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所走过的路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我们和英国之间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香港问题了。

一

1982年夏天，我奉命回国，参加廖承志同志主持的有关收回香港的专题讨论会。当时廖承志同志正担任着中央港澳领导小组组长和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廖承志同志对我说：“你这次回英国之后，要尽可能多地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和英国政府，了解英国对我们收回香港的反应和英国政府的政策，做完这个工作你就尽快回来开展工作。”

当时我也没有细想廖承志说让我“尽快回来开展工作”是什么意思？只是考虑到我要尽快回到英国去。

打个形象的比喻，我现在觉得自己在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充任的角色是探路者，或者说是哨兵也行。

与英国谈香港问题绕不过首相撒切尔夫人。

就我个人与撒切尔夫人的接触，我认为她有主见，魄力很大，处事果断，个性相当刚强，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谈到1982年夏天我回到英国为解决香港问题而去探路，有必要先回顾一下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中央对香港问题的相关考虑。

毛主席、周总理在考虑香港问题的时候有一个基本思路，即“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当时中央考虑香港问题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将香港问题放在整个世界政治格局这样一个框架下来考虑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予以解决。

世界政治格局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时候有了变化，邓小平同志根据新的世界形势的发展，特别是考虑到我国和美国、英国的新关系，以我国的长远利益和台湾2000万、香港600万人民，当然也包括当权者的利益为出发点，针对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制定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解决方略。当时及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特别是新闻媒体，对香港问题的报道只是关注了我们和英国的关系，其实我们和香港谈判，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已经长达十五年了，谈判中的焦点及难点问题都是围绕着上述几点利益而展开的，各方利益最大化才有可能达成一致。

1997年7月，我到香港参加回归庆典，我注意到在万众欢呼的同时，交接仪式大厅外还有几百人或上千人在冒雨表示抗议。

我在交接仪式大厅问一位老熟人：“你赞成回归吗？”

这位老熟人对我毫不讳言地说：“我不赞成。”

我接着问他：“那么你反对回归了？”

他当即说：“我当然不反对。”

我注意到包括像李柱铭那样的民主党人士，没有人公开表示反对回归。我的感觉是，关于回归祖国，香港同胞需要时间。

当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说了一句话，我认为很到位，说得很好，他说：“在一国两制的新环境下，我们将会有许多机会和充分条件，去认识国家，认识民族；去热爱国家，热爱民族。”

再一个就是当时我们庆祝香港回归举国欢庆的时候有一个事情被忽略了，今天讲来，我认为很有必要，其中颇有况味。不知道英国人在香港回归之时是怎么想的，派了一支舰队向香港驶来，这个舰队所走的路线刚好就是当年鸦片战争时英国东方远征军总司令乔治·懿律率领舰队所走的航线。当年乔治·懿律率领的舰队进入中国海，跑到珠江口，如入无人之境。一百多年后，英国的这个舰队刚刚进入中国海的第一个岛链，我们的舰队还有海军、航空兵就出现了。我想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如此充满庄严气氛，秩序井然，我们没有舰队和航空兵，可能吗？

不论是不同的声音，还是英国的舰队，或者是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那句话，在我看来，都从另一个层面说明着中国政府在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提出了三大任务：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很清楚统一祖国这个任务，香港回归的问题就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大使馆非常重视英国政府及在野党派对香港问题的各种动向，进行搜集整理，然后报告国内，为决策提供参考。

二

这个时期有几个时间节点，我要特别说明一下。

我1978年担任中国驻英大使时，英国的首相还不是撒切尔夫人，而是詹姆斯·卡拉汉，他到中国访问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两三年以后，将是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候。”

1979年3月29日，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他向邓小平提出由于港英当局批租“新界”土地不能超过1997年，现在只剩下十八年了，投资者不放心。

