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一种女性主义阐释

[关键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假定；女性主义

[摘要]现实主义学派是国际政治正统理论，对它进行分析与批判是女性主义等非主流学派发展的必要环节。在进行理论建构时，现实主义预设了四项基本假定：第一，国际政治是与国内政治相分离的；第二，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性状，缺乏合法的中央权威；第三，国际社会具有国家中心主义的特征，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第四，国家道德不同于普遍道德。这些假定构成了现实主义的立论基石。在这些貌似客观的假定之中，包含着对性别要素的排除以及对女性、女性特征的贬抑，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对这些假定进行解读，是女性主义有效批判、成功解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

[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8-0087-07

作为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正统理论”，现实主义界定了国际政治的研究范围和研究主题，而其男性中心主义的特征致使国际政治研究“广泛使用并被接受的分析结构、世界观以及术语都是由男性视角统领的”。设定假定前提，确定核心概念，搭建理论框架，进行现实检验，是现实主义生成的一般逻辑进路。假定是现实主义的立论基石，对女性和女性特征的排除与贬抑，深深地蕴含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假定之中。假定的性别特征直接导致了结论的性别认同，并最终成就了现实主义的男性中心主义特征。在进行理论建构时，现实主义预设了四项基本假定：第一，国际政治是与国内政治相分离的；第二，国际社会是一种无政府性状，缺乏合法的中央权威；第三，国际社会具有国家中心主义的特征，而国家是理性行为体；第四，国家道德不同于普遍道德。在这些貌似客观的假定之中，包含着对性别要素的排除以及对女性、女性特征的贬抑，运用女性主义视角对这些假定进行解读、阐释，既是女性主义有效批判、成功解构现实主义的基本前提，也能够为构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一个切入点。

一、国际与国内分离：营造无女人世界

国际政治是完全不同于国内政治的领域，这是现实主义学派立论的基本前提。国际／国内的二元划分思想沿袭了西方政治理论的二元思维传统。在男／女这一基本的二元体系下，形成了政治／家庭、公共／私人、国内／国际等二元范畴，这些二元范畴貌似中性，实则蕴含着价值评判。

现实主义对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二元划分，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为基础。性别角色分工促成了社会关系和行为规则的二元化，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成为界定公私领域基本特征的依据。公共领域依据男性特征划定，私人领域依据女性特征划定。在价值上，政治优先于家庭，家庭是为达至自由的政治生活而存在的。公共领域倾向于将社会成员“标准化”，而这种“标准化”以男性特征为基准。在社会生活中，女人要么处于屈从地位，要么处于缺席状态。男人同时身处并主宰公共和私人两个领域，公共领域内所谓社会成员的平等，强调的只是男人之间的平等；在家庭领域，成员之间保持着不平等关系，男性家长遵循自然原则而对女性成员进行统治。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不仅缘于其“一家之主”的身份，更因其“一国之主”的身份。在家庭、国家以及国际政治三个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领域内，女性的地位依次递减。在家庭中，妇女是“第二性”的；在国家中，女性的公民身份必须由男人予以确认，她的利益必须由男人进行表达，女人和国家之间几乎不发生任何正式的关系；而在割断妇女与国家之间的直接联系之后，现实主义塑造了国际政治理念与实践的男性认同。

现实主义认为，民族国家是理解自我和他者、内部和外部、秩序和无政府的一个基本范畴，是分离和划分世界的基本界限。战争和制止战争的主题明确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区分开来。自国家产生以来，战争和安全就被圈定在国家的外部行为领域之中，并因其与暴力、武力之间的密切联系，而最终与男人的职责联系在一起。男人承担保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并通过战争阻止外来威胁势力的进犯。国际政治研究的是国家边界以外的政治活动。现实主义对国家边界的界定不仅是领土边界层面的，更强调其中的概念边界含义。它认为，国家认同将本国的、内部的定义为“自我”，而将他国的、外部的定义为“他者”，并把边界之外的世界视为异己的、威胁的。这些“边界”在观念、心理上将国家与其他行为体隔离开来。国家对“内部”与“外部”的划分，与男性对“自我”和“他者”的划分类似。它假定“‘外界’存在着‘他者’，这些‘外界’的‘他者’根据同样的规则介入游戏，从而能够维护这些界限。”国家被装扮成一个被民族情结牢固地联结在一起的共同体，它与外部的其他行为体之间存在着现实的或潜在的冲突。国家的认同边界强化了国家内部、外部存在着明显界线的观念，加剧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分化，并有效剔除了女性特征的影响。

