被陆贾好一顿数落，才满面羞惭地“蹶然起坐”，检讨说：“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他马上恢复了中原礼仪，态度也恭顺起来。陆贾对赵陀的这一纠正，既象征着在政治上对南方的征服，也象征着在文化上对南方的征服。
在广东，除了佛教海上传入时略有不同外，中原文化一直居于优越地位，而以郡县主官及學政为代表的官僚，挟中原文化的优势来教粤民。但到了近世，情况就变得复杂起来。先是有一个满汉矛盾问题，后又出现中西文化的碰撞问题，官僚阶级对广东文化的损益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北人”带来的奇寒肃杀
广东是全国反清复明的最后阵地，当地的文化精英是其中的核心力量。这既是政治军事的抵抗，也是文化的抵抗。到了康熙二十一年，刚刚平定“三藩之乱”，三千八旗军开始驻扎广州，奠定了对广东的彻底统治。这时，屈大均于屡经失败之后，回到广州，闭门撰写《广东新语》。这一年，广州奇寒，竟下起雪来，这是十分罕见的。屈大均将这一景况写进《广东新语》，说“北人”入驻广州，把阴气带来岭南，才致有今天的奇寒——这当然说的不是自然之理，而是一个遗民的文化心理。他不但说自然气象，而且说的是一种文化的肃杀气象，这是一个预言式的叙述。
若讲到广东地方文献与《四库全书》的关系，这时已是乾隆三十多年。这个时代正是清皇朝从“逆取”转向“顺守”的节点，而修“四库”这个大举措，正是这一转折的重要标志，它体现了一种寓毁于修、寓专制于文教的政治文化策略。从广东在这一时期的遭遇，可考察官僚阶级对一个地区文化的影响。
乾隆为编纂《四库全书》下诏令各地征书，江苏与浙江每省采进4000种以上，江西、安徽、山东、直隶、福建每省采进200种以上，陕西、河南、山西、湖北、湖南每省在100种左右，广东仅得12种（其中由巡抚采进的4种），各省中位列倒数第二，可见当时广东文化存续的凋敝程度。
广东巡抚采进的四种计有：张九龄的《曲江集》，湛若水的《格物通》《甘泉集》，何梦瑶的《赓和录》。就从这四部书来细加分析，也可见官员在文化建设上的功罪，可谓其功在显处也小，其罪在隐处也大。
先说功。张九龄的《曲江集》、湛若水的《格物通》《甘泉集》都属于前朝成就，只有何梦瑶的《赓和录》属于雍正乾隆时期广东的“当代文化成就”。何梦瑶是雍正年间广东学政惠士奇的门生，也可以说是惠士奇督学广东的成果之一。惠士奇初到广东时，深感广东文教不兴，文士稀少。他想起汉代蜀郡僻陋，文翁作为蜀守，选士授经，作育人才，于是才有司马相如、扬雄等蜀籍英髦的出现。惠士奇认为，“汉之蜀，今之粤”也，于是下决心要做“广东的文翁”。惠士奇督学六年，果然成就卓著，史书上说，六年教泽，“郁郁莘莘，堪比江浙”。此语用词未免夸大，但俊彦济济，最优秀的被称作“惠门八子”，何梦瑶即是其一，有“南海明珠”之誉。何氏学问淹博，精于经学，还是广东的一代名医，而收入四库的《赓和录》则是一本乐律书，专门阐述康熙朝的乐律学，既有学术深度，也体现了“政治正确”。以这一件事为标志，可以说，惠士奇是入清以后第一个有功于广东文化的官员。
那么，官僚有罪于广东文化之处又在哪里呢？广东自明末陈白沙、湛若水以来，一度成为心学中心之一，有“海滨邹鲁”之称，虽然还不能说文化已然十分深厚，但也不至于全省只有12部著作可供征录——何以至此？其实正是在“四库”征书期间，由两广总督李侍尧罗织检举，在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进行了两次规模不小的禁毁书行动：
他先是以“托名胜国，妄肆狂言，其人实不足取，其书岂可复存”的罪名，将屈大均的著作书版一律焚毁，还要发棺戮尸。后虽因找不到坟墓而作罢，但也将屈氏两个不识字的孙子“从宽”处斩。而与屈大均同为反清志士的陈邦彦、陈恭尹的文集也自然不予采进。
第二年，李又禁毁澹归的文集《遍行堂集》《丹霞集》《临青去来集》《粤中疏草》《行都奏议》等系列书籍，并追究到已经死去的、曾为《遍行堂集》作序的韶州知府高纲的后人。可以推断，另一本由高纲作序的廖燕的《二十七松堂集》也就只有压下不报，这一岭南杰作自然也成了澹归和尚的“陪葬品”了。
原来，屈大均所说的由“北人”带来的奇寒肃杀，到那时才真正浮露！
李侍尧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大吏，先后督粤三次共十八年之久，一向讲“政治贯彻”而不顾文化养育。据《清史稿》本传称，他“见僚属数语即辨其才否”，“人皆悚惧”，可以称作是“岭南文化的罪人”。李后为云南总督，因贪腐案而遭查办。
继惠士奇之后，阮元、张之洞先后于咸丰、光绪年间主导广东地方政治，这三位学者型官员对于广东文化建设都有里程碑式的贡献。他们继承着陆贾南来的形象，以文翁教蜀的风范来到广东，这些已为人们所熟知，兹不赘述。