麦理浩说这话的用意明显得很，他是在试探我国1997年后对香港的态度。

邓小平告诉他，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本身没有可讨论的，但是中国政府也会考虑和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做出某种政治解决，无非一个收回，一个保持现状，不管哪种政治解决，都不影响投资者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到时候，本世纪和下个世纪，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

麦理浩还提出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

邓小平明确地告诉他：“绝对不可能！”

麦理浩又向邓小平提出一个问题：大陆居民去香港的人太多了。

邓小平说，两个途径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采取措施，减少一些人进入香港，减轻香港的压力；再一个途径就是港英当局要鼓励私人来广东进行投资，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归根结底，麦理浩这次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传达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政府接触的信息，了解中国政府对1997年后香港问题的态度。而我们呢？正是因为这次邓小平与麦理浩的谈话，把解决香港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

麦理浩访问中国之后，英国下议院在1979年6月13日就麦理浩访问中国进行了辩论。很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外交大臣在下议院的发言中说：“香港并非时代的错误产品，而是一个成功的例子。”麦理浩的北京之行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想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现在还不是“讨论香港问题的适当时机”。

紧接着，7月5日，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就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备忘录》。柯利达说中国可以对此《备忘录》做出答复。

这个《备忘录》已经不仅仅是试探中国政府了，而是想让中国政府默认英国取消“新界”管治权期限。我们的回答亦不含糊，奉劝英方不要采取所建议的行动，否则形势将引起对中英双方都不利的反应。

整整一年多后的1981年初，大使馆接到国内来电，说邓小平指示香港问题已经提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和态度，请有关部门研究，提出方案，尽快整理出来，供中央参考。

我迅速组织人将搜集到的关于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各种反应进行汇总，立即向国内提交了报告。

1981年4月3日上午，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勋爵，卡林顿向邓小平提出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的问题。

邓小平说，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做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我请你注意研究一下我们对中国台湾的政策，我们提出和平统一台湾，台湾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也不降低台湾人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收入，甚至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军队，要求他们的只是取消“国号”“国旗”。

邓小平向卡林顿勋爵解释了我们的“一国两制”政策，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

这次邓小平和卡林顿勋爵之间最为核心的话有两句，第一句：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第二句：中国愿意同英国谈判解决这个问题。

三

我在英国首先是与各界对中国表示友好的人士进行接触，听一听他们对香港问题的看法。

我认识英国前首相麦克米伦时他已经九十高龄了，我去拜访他，他对我说：“中国对香港享有主权，不容争议。”

丘吉尔的女婿索姆斯勋爵是前任欧共体主席，我邀请他到中国使馆做客。在宴会中，索姆斯勋爵大声说：“英国政府应该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我将为此大声疾呼。”

这个时期，我还同前首相希思、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国防大臣皮姆，工党副领袖希利，前国防部参谋长卡梅隆元帅，怡和洋行董事长亨利·凯瑟克，太古洋行董事长斯维尔兄弟，英之杰公司董事长坦劳勋爵，以及许多的政府部长进行了接触，我发现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包括英国很著名的媒体《卫报》等，都表示英国不应该坚持19世纪同清帝国政府签订的三个条约，坚持这三个条约没有好处，应该无条件地把香港归还中国。而且既然归还了，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求继续参与管理香港。

当然，不同的声音也不小，认为在香港主权归还中国之后，中国政府应该与英国政府共同管理一段时间——三十年。考虑到香港的利益，对中国能否管理好香港颇为担忧，其中最主要的担心是中国将在香港推行内地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

我所做的与英国各方人士的接触，说到底还是外围工作，最终是要与英国进行交涉。

1982年4月初，英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与阿根廷因为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问题爆发了战争，撒切尔夫人向议会宣布派出特遣舰队远征南大西洋。6月中旬，这场战争以英国的胜利而告终，全国欢腾，政府的威望得到很大的提高，撒切尔夫人也成为了英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候，撒切尔夫人提出她要访问中国。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是中国和英国建交以来第一位在任首相的正式访问。

