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的瓦哈比化：ISIS的不平等根源与世界秩序危机
时间：2021-01-20 08:03: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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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背后的国家意识形态
阿拉伯动乱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代理人战争。近些年，阿拉伯半岛上冷战时期形成的强人政府在各种力量影响下纷纷倒台。而今天影响了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国”（al-Dawlah al-Islāmīyah fil "Irāq wa ash-Shām，即ISIS）便在这种地缘政治变化的环境下诞生。如果简单地在美国“全球反恐战争”（Global War on Terror）的语境下将其看做“恐怖组织”（Terrorist Group），便无法真正理解它对今天国际秩序以及未来国际地缘政治结构所造成的巨大挑战。
在美国“反恐战争”的语境下，“恐怖主义”被大致界定为非国家组织（non-state actor）针对政府与社会进行的以制造恐慌为目标的暴力活动，其目的一般为政治的、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1]从这个角度出发，恐怖主义仅仅是一种破坏性的行动，而称之为“主义”似乎也在暗示其终极目标是创造一种无政府及混乱的世界图景。但是在这个思维框架中，我们无法真正理解今天在叙利亚与伊拉克战乱中兴起的“伊斯兰国”对世界秩序的深层次挑战。作为一支武装力量，“伊斯兰国”与一般意义上以破坏为目标的恐怖组织不同，它有明确的建国目标以及治理行动。在政治目标上，它们与以驱逐西方入侵者为目标的反抗游击式的基地组织（al-Qaeda）决裂，进而宣布自己的领土目标与治理理念。在政治行动上，它们在控制的领土内维持社会基本秩序，依照其诠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模式，有意识地在其控制的领土内实行社会改造，恢复奴隶制度，创立奴隶市场等。
“伊斯兰国”不像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体，更像是一个松散的游牧帝国。它没有明确边境，内部的认同基础在宗教层面上是极其单一的，但从其民族成分上来看，却又非常多样。“伊斯兰国”的特殊性，必须从其政治上提供的那种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大同想象开始谈起。ISIS组织名中所使用的“الدولة”（al-Dawlah）发源于公元10世纪的阿巴斯王朝（黑衣大食），其本意有回转、时间段的意思，与现代民族国家秩序中的“国家”（State）概念不同，“al-Dawlah”更接近“王朝”（Dynasty）的意义[2]。同时，这个词还强调了一种政治合法性在政权更迭过程中的交替，阿巴斯王朝的政治学家用“dawlah”来描述自身这种旨在替代伍麦叶王朝，继承伊斯兰“天命”的行为。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词也非常接近中国传统政治叙述里“汤武革命顺乎天”中“革命”一词的意义[3]。恰是在19世纪阿拉伯世界世俗化浪潮中，这一概念中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理想政治想象渐渐消失，被西方概念中的“国家”所取代。[4]
跳出当前简单的“反恐战争”话语来看ISIS，便可以发现在地缘政治诉求之外其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政治目标。ISIS所要求建立的所谓“哈里发国”除了是一个伊斯兰政教一体的理想“乌玛”（Ummah）之外，更是一个复古的帝国企图。其所希望继承的，便是阿巴斯王朝建立的那个中心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的哈里发帝国。与之前的萨拉非主义（salafism）原教旨组织相比，ISIS同样也以对伊斯兰教法的狭隘诠释为基础，并对（西方的）物质生活方式及其在阿拉伯世界进行的霸权主义侵略进行暴力对抗。[5]然而， ISIS的政治想象超出了一般意义上19～20世纪阿拉伯与中亚伊斯兰国家旨在驱逐外来侵略者的武装“圣战者”（مجاهد， mujahedeen）运动，而变成了一种主动向外扩张的阿拉伯帝国主义。随着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基地组织作为一种极端力量，对美国全球霸权以及背后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秩序进行了全球性的挑战。这在美国保守主义观察家看来，代表了“宗教的东方”（religious East）对“世俗的西方”（secular West）进行的挑战。这种文明冲突式的表述预设了西方语境下的“文明”概念的普遍性，将这种暴力对抗简化成了对现实“美国利益”的挑战，[6]将暴力本身归结于伊斯兰作为“前现代”（pre-modern）宗教与“现代”秩序之间矛盾的结果。这样一来，这种暴力“圣战”（جهاد， jihad）得以在伊斯兰世界中生长发展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础便被忽略。进而造成诸如9·11一类的暴力恐怖袭击事件被看做是一群人主导下的“突发事件”（an event of surprising disproportion）。[7]
世界政治的碎片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欧洲为中心的殖民世界秩序衰退。美国的兴起及其建立的世界秩序继承了欧洲19世纪国际法体系构建的民族国家秩序，并试图将其边界延伸到欧洲之外的世界中去。一次世界大战历史性地挑战了维也纳体系的合法性及其效率，其残酷性也动摇了这种欧洲的世界秩序的道德普遍性。在欧洲国家大战正酣之际，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却在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CPI）的积极宣传下，渐渐成为一个新的“普世道德权威”（universal moral authority）继承人。[8]他用“权力的社群”（community of power）替代维也纳体系强调的“权力的平衡”。这种世界秩序的基础来自于对民族自决的支持，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全球自由贸易（free trade）。威尔逊认为，通过民族自决而独立建国的政府，其正义性必须建立在人民共识基础上（governments derive all their just powers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如此形成的国际秩序不单单符合自由和平的人类道德目标，也符合美国利益（American interest）[9]。作为美国挑战欧洲殖民秩序贸易垄断的普世性话语，“民族自决”在一战时期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非西方国家想象平等政治的有效途径。然而，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民族自决背后的支撑力量则是军事干涉主义。威尔逊时期，1914年美国干涉墨西哥独立战争，通过武力向韦尔塔将军（General Victoriano Huerta）施压，迫使其下台。1915年，威尔逊又授权美国武装入侵海地。这种在枪炮下推行的民族自决自由主义激起了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者们的反抗。而在亚洲，在CPI的不懈宣传努力下，中国知识分子中那种对威尔逊新国际秩序的乐观主义，在巴黎和会的失败之后，很快也被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