在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同治年间任两广盐运使的方濬颐，他对广东教育、出版的贡献不应被埋没。方濬颐先后倡导开办了菊坡精舍，这是与学海堂并驾齐驱且由陈澧完全主导的书院。他还于同治七年，在盐项下拨款资助设立广东书局，编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继武英殿本、浙江杭州本之后的第三个“四库”版本，也是1965年中华书局整理《四库全书总目》的重要依据之一。
自阮元、方濬颐、张之洞等数代官员的努力，广东的文化成就确上了一个大台阶：開办学堂，弘奖士类；辨章学术，校雠文献，出版传播；不仅形成了“东塾学派”“九江学派”等学术流派，广东更成为影响全国的出版中心。这时说广东“郁郁莘莘，堪比江浙”，可谓名副其实。
“海洋元素”突显后官员的文化贡献
然而，时代的主题正发生着巨大的转变。由于海通的因素，广东文化中的“海洋元素”令中原文化的优势悄悄发生逆转，官员的文化局限也日益突显。
早年的总督绝大多数是旗人，他们尤其昧于大势，颟顸行政，就像蒋攸铦，长期担任两广总督，他有一个“德政”就是实施华洋对立：“请禁民人为洋人服役，洋行不许建洋式房屋，铺商不得用洋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准无身家者滥充洋商，及内地人私往洋馆。”这一政策，与1840年以后广东与英国之间频繁出现的“入城纠纷”有一定渊源。
在后来的历任督抚中，除了郭嵩焘、刘坤一、张之洞、岑春煊较热心洋务之外，大多保守无为，尤其是旗人督抚像耆龄、瑞麟、英翰、裕宽等，思想就更为保守。
而在促进广东文化开放、对广东教育转型真正起作用的，可以说是郭嵩焘启其端，张之洞、岑春煊奠其基。
郭嵩焘于同治年间署理广东巡抚，他主持了广州同文馆的开办，并亲自手订“同文馆章程”，这是广东旧学体系之外的新式教育。同文馆馆址在当时广州市大北门朝天街（今朝天路），开始时只教英语，后来发展至法语、德语、俄语、日语语种，培养了中国最早一批经过正规教育的外文翻译，其中有不少有贡献于中国外交界。
其后是光绪年间张之洞督粤，他常被人提起的是倡办广雅书院、广雅书局，其实，更具开新意义的是他还兴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两广电报学堂、鱼雷学堂等一批洋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广东水陆师学堂成就最佳，罗致了德籍、英籍教习，教德语、测算、管轮、驾驶等专业，还礼聘学成归国的詹天佑等中国教习。这家学堂，后来成了黄埔军校的基础。
稍后出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在办理现代教育方面，成就不凡，可惜他的政绩几至湮没。他先后开办过两广实业学堂、广东法政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两广高等工业学堂。岑春煊还特别重视师范教育，在现在的文明路创立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分设文学、历史舆地、数理、博物四科。这所学堂于1912年2月改名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也就是文明路中山大学的前身。
有清三百年间，就算是最优秀最有文化素养的官员，往往也是精于古典，而拙于西学。就算是督抚中最开明的官员，由于他们绝大多数出身科第，以儒学入仕，文化结构也决定了自身的知识局限。比如，林则徐靠广东的翻译力量，编订出《四洲志》这样的著作，他也因此被称作“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林则徐对外国情势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譬如他说英国人的生理决定了他们宜海战不宜陆战，就十分可笑。而郭嵩焘对西方文明有较透彻的认识，还要等他出使英国、亲身阅历西方世界之后。他在广东的作为，仅是靠其本人意识的明通而已。
但要肯定的是，郭嵩焘、张之洞、岑春煊处于中国社会转型之初，在广东施政期间，能适应潮流，作出了与他们前辈不同的文化贡献。
总之，一个官员施政一方，后世会以三大标准进行评价：政治标准、经济标准、文化标准。政治标准随着时代变迁，后世的评价会出现前后翻覆的改变。经济标准则因不同群体的不同利害，在当时会出现左褒右贬的差异。唯有文化标准，既大且久，它超越时代超越群体，能得到相对恒定的褒贬。有益于文化发展，有益于学术繁荣，有益于人才培养，历史将给予其华衮之荣；反之，历史的评价将如斧钺之严。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11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