1982年7月12日，也就是廖承志指示我回到英国展开相关香港问题前期工作后不到一个月，我邀请撒切尔夫人来中国大使馆做客。

撒切尔夫人在宴会上谈到了中国的烹饪，盛赞中国和英国的友谊，气氛融洽之至。

撒切尔夫人对我说：“我将要去中国访问，希望主要谈香港问题。”

我说：“您对邓小平先生同希思先生的谈话有什么看法？”

撒切尔夫人说：“我看过有关报告，很抱歉，我记不清楚了。”

很显然这是撒切尔夫人的托辞，我明白她是希望从我口中再次确认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我接过她的话，简单地重申了邓小平关于香港问题讲话的要点。

撒切尔夫人听我说完，沉吟了一下说：“香港问题对双方都很敏感，中国政府所说的主权问题是不是指香港整个地区？”

我说：“当然是香港整个地区了。中国政府要收回的不仅仅是新界，还包括香港岛和九龙。”

撒切尔夫人说：“租借新界的条约到1997年就要期满，现在香港人和英国人都比较着急，我希望就这个问题同中国领导人交换意见，使投资者不至于为他们的前途担忧，而因此失去了信心。中国主张不改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对我们双方都有利。”她继续说：“我们最好的办法是继续保持目前同中国的合作，保留英国的行政管理，香港地位不变，持续现状三十年、四十年或者五十年，我请中国注意英方的主张和意见。”

我仔细听完撒切尔夫人的话后，又向撒切尔夫人阐释了一遍邓小平和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谈话的要点。

撒切尔夫人表示知道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政策，她说：“希望在访华前再做进一步讨论，找到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

这时候，陪同撒切尔夫人来做客的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唐纳德小声对我说：“撒切尔夫人访华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主权问题。主权问题只能一步一步解决，急不得。撒切尔夫人非常不愿意说‘主权’这个字眼，最好在三五年后再提主权问题，或者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再提更好。”

我听完唐纳德的话，也就清楚了英方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态度和他们的一厢情愿。

我说：“主权问题，还是邓小平所说的不容商量。”

唐纳德说：“撒切尔夫人访华的时候，《公报》的这个措辞我们还需要认真斟酌，可以写明双方各自的观点，但表示双方都愿意寻求共同点，以维护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自由港的地位，保持香港的繁荣。”

12天后，香港总督尤德飞到伦敦，他和前总督麦理浩一起和我接着谈香港问题。

尤德和麦理浩态度很强硬，说交回主权，但必须由英国继续管治。

我说：“主权和管治权不能分开。中国在收回主权的同时，必须行使管治权。”

尤德和麦理浩坚持他们的意见，试图说服我。

我坚持我们的立场，谈了三个小时，仍没有结果。

他们俩几乎同时对我说：“我们这样争论下去，达不成一致怎么办？”

我冲两位笑了笑说：“我们达不成一致怎么办？我看其实也很好办，你们不是刚刚出兵远征了马尔维纳斯群岛吗？”

两个人听后不解地看着我。

我接着说：“马尔维纳斯群岛距离英国本土九千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能在空中加油，大西洋的气候，你们也知道，很恶劣，但你们还是去了啊！而且还打了胜仗，对吗？”

尤德和麦理浩点点头。

我说：“香港比起马尔维纳斯群岛，离英国本土要近1000海里，8000海里。沿途补给、加油不成问题，西太平洋的气候也非常好。我看呀，你们不妨用对付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办法试一试，这也不是不可以的呀！”

我把话说到此，尤德和麦理浩一下子愣了，好长时间回不过神来，然后俩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那当然不可能，不可能，用对付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的办法不行，我们和中国只能谈判，只能谈判。”

四

通过宴请撒切尔夫人，通过与尤德、麦理浩的谈话，我清楚了英国对香港问题的底牌，也向他们最大限度地表明了我们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