国际／国内二元划分将世界政治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无女人的世界”。以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描述为基础，现实主义塑造了人们对无政府世界的恐惧，并通过领土边界和认同边界的界定，将无政府的外部世界和有序的国内空间隔离开来，为武力在国际政治领域大行其道作了铺垫。一方面，国内政治的性别划分未经质疑直接进入了国际政治领域，国际政治成为“天然的”男性领地；另一方面，通过将国际政治从国内政治中分离出来，又避免了国内性别关系变革弱化国际政治男性特征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即便“公共一私人之间的屏障某一时刻在国内社会中被消蚀掉了，它还会存在于国际关系层面。”尽管妇女在政治参与、接受教育、平等薪酬等方面的权利，已经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合法确认，全球性别平等具有国内基础，但是，国际／国内二分模式无疑阻碍了国内性别平等推动全球性别平等的进程，并使国际政治保留并强化了国内政治的性别不平等传统。女性不但没有免除国际冲突造成的伤害，反而丧失了在国际关系领域赢得平等权利的权利。于是，国际／国内二元划分成为现实主义反对女性跨出国门，登上国际舞台的绝佳借口。以此二元论为基础，全球关系和国际制度中的结构设计进一步强化、彰显国内政治中的性别不平等，国际政治经济被注入了性别偏见因子。这样，国际政治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成为一个由男人独占的领域。

蒂克纳指出，现实主义将秩序与国内政治、无政府与国际政治相关联，进而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分离的做法是有问题的。暴力或秩序并非天然地与无政府或政府状态联系在一起，国内暴力和世界秩序都是人类社会中显见的事实。无论国家内部还是国家之间，秩序与暴力都是并存的。当今世界，人们已经很难清晰地界分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全球性问题对国家传统边界的挑战，国家间集体行动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以及人类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已经远远超出了权力政治理论的解释范围。愈来愈多的政治家和学者认识到，在一个跨国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的区别正日益模糊。不仅“个人的就是国际的”，而且“国际的就是个人的”。

对于女性主义而言，破除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屏障才能破除国际关系领域内的性别偏见。只有打通“家”与“国”、“私”与“公”之间的界限，才能使妇女真正地获得平等地位。国际政治的基本构成单位并不是孤立的、自主的国家，而是彼此联系、密切互动的行为体；不是刻板、单一的行为体，而是深受国内政治影响的多种行为体。因此，脱离了国内政治、社会关系，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研究国家的国际行为以及国际政治的基本问题，不可能得出真实、全面的知识。

二、女性的缺席：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潜在前提

现实主义假定国际与国内分离的理据是，多中心的国际无政府状态使国际政治根本上区别于呈等级秩序的国内政治。“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生活的主要事实与思考的起点”，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逻辑原点，现实主义的理论追溯到此为止。

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原型是自然状态，身处无政府社会的国家的原型是自然状态下单子式的个人。霍布斯、卢梭等近代自然法学派思想家对人类前社会状态的描写，构成了现实主义无政府理论的基本来源。

霍布斯对自然状态的设计，原本只是为了论证“利维坦”作为国内秩序实现者、保障者的必要性，但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一设计却成为现实主义描述世界政治的素材。在霍布斯看来，政府权力维系了国家内部的和平状态，然而，国家之间仍然是一种充斥着争吵与武装斗争的“自然”状态。性别要素并不是霍布斯分析自然状态时考虑的一个基本因素，他认为由两性生理差异引致的两性在体力与慎虑方面的差异，在以强力和征服为特征的自然状态下是微乎其微的。由此，自然状态似乎是性别中立的，或者说是无性别的。然而，他同时又承认“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的战争”状态下，女性生育并抚养婴儿使其必然处于劣于男人的地位。当男性依靠武力征服了女性，女性作为被男性保护的弱者便只能留守家庭，自然状态自然也就成为了男性武力抗衡的场所。虽然卢梭描绘的自然状态鲜有冲突和战争，但对理性的推崇，同样使他的自然状态呈现出单一性别特征。以“猎鹿博弈”为喻，卢梭论证了理性人的行为模式：人是理性的行为体，能理性地计算自己的利益得失，出于对幸福的追求，能够通过暴力、结盟等方式理性地寻求自身的利益，进而选择合作还是破坏合作。与此同时，卢梭又把理性视为男人专有的品质和美德，从而使其自然状态成为理性男人的世界。

