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与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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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l06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4-0149-5
自1993年英国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发出比较文学危机论以来，国内学界亦有多人撰文回应，但对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前景进行理论探索的专著却鲜有问世，本文评介的张旭新著《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弥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以下简称《跨越边界》)2010年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源自巴斯奈特《比较文学批评导论》中的第七章“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然而与后者主张比较文学让位于翻译研究的立场迥异，张著着眼于“跨越性”这一共同特征，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二者关系进行了理论梳理，同时以后者为借鉴重新明确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为比较文学学科走出困境提供了一种参考。全书共14章，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对比较文学学科现状与前景的探讨以及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关系的梳理，涉及“‘比较文学危机论’及其反思”、“‘比较文学从属说’及其反思”与“比较文学方法论建设的若干建议”等诸多论题；第二部分则聚焦于文学翻译研究中的个案分析，包括对早期佛经翻译中所形成的文学范式对近代英诗汉译的影响考察，与英诗汉译中新格律体实验的追溯等，其中表现出的作者跨越中外古今的研究视域与“小题大做”的研究体例更为比较文学方法论建设提供了具体参考。本文也试从理论探索与个案研读两方面人手，对该书做进一步的评述。
一、理论探索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1976年，勒菲弗尔(AndreLefevere)在鲁汶大学召开的“文学与翻译”研讨会上再次重申翻译研究的独立学科地位，主张打破以往翻译讨论中仅仅关注译文忠实与否的狭隘视野，认为翻译不仅涉及不同语言间的相互转换，翻译行为背后更潜藏着诸多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1980年，苏珊·巴斯奈特的力作《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出版，进一步深化了勒菲弗尔的上述观点，同时也标志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在巴斯奈特与勒菲弗尔看来，翻译绝不只是语言问题，译入语社会的意识形态、诗学规范、文化传统，译者的社会地位、个人性情、经济状况以及译著出版、流通的外部环境等均会对译文生成产生影响；而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亦非忠实与否那么简单，这一点在文学翻译中尤为明显，文学语言具有丰富的指涉意义，这些含义又与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联。因此，“对文学翻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种社会性的与历史性的研究，其中最应受到关注的并非字、词的匹配，而是译者为何选择这样的匹配方式，其背后存在的社会的、文学的与意识形态的因素……”[1：81]翻译原本便是将信息从一种语言传递至另一种语言的跨语言行为，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考察视野后，翻译活动的跨民族、跨文化特征更加明显，而这些“跨越性”特征又正是比较文学的本质属性。对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甚至学科的跨越由是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者的亲密关系不仅表现在“比较文学界大批学者加入到翻译研究中……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新的活力，并在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11](勒菲弗尔与巴斯奈特均为著名的比较文学学者)，更体现在比较文学中译介学的研究视域与翻译文化学派的诸多重合，以及后者的研究范式对当前比较文学学科如何走出困境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译介学”的名称最初由中国学者所创，指“一种文学研究或者文化研究，它关心的不是语言层面上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如何转换的问题，它关心的是原文在这种外语和本族语转换过程中信息的失落、变形、增添、扩展等问题，它关心的是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交流的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意义。”[3：1]可以看到，译介学的研究对象与考察重点与翻译文化学派十分近似，亦可以被视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在跨越性特征上重合的自然产物。
比较文学危机论在本世纪初愈演愈烈，对其主体性与正当性的质疑主要关乎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两个方面，尤其是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不少比较文学学者在将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应用于实践的同时，其研究范围也不断扩大，研究对象逐渐泛化。针对这一学科困境，张旭在强调比较文学本质属性的同时，参考翻译研究范式，提出文献学作为“解决当前比较文学问题的首项利器”[2：39]的重要意义，为“无边的比较文学”寻回失落的内核。比较文学既然是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活动，“跨越性”自然是其存在的根本与谋求发展的基石，同时，“跨越性”也是张旭在书中针对比较文学方法论建设提出的一项重要设计，它不仅涵盖对不同民族、语言、传统文化以及学科界限的“跨越”，更意味着打通中外古今，追溯“问题渊源”[2：45]，跨越过去与现在的时空阻隔，将比较文学纳入“共时”与“历时”的维度进行关照，“‘共时’就是历史上的‘今’，也就是从横向的维度来体察作品诞生时的语境，以及与之相关的文艺现象及其关系；‘历时’则是‘上下古今’，也就是从纵向的维度来体察作品发展的上下承传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落实到具体的文学作品，既要将它与同时代相关的作品进行比较，还要从历史的维度来审视文艺现象，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比较研究。”[2：50]然而，这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跨古今的研究方法却正是使比较文学研究陷入大而无当的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无所不包又无所可包。面对这一空泛化的危险，《跨越边界》以其跨越性视角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药方——文献学。