报告国内后两个月，9月22日，我陪同撒切尔夫人抵达北京，开始了访问。其实这不是撒切尔夫人第一次来中国，1977年作为英国保守党领袖，她来过北京。

9月24日，我陪同撒切尔夫人来到人民大会堂，先是在新疆厅，撒切尔夫人和邓颖超见了面。她们的会见时间不长，撒切尔夫人一行就被领到了福建厅。

到门口的时候，邓小平迎了出来。

众人落座后，我看了看邓小平的神态，那是胸有成竹；撒切尔夫人将两手平放在膝上，面含微笑，端庄凝重。

当时中方除了我之外，参加会谈的还有黄华，英方有尤德、巴特勒和柯利达。

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先是从中国的菜肴说起，四川菜、广东菜、苏州菜，各谈了它们之间的口味差别，气氛看起来平和而融洽。

在撒切尔夫人到访的前几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做出了决议，就是1997年中国必须收回香港。邓小平最终在这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一锤定音，这件事情就这样定下来。

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的谈话始终都是谈笑风生，但却挟电携雷。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轻言慢语的话，可细听之下，无不字字千斤。就某些问题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时候，各自又在话语中处处流露出峰回路转之意。

撒切尔夫人向邓小平强调英国和清政府签订的三个条约有法律依据，然后锋芒毕露，直言道：“如果中国政府宣布收回香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立即接过这句话，向撒切尔夫人说了很长一段话：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和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岛的方式和方法。否则，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二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如果说宣布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如果香港发生严重波动，中国政府将迫不得已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我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我们双方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

原计划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的会谈是一个半小时，结果延长了50分钟。

谈到最后，撒切尔夫人表示，希望不要把这次会谈的内容传出去，并建议共同对外宣布会谈是坦率的、友好的。

邓小平说：“好，我完全赞同你的意见。”

这次会谈的结果达到了我们谋求政治解决香港问题的预期目的，为今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会谈结束之后，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被很多媒体都报道了，说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和“钢铁公司”邓小平会谈，在走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失态，在台阶上跌倒了。实际上言过其实了，撒切尔夫人的确是不小心跌了一下，但像撒切尔夫人这种政治家，绝不会因为谈判中出现不愉快的情况就昏然失控。这样的报道是一种渲染，是一种反殖民主义的情绪流露而已。

当天下午，我和夫人张明陪同撒切尔夫人游览了颐和园。游览完毕，撒切尔夫人即兴参观了海淀农贸市场，还买了一袋葡萄。虽然上午的会谈相当严峻，但下午撒切尔夫人游览时的情绪称得上是“举起千斤，放下四两”，颇具政治家的风度。

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之后半年，也就是1983年春天，我在英国的任期将满，为此，我借离任之机，更加广泛地约会英方各界人士，阐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主张，推动中英谈判。

1983年3月7日，我在大使馆举办告别酒会，宴请英国政府官员和各国驻英使节。

在告别酒会上，我再次阐明了中国政府坚持中英友好谈判，解决问题的立场和诚意。

第二天，英国国防大臣皮姆在他的官邸设宴，为我饯行。我在宴会上同他们坦诚地进行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谈话，我讲话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争取更多的英国人士了解中国政府的坚定立场和我们所采取的照顾英方的灵活、务实的方针与政策。

我在伦敦这边做离任前的最后工作。在国内，中英谈判正在进行着，中方坚定而明确的立场终于使英国政府看清了中国政府对待香港问题不可改变的决心。

3月初，撒切尔夫人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表示对中国的主权立场已有所了解，不反对中国以对香港拥有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她本人愿将香港主权问题提交议会重新讨论。撒切尔夫人的这封信很重要，说明英国政府不再坚持三个条约有效的立场。

自此，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出现转机。到了1984年12月19日，双方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之后中英双方之间围绕着香港问题继续谈判，其间的跌宕曲折，错综复杂，真是一言难尽，双方较量到了最后，直到1997年7月1日零点，香港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