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关于苏联模式的思想

[摘 要]邓小平的苏联模式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有多种条件，其中时代条件尤为重要。其主要表现为：时代主题的转换、科技革命的新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和苏东剧变的教训。

[关键词]苏联模式；邓小平；时代条件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5—0016—04

苏联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模式，代表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斯大林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依据当时国内国际环境的需要而创建的一整套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及其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为整个人类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其体制上的弊端凸显，而苏共领导人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消除日益扭曲和僵化的体制模式，苏联模式最终被放弃。

邓小平论苏联模式思想是指：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后，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对苏联模式的反思、评述，其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基本观点有“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1](P263)，苏联政治体制模式“不是很成功”^[2](P178)。“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2](P148)苏联“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3](P319)。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关于苏联模式思想的产生与任何思想理论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概括的：“一切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4](P544)正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紧紧把握时代脉搏，使邓小平的苏联模式思想的产生成为必然。

一、时代主题的转换

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与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时代。列宁和斯大林都提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理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明确指出：“现在的世界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的确，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人类经历了两次战争，引发了两次革命高潮，苏联模式就是鉴于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而选择的一种社会主义模式。“二战”结束后以东欧和中国为代表的一大批社会主义政权产生了，苏联模式在这些国家得以延续。冷战中，形成了以社会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为标准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峙。战争与革命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思维定势。

到了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国际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改组，长期对峙的两极政治格局被打破，世界体系也随之发生划时代的变化。

首先，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使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建立与控制的殖民体系瓦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构成了新的世界体系；其次，西欧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第三世界、日本、西欧和中国等多个政治力量中心正在形成；再次，随着苏联推行霸权主义和中苏关系的恶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在发生新的分化改组，这些都为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实质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又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形成了强大制约，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因此“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P217)。就发展而言，发展不仅关系到第三世界，也关系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2](P98)。

而战后的斯大林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独立的世界市场。由于世界市场的瓦解造成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危机必然导致战争，战争必然引起革命。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敌视社会主义苏联，而苏联的存在就是造成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原因。在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理论与实践中，核心问题是把本国利益置于别国利益之上，把苏联利益等同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推进世界革命成了维护苏联安全的需要。为此，战后苏联强调社会主义各国要以苏联为中心，组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战线，向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所谓进攻性战略。这一战略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对巩固苏联和战后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国际社会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改组的形势下，仍将实施所谓进攻性战略放在突出的地位，这必然错判时代特征，导致苏联极为鲜明的服从于“战争与革命”需要的“国际发展战略”模式。表现在：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在第三世界强占战略要地，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与安全，其自身也在“进攻”中走向衰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加紧控制，并以武力、战争相威胁。这种长期积累的矛盾冲突为苏东剧变埋下了深厚的隐患。

邓小平深刻洞察和科学分析了新的国际形势，在总结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变了世界战争与革命不可避免的看法，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前“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的结论。为此，我党新时期的外交政策从目标、对象、原则、内容等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它既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又为我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依据。“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3](P127)这个“很好的国际条件”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它为邓小平的苏联模式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二、科技革命的新发展

由于冷战和战争的刺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利用自身的科技优势，率先掀起了新科技革命。这一时期的科技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军事科技革命，它是战后两极体系的支撑点，也是美苏争霸的制高点。到20世纪70年代后，在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取代单纯军事实力成为未来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决定性因素时，西方国家认识到，一个国家安全利益的保证，不仅要有强大的军事威慑力，更重要的是努力提高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掌握信息、国际贸易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制控权，在于能够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把高新技术尽快地推广应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为此，西方国家开始把高新技术、信息经济的开发利用置于提高综合国力的首要战略地位，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将电子信息

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能源的消耗。事实证明，西方国家顺应了时代，把握了机遇并获得了较大成功。

而苏联在“世界革命论”指导下，仍然固守陈旧、僵化、封闭的备战型经济模式，同世界资本主义严重对立，拒绝对外开放，一切经济工作都服从于战争的需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轻工业迅速萎缩，形成了一种超军事化的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结果，面临世界科技革命浪潮，苏联科技落后了。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加紧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展开激烈争夺，扩张战略达到高峰，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直到将国民经济拖垮。

邓小平用这样一段话做了总结：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5](P49)。而“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2](P202)。这里，邓小平站在世界历史与现实的高度，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世界整体的历史潮流中进行思考，把中国当作世界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准确把握了现代科技发展的时代脉搏，深刻揭示了现代科技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等一系列著名论断就是对当代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科学概括是对当今社会主义特征的准确反映。

三、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是在生产力普遍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的相互交往。它揭示了一个真理：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可以借鉴和利用。经济全球化正是由于发达资本主义的扩张而产生的客观的历史进程与不可逆转的趋势。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联系加强并呈现出高度国际化的趋向。物质生产领域，实行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协作，已成为现代化生产的重要趋势；商贸方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为代表的世界经济组织出现了，跨国公司、经济共同体、经济贸易区等经济一体化组织不断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国家政府已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国际贸易由此迅速发展。资本流通方面，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额大幅增长。据统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二十多年生产的产品，超过了此前二百多年产品的总和，占世界经济比重的70％以上。人们因此把这一时期称为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它说明了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各国经济应处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又相互竞争的状态，无论何种制度的国家都应实行开放政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这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能否增长与繁荣的重要因素。