无论对暴力的渲染，还是对理性的推崇，霍布斯和卢梭所展示的自然状态概念都是包含性别偏见的。在他们的笔下，对自然状态的冲突性假定，对人性抽象而普遍的假定，以及对人类理性的颂扬和赞美，致使自然状态成为一个孤独的个人主义者的世界，一个与女性无关的世界。这为其后继的现实主义认识到性别差异是界定政治经验的一个关键要素制造了困难。

现实主义的国际无政府状态概念是自然状态的翻版，它崇尚力量，以自保为生存原则。彰显力量——特别是暴力——是权力政治理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在现实主义看来，“无政府状态……是与暴力的发生联系在一起的”。无政府社会是国家权力斗争的场所，国家追求权力的首要原因是国家的生存需要。国际政治是自助系统，“‘关心自我’是国际事务的律令”。国家是功能相似、地位独立的国际单元，它无时无刻不面临着来自其他独立行为体的安全威胁，因此，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实现自保。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与自然状态下的个人一样，在自利与利他之间，他们别无选择，因为利他主义与无政府的生存原则根本相悖。在国家普遍追求权力及权力优势的国际舞台上，权力是国家实现利益的唯一保障。按照这一逻辑，在一个只关心权力、并以武力作为冲突首要的且最后的手段的无政府社会中，力量不及男性的女性无论如何要被排除在外。

以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世界政治在两个层面被现实主义性别化了：第一，国家和国际关系被认为是男性活动的结果，是男性思维的产物，由男性主导，受男性支配，女性因其异于男性的“他者”身份而缺席；第二，大国、强国被认为具有控制、支配力量，国际关系结构、国际关系的发展走向由大国、强国决定，这意味着，大／小国、强／弱国之间形成了类似于男／女两性间的支配一服从关系，前者被男性化，后者被女性化。通过把国际政治从国内政治中分离出来，并且设计了认同男性特征、暴力冲突本质的国际无政府社会，现实主义将女性界定为国际社会的“他者”。同时，地位类似妇女的国家亦被“他者”化了。

在现实生活中，当某些人高呼女性权力增长过快时，显见的事实却是，在外交政策制定、军事活动等“高级政治”领域，女性的身影难得一见。即便出现，也只是充当男性决策者、指挥者的服务者角色。在和平与安全事务机构，以及和平谈判中，妇女则处于整体缺席状态。现实主义认为女性是柔弱、温顺的化身，其首要职责是孕育并抚养孩子，她首先要忠诚于她的家庭，她与国家的联系必须通过父亲、丈夫、儿子等男性来完成，她无力保卫国家安全，就连她自身的安全也必须交由男性负责。与此同时，现实主义对权力结构和无政府的强调，使弱小国家也被“他者”化了，“弱国及其国民总是被定义为女性。”按照新现实主义理论，国家为了自保总是无休止地追求权力，并通过权力平衡实现国际社会的相对稳定，从而达到秩序状态。这里的秩序是大国意志和利益的反映，弱国、小国的利益被忽略了。因为不具备或勉强具备自保能力，弱国、小国时刻面临着生存威胁。福山认为，父权制社会秩序的坍塌将使国家成为柔弱的、易受攻击的女性化国家。基欧汉也表示了同样的担忧，“或许较少性别等级的国家更不具有侵略性，但也更易遭受欺凌”。在无政府社会中，国家女性化无异于陷自己于危险境地。这不仅是理论家反对女性参与国际事务，反对国家放弃追求权力的借口，也成为实践者奉行权力政治、最大限度寻求权力的理据。恰因如此，即便是“一个由‘真正的男人’组成的国家，也一定不遗余力地要证明自己是一个非女性国家。”大国与小国、强国与弱国之间是一种类似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自我”一“他者”关系，形成了等级制的权力关系。可见，现实主义所谓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由至高无上的男性和男性气质统治的“伪无政府主义”，“是一种不让女性脱离整个父权制的托词”。

所谓“性别中立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充满了性别隐喻，无政府假定实际上是自主——男性特征的核心要素一在世界政治中的映射。自主意味着独立性，意味着“自我”与“他者”的分离。在与“他者”的分离中，“自我”获得独立性。男人对国家的控制，使得男性的自主性成为塑造国家的基本模型，国家间关系因此被赋予了冲突性特征，国际无政府状态由此产生。女性主义对无政府状态的分析逻辑恰恰与现实主义相反。在现实主义那里，无政府是一切冲突的根本原因，而在女性主义看来，国家的男性主义假定才是造成冲突的决定性因素，它先于无政府状态而存在。与男性的自主性意识不同，女性伴随着相似性、联系性的观念而成长，这使她不可能把无政府和竞争看作世界的原初状态。由此看来，无政府状态是由性别造就的，它与男性认同相关联。若以女性特征或非性别化立场来塑造世界政治，将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无政府文化。