比较文学，究其实质乃是对文学作品、文学事件、文学活动与文学关系等的讨论，不论其视野多么宽广，核心却始终围绕“文学”二字，文学研究又必定涉及具体文本，提倡对文本进行精细分析的文献学方法于是成为牵引比较文学这只自由翱翔的风筝不致迷失的必不可少的绳索。文献学研究摒弃相当部分比较文学学者将文本视为展开宏大论述前一笔带过的引子的做法，主张细读文本，“从小处着手”，以文本个案这个“小题”做文学、社会、甚至文化的“大作”[2：42]，这正是翻译研究中一套成功的研究范式。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fi)在《译者的隐身——部翻译史》(The 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通过对17世纪至今英国大量翻译文本的细致考察，寻找使译文“通顺”的蛛丝马迹，进而追溯“归化”的翻译策略在英国翻译传统中主导地位的形成，并以此反观英国文化中自我中心主义的倾向，是“小题大作”研究体例的典范。《跨越边界》的第二部分同样将跨越性视角与个案研读相结合，围绕近代英诗汉译现象展开了一系列成功的探索。
二、个案研读
在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二者关系进行理论廓清后，张旭开始着手对具体翻译问
题的探讨，笔者认为，《跨越边界》中第二部分各章节虽针对翻译研究中的具体论题，其研究范式却对目前比较文学方法论建设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以第八章“时空的跨越：译经文学范式与近代英诗汉译”为例，作者将近代英诗汉译中的形式因素作为论述焦点，细致考察了拜伦名诗《哀希腊》的4个汉译本(分别由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与胡适翻译)，认为早期诗歌译者在翻译英语诗歌时普遍采用文言文与中国传统文学中诗、词、曲等文体形式，从而将西洋诗歌独特的形式因子纳入中国传统诗学体系中[2：131]，该种归化策略又直接来源于早期佛经翻译中“格义”与“连类”的操作范式——早期译经者为方便佛法的接受与传播，采用儒道思想阐释佛教义理，“格义”与“连类”即对外来佛学概念进行本土化处理的一种手段，借此达到印度佛家术语与中国儒道义理间的动态对等[2：131-134]。近代早期英语诗歌的翻译者们普遍继承了“格义”与“连类”的翻译策略，用中国传统诗体的形式观念来“格”西洋诗歌的“义”[2：142]，如梁启超以词曲形式造译《哀希腊》，马君武使用歌行体，苏曼殊套用五言古体，胡适则采用了骚体，如此产生的译文带有浓厚的中国诗味，译入语读者倒是易于接受了，西洋诗歌独特的美学价值却荡然无存，更何况为适应传统诗体。原诗“削足适履”的痕迹明显，如胡译骚体中大量使用语助词“兮”，梁译为迁就汉语诗法规范而增添了不少原诗并不具备的内容等[2：144-149]。这种只见同不见异的翻译策略当然不能令人满意，由此产生的对英诗汉译形式问题的反思与变革成为了近代白话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观全篇，作者讨论的是近代早期诗歌翻译中的形式问题。其中既有深入的理论分析，也有细致的译本比较，更兼顾历史的维度，不仅全面考察了特定时期具体的诗歌翻译策略，更以此为契机对两种异质文学碰撞、交流的现场进行了生动还原，从而对比较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另如第十二章“意象的把玩：朱湘译诗美学层面新诠”以朱湘造译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短诗《异域乡思》(Home Though，from Abroad)所引发的论战人手，探究论战双方迥异的翻译策略，进而对“误译”背后所体现的中西意象间的文化差异展开讨论。《异域乡思》1924年译出后刊登于《小说月报》。1925年2月，一位具名王宗瑶的学者在《晨报》副刊《文学旬刊》上发表与王剑三(王统照)谈译诗的通信，在“又及”中对朱湘的这首译诗提出了批评，指出其中将"Blossomed pear tree"译为“烂缦的夭桃”等明显的几处错误，后朱湘携友人对此作出回应，从而引发论战。张旭从现代翻译文化研究理论出发，认为朱、王等人的论争并非只是争辩译文正确与否那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原作中心论”与“读者接受”取向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间的对抗[2：246-247]。朱湘将“pear tree”译为“夭桃”不仅出于押韵等形式上的考量，同时也因为“梨花”在中国古典文学文本中多以一种暗含着感伤、落寞与悲苦的形象出现，不如“桃之天天，灼灼其华”中“夭桃”的绚烂与热烈[2：253]，故而无法表现出诗人记忆中故乡景致的美好。因此，朱湘的“误译”却恰恰说明其对中西文学意象间差异的洞悉，只不过朱译选择照顾译人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偏离原文，乃至招致攻击。其他章节还包括以赞助者为例探讨意识形态因素对近代早期诗歌翻译活动的影响与制约，以及诗人译者胡适的译诗成就与翻译诗学观等，均以跨越性视角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在此不一一赘述。
三、结语
上世纪80年代，巴斯奈特、勒菲弗尔等一批比较文学学者将比较文学视角应用于翻译研究领域，使后者由传统的语言与技术层面上的探讨扩展至文学与文化研究。从而开创了翻译研究的新纪元。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都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本现象为研究客体，二者关系紧密。然而，相对于巴斯奈特稍显偏颇的“比较文学让位于翻译研究”的主张，《跨越边界》的作者更希冀通过“跨越性”来实现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二者间的沟通。当前的翻译研究多获益于比较文学，反之，面临困境与危机的比较文学亦能够从翻译研究中体悟诸多启示。作者张旭早年从事语言学与英美文学研究，后涉足比较文学，最后转至翻译研究，广阔的知识视野与多样的知识储备使其能够在论述中旁征博引，轻松游走于古今中外与各学科领域之间，同时清醒与敏锐地看到比较文学学科的症结所在，并以跨越性视角与文献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翻译研究个案为比较文学学科的未来发展提出宝贵意见，成为该书独特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Andre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M].London：Routledge.1992.
[2]张 旭.跨越边界：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