这一时期的苏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所依据的却仍是斯大林提出的“两个世界市场”理论，苏联经济仍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把主要力量用于传统工业和技术上，这与战后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是相背离的。赫鲁晓夫执政后，将“两个世界市场”理论发展为“两个世界体系”理论，热衷于建立一个旨在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按统一计划调节的世界共产主义经济”，其对外贸易的一半左右控制在“经互会”小圈子里，与西方国家基本上中断了经济联系。虽然进入70年代后由于西方爆发经济危机，美国推行“尼克松主义”，苏联同西方经济关系有所发展，但原有的那种超军事化的、封闭和半封闭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其不能适应时代主题转换的需要，更不能及时地掌握经济全球化的控制权。美苏争霸，苏联大搞地区霸权，侵犯主权国家，引起西方制裁，苏联同西方经济关系更加萎缩。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的开放政策，是从闭关锁国到仰人鼻息，从对资本主义的完全排斥到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复活，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结果是经济加速下滑，直到苏联解体。

“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这是邓小平对苏联模式长期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的否定。“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会主义国家内部也在发生新的分化改组，这些都为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创造了条件。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实质是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又有力地推动了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形成了强大制约，有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因此“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2](P217)。就发展而言，发展不仅关系到第三世界，也关系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因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2](P98)。

而战后的斯大林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独立的世界市场。由于世界市场的瓦解造成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总危机必然导致战争，战争必然引起革命。资本主义国家必然敌视社会主义苏联，而苏联的存在就是造成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原因。在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理论与实践中，核心问题是把本国利益置于别国利益之上，把苏联利益等同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推进世界革命成了维护苏联安全的需要。为此，战后苏联强调社会主义各国要以苏联为中心，组成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战线，向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施所谓进攻性战略。这一战略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对巩固苏联和战后社会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国际社会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改组的形势下，仍将实施所谓进攻性战略放在突出的地位，这必然错判时代特征，导致苏联极为鲜明的服从于“战争与革命”需要的“国际发展战略”模式。表现在：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在第三世界强占战略要地，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与安全，其自身也在“进攻”中走向衰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加紧控制，并以武力、战争相威胁。这种长期积累的矛盾冲突为苏东剧变埋下了深厚的隐患。

邓小平深刻洞察和科学分析了新的国际形势，在总结国际共运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改变了世界战争与革命不可避免的看法，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前“带全球性的两大战略问题”的结论。为此，我党新时期的外交政策从目标、对象、原则、内容等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它既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又为我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提供了依据。“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

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3](P127)这个“很好的国际条件”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它为邓小平的苏联模式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二、科技革命的新发展

由于冷战和战争的刺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利用自身的科技优势，率先掀起了新科技革命。这一时期的科技革命很大程度上是一次军事科技革命，它是战后两极体系的支撑点，也是美苏争霸的制高点。到20世纪70年代后，在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取代单纯军事实力成为未来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决定性因素时，西方国家认识到，一个国家安全利益的保证，不仅要有强大的军事威慑力，更重要的是努力提高以经济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的提高关键在于掌握信息、国际贸易特别是高新技术的制控权，在于能够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把高新技术尽快地推广应用于国民经济各部门。为此，西方国家开始把高新技术、信息经济的开发利用置于提高综合国力的首要战略地位，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将电子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广泛应用于生产过程，从而大大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物质、能源的消耗。事实证明，西方国家顺应了时代，把握了机遇并获得了较大成功。

而苏联在“世界革命论”指导下，仍然固守陈旧、僵化、封闭的备战型经济模式，同世界资本主义严重对立，拒绝对外开放，一切经济工作都服从于战争的需要，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轻工业迅速萎缩，形成了一种超军事化的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结果，面临世界科技革命浪潮，苏联科技落后了。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苏联加紧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展开激烈争夺，扩张战略达到高峰，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直到将国民经济拖垮。

邓小平用这样一段话做了总结：苏联从斯大林时期开始，他们的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结果自己把自己封锁起来，变成思想僵化。这妨碍了他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落后了”^[5](P49)。而“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2](P373)鉴于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中过于依赖西方经济援助而失去了独立发展的能力，导致经济崩溃的教训，邓小平强调：“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2](P139)这个“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就是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是要实行“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

显然，邓小平是把对外开放政策提高到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加以理解与运用的，它成为我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在走向世界中，也走向了富强。

四、苏东剧变的教训

“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是邓小平论苏联模式思想中的一个鲜明观点。作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实践模式，苏联模式当然体现和包含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和原则，但因体制的严重弊端，不改革、不突破这一模式，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然而对这一模式的“改革”不是“改向”，对其“突破”不是“彻底清除”。正如倒洗澡水时不能连孩子一起倒掉一样。1985年戈尔巴乔上台后，却把“全人类的价值作为政治基础”，把“必须清除苏共和苏联的整个领导”、“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作为其“改革新思维”的核心和为之奋斗的目的和理想，结果是丢掉了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丢掉了社会主义，丢掉了有着90多年光荣历史、近1500万党员的党。“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2](P344)如果说苏联模式是苏东剧变的内因，那么苏东剧变又是苏联模式失败的必然结果，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就是点燃两者之间最短却是最具爆发力的导火线。

人类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而时代的变化更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苏联模式到苏东剧变，由20世纪初成为社会主义实践并取得辉煌成就到20世末遭受重大挫折，历史与时代证明了邓小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的论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

列宁说过：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具体的特点。苏联模式的成功在于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时代特征出发，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其失败也在于对时代特征的变化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固守己见，丧失了时代所带来的发展机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首先在于邓小平透过苏联模式的危机看到了新科技革命以及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挑战，提出发展是核心的新论断，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战略调整，制定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才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并未因苏东剧变而消亡而是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的蓬勃兴起而得到新的发展。邓小平论苏联模式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再次说明：时代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完善的根本所在，而“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基本规律”^[6](P539)。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00．4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5]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6]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青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