三、国家中心主义与理性国家的性别隐喻

现实主义是“国家中心”理论，“国家中心主义”在其理论建构中具有本体论意义：一方面，它否认“国家”范畴之外的因素对国际政治具有影响力和解释力；另一方面，它把国际政治视为国家及其行为的产物。现实主义假定，国际政治的基本构成单位——国家是理性行为体，它根据自己的利益，在国际社会中理性地行为。国际政治是国家理性地追求利益的副产品，而无关道德。

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假定，为现实主义将与个人有关的问题排除在国际政治之外创造了前提。“国家中心主义”意味着，国家才是国际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国家之外的行为体、与国家无关的特征，不可能对国际政治产生切实影响。作为个人存在的基本特征，性别不会对国家的外部行为产生影响，国家是无性别或性别中立的行为体，国际政治的任何变化不应该、也不可能在性别因素那里找到答案。这样，现实主义就把性别要素排除在了国际政治的解释要素之外。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念不仅是“国家中心主义”的，而且是“大国中心主义”的。在对国际行为体进行“中心一边缘”的划分后，现实主义依据国家实力的大小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对作为“中心”行为体的国家进行了进一步的“中心－边缘”划分。国际政治的基本面貌及其趋向取决于“中心”国家间的互动，“边缘”国家只能依附于“中心”国家而维持自己的生存，它们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甚微。经过对国家的“中心化”处理，国际政治的决定因素就被指定为国家中的大国。权力政治观念之下，大国与小国之间是一种等级制的而非平等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被明显地性别化，大国是男性特征的集大成者，弱小国家则被女性化。至此，国际政治原有的男性特征进一步强化。

在“国家中心主义”的理论背景下，现实主义把理性作为国家的首要品质，并以此探讨国家的行为规律。传统思想对理性与情感、男人与女人的二元划分为现实主义以理性界定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以理性男人为模型，现实主义塑造了理性的国家形象。国家的理性源自个体政治人的理性，理性国家是理性男人的化身。支撑理性人建构的人类本质模型是男性本质的，它依据男性所独有的经验产生。女性要么被认为缺乏理性或与理性无关，要么被认为即便具有理性，也必然与男性的理性有所不同。理性蕴含的性别倾向明确把女性排除在道德主体、理性行为者和政治人的定义之外。国家以公共领域来界定，它由理性人的理性选择——订立契约——而产生，并对公共领域进行理性安排，在国际交往中为维护国家利益而理性地处理国际关系。

对此，女性主义者提出了质疑：把理性假定为国家的基本特质在经验上并不成立，它排除了社会规范、价值、期望等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在现实中，不仅决策者制定政策时必定会受制度、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影响，不可能明确地判定国家利益，或依据国家利益做出最优选择，而且处于国际环境中的国家也必然面临着来自国际体系结构、国际制度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从而无法遵循理想的行为模式。理性国家假定所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理性／情感的二元论引发的。男人本质上并非理性动物，女人同样可以具有理性；无论男人、女人，都具有理性与情感的特征。因此，由男人掌控的国家也并非就是理性的，而常常是“有限理性”的。

现实主义所假定的“人性”模式，如单子式的、自助的、充满贪欲的、竞争的等，事实上是以特殊历史文本中人类的一个种属为基础的。这些特征并非普遍、恒定的人之本性。因而，以此作为所有历史时期内，全人类或全部男性的普遍化特征是令人存疑的。现实主义的研究着眼于“主流故事”，以男人的口吻讲述男人的故事——公共领域的工作与决策，而妇女及其相关活动，以及与女性特征相关的结构、认同、实践和机制作为故事背景却被隐匿了，从而抹杀了主流故事与其背景问的依存关系。理性国家假定致使国际政治问题与性别要素之间的关联被隐匿了，同时也割裂了国家的行为准则与普遍的道德准则之间的联系。

四、国家道德的性别认同

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理性的假定，最终使现实主义所描绘的国家远离了道德：人是道德的存在，而国家却处于道德之外。

国家对道德的背离在早期政治思想家的论述中已经有所体现。柏拉图设计的理想国既是男人的也是女人的，但男女之间存在着性别分工，男人担当国家的护卫者、决策者，女人只负责家庭事务，不享有进行政治决策的平等地位。对男人和女人所做的这种区分意味着，“私人和家庭的道德不同于公共道德，它只在一个次要的层面上起作用。”换言之，公共／私人的分裂意味着，国家可以采取一种不同于个人关系所要求的道德。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尤其是国家间政治属于非道德的范畴，它们遵循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君主和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有效地治理臣民和社会。这就把政治与道德、政治生活的道德与日常生活的道德彻底割裂开来。霍布斯认为，社会之外人类鲜有优良品质。人类的正义和不正义感是在社会中获得的。人们相互为战的状态显然不能构成一个社会，只是在社会中，人类关系才被赋予了正义、法律、秩序等品质。同理，作为国内政治的延伸，具有无政府特征的国际社会也排除了道德作为的可能性：国际政治基本的、首要的原则是国家利益，道德不可能超越利益而发挥作用。

作为霍布斯的追随者，现实主义者认为，人类或许会渴望正义，但因其本质上固有的无知、自私和卑劣却无法达至正义。人类的自私和暴力折射到无政府体系中，则表现为国家行为遵循的基本准则不是普遍的关爱，而是适者生存，道德不是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优先考虑的要素。与个人相比，国家“更易于追逐自身的利益；国家生存和安全的重要性要求政治家将其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区别开来。……国家自称它并非为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而是遵照某个更高的目标，如‘文明’或‘正义’行事的，道德上的虚假便由此而生。”强国总是以普遍道德之名，求本国利益之实。

虽然，传统现实主义并不完全排斥国家的道德感，甚至还把国际政治看作平衡权力与道德的艺术。但是，在道德与权力斗争之关系上，现实主义模棱两可的态度暴露了其男性主义立场：一方面，它宣称道德对权力有抑制作用，反对将扶弱抑强斥为“女人气的”；另一方面，它又坚持权力是国际政治的终极目的，国家利益是判断和指导国际行为的永恒准绳。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并不存在普遍的道德原则，判断国家行为的依据只能是行为的政治后果，即以权力为利益的原则，人类最终也不可能建立一个不以权力为基础的世界。在由权力界定的利益与普遍道德原则之间的天平上，现实主义明显向前者倾斜了。普遍道德原则表现出的软弱的女性特征，与呈男性特征的权力根本抵触、对立。新现实主义将研究重点从“单位层次”转移到“系统层次”，以实力对比解释国家的行为和国际政治的变化，进一步把道德限定在国内边界之内，国家以外，只有权力和利益。蒂克纳因此指出，在现实主义塑造的充斥着权力斗争、利益冲突的无政府社会中，道德根本无从立足：“国际政治中没有道德行为的明确位置，就像道德情感一直包含在女性空间、家庭的私人领域一样，国际领域中一直就不存在道德行为的可能性。现实主义者提出忠告，假设无政府主义的危险世界是‘真实的’，那么表现道德的政治家的行为就是‘荒谬的’。”

现实主义把国家道德与个人道德相分离，暗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女人在道德上优越于男人。这与女性主义立场论的观点殊途同归。在道德问题上，女性主义立场论认为，女人“拥有不同的道德语言，它强调关注他者、责任、关爱、义务，因此，这种道德语言与由绝对原则界定的规范的、抽象的道德模式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女性主义立场论者坚信自己与男人相比拥有认识论优势，因为她们更富于同情心，因而能更清晰更深刻地理解现实。这为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倡导以女性道德建构未来的国际政治奠定了基石。事实上，道德是具有社会性的人的基本特征，它与人的性别属性并无必然联系。道德程度既不是男人和女人之间存在性别差异的主要原因，也不是二者差异的主要表现。现实主义和某些女性主义者之所以坚信，道德与性别差异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文化观念分别赋予了男人和女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不同的社会性别特征。换言之，道德差异并非天然，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道德之所以被认为与国际政治格格不入，并不是因为二者具有某种不可改变的、彼此冲突的天然属性，而是因为现实主义首先在理论上赋予了它们彼此冲突的特性，而后又在实践中不断地践行其理论假定。事实上，国际政治是人类追求正义的理想与权力政治的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反映了权力的角逐与制衡，也带有时代的道德、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烙印。和平、安全、发展、正义这些普遍的道德追求，同样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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