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产力：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

摘 要：中国经济成功既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方式决定了研究中国经济成功的视角只能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支撑是中国政治制度、治理机制和政治文化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成就中国奇迹的政治特色因素，也是一种政治生产力。

关键词：经济成功；政治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8-0026-04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已经成为过去30年间世界的一个奇观，但关于这一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国内外却并没有达成共识。有人从国民性角度分析，认为是中国人民勤劳节俭、储蓄率高，为中国经济发展积累和提供了巨大资本；有人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认为中国具有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人口红利效应使中国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得以成功实施；有人从投资角度认为中国打开国门吸引了大量外资，抓住了西方产业转移的机会，从而拉动了中国经济成长；有人从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中国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是成功的关键；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后发优势，等等。这些分析虽然有一定合理性，指出了中国经济成功背后的一些制度的、体制的和文化的原因，但是它们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即回避了政治因素的分析，更没有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因素。

一、中国经济成功中政治因素的彰显

国内外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感到无法理解，国际上许多经济学家试图用现有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奇迹”做出解释却不得要领。经济学家林毅夫曾撰文指出，现有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如中国采取双轨制为入口的市场改革，没有采取西方经济学理论普遍看好的“华盛顿共识”式的休克疗法，结果是中国并没有出现当时许多国际经济学家预测的崩溃或停滞现象，反倒是前苏联、东欧实行了休克疗法后却出现了他们没有料到的经济崩溃和停滞。[1]

现有经济学理论为什么难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呢？在我们看来，这并不是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了问题，更不是理论失去了解释和指导作用，而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国民经济现象要求现有经济学理论不断创新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发展的历史记录、经验不同于西方国家，决定了现有经济学理论本身需要创新发展。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用一定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因为一定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从特定的国民经济现象中产生的，各国的经济学家在建构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时总是可以对解释本国经济现象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正如世界著名的经济学理论在18世纪末20世纪初总是产生在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总是产生在美国一样，当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已经不能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现象时，正是中国经济学进行理论创新的最好时机。

中国的经济成功既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现象，也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现象，仅用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是无法解释的，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来思考中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才是可行的途径。从中国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是基于思想解放、观念创新的经济改革，即思想解放模型，这种模型不同于一般国家，无法用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较好地解释。“批评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评，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9经济改革之初，中国是通过思想解放来换取生产力的巨大释放的，是以思想“换思想”，而不是采取“大换血”的休克疗法。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最重要经验。“这可能是中国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大的贡献。……政治原因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在经济学上的解释是相当有限的，当然在实际上，政治原因已经作为假定和暗含放在经济学理论中了。”[3]

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看，试图用一种“成熟”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实践或许就是一种认识误区。从这方面来看，辩证地理解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解开中国奇迹的智慧钥匙。“要解释‘中国奇迹’，不应当简单用西方某种理论，也不应当简单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而应当用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的理论来解释。”[4]因为理论与实践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认识在实践中产生，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是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其中获得的理论认识分不开的。这个最大的理论成就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思想理论不断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直引领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党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内容，这些内容之间的逻辑的历史的联系反映着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伟大历程，从根本上解释了中国发展的经济奇迹。正如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党的文献从政治高度集中概括和总结了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本政治原因。

总之，现有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奇迹，并不表示没有理论可以解释，拓展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政治生产力无疑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奇迹之源。

二、中国经济成功的政治原因分析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其背后的根本支撑正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治理机制和文化的优势。

1.政治制度层面：30年来的经济成就证明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模式是成功的。衡量一种政治制度到底好不好不能凭主观判断，更不能按照西方价值观或者意识形态的对抗性来判断，只能凭事实说话，用客观事实来证明。世界上不存在一种所谓最好的普世的政治体制模式，也没有惟一的标准模式，政治体制具有多样化特性，不同的政治体制同时并存、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也相互竞争。二战后，随着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和人类的共同愿景，各国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技术竞争，而各国的市场竞争和技术竞争本质上就是各国制度的竞争，这种制度竞争并不简单地孤立地取决于哪个国家制度的好坏，而是取决于一个国家制度相对于竞争对手国家制度的比较优势。

中国经济成功成就了中国模式，而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中国制度，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中国模式。[5]面对中国经济的成功，我们不能把中国成功的模式与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分割开来，那样会陷入逻辑悖论：一方面承认中国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是另一方面又贬斥中国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合理。这不是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其实，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离不开对应的社会政治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6]32一个腐败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可能产生成功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犹如土壤与植物的依存关系：社会政治制度形成的环境滋生了相应的发展模式，相应的发展模式的成长又丰富和完善了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最重要的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与上层建筑之间的适应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当代中国的重大创新。

2.治理机制层面：经济成功离不开合理的政府治理机制，合理的政府治理机制就是社会效率和市场效率。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的。与前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的激进式改革不同的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道路。中国特有的渐进式改革并没有像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所预期的那样遭受失败，而是在经济、社会等领域的转型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功，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极大提升。渐进式改革不仅可以减少改革的不确定性，避免产出的大幅下降和社会的动荡，而且可以以时间来换取既得利益的权力阶层对改革的支持，用市场增量来稀释原来的计划体制。正是在这种主导路径下，中国形成了“走一步看一步”、“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发展理念。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政府本来就应该是制度改革和创新的主导者，一方面，政府凭借特有的权威性来推动制度的变革，在这种形式的制度创新中，新的制度本身就是政府以政令和法律形式的引入来实现的；另一方面，由于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也必须由政府来提供和完善。改革开放之后，政府主导了我国的主要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虽然并非是政府首创，但却是在政府的肯定下得以向全国推行的；国有企业的改革、宏观调控制度的创设、财政分权制度改革、金融体系的构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的调整、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股市的创建、社会保障体系的设立和完善……一系列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改革，无一不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的。[7]

人们往往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大体归功于三大要素：前所未有的好领导（党的集体领导）、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举国体制的好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政府主导的试验性的渐进改革、利用资源禀赋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等，被看作是中国“奇迹”产生的进一步解释。从政府治理层面看，这种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就在于中国政府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充分把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起来，摒弃了传统社会主义“一大二公”模式，引入责任机制和市场化原则对既有体制进行创新性改造。因此，中国经济成功实质上是中国特色制度创新的产物。[8]

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建立一种有效的治理机制，促进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其原因在于政府是中性政府。所谓中性政府指的是政府对待社会各个集团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和任何一个集团结盟。它追求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追求的是增加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特定集团的利益。[9]中国经济成功依赖于中国的中性政府，这种中性政府是由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历史过程决定的，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1949—1978年间的平等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社会的平等性质；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追求效率优先的市场平等主义政策；2001年中国共产党调整意识形态和社会认同，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而最终为其政府成为一个中性政府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当社会是平等的时候， 政府没有任何动机去和社会的某一阶层结盟。

3.政治文化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确立了方向，已成为我国综合国力中文化软实力的最核心要素。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探索社会发展规律、部署社会发展战略、实施社会发展对策等方面不断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所谓政治文化是指从特定的思想文化环境和经济社会制度中生长出来的、经过政治社会化而积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对特定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取向，它表现为一个和谐的政治系统以及系统中人们在思想和行为中形成的稳定的政治价值观、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总和。政治文化以其强大的政治生产力，影响着社会主体的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影响着统治阶级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的生产，作用于政治系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国家政治发展方向和社会发展目的起着重要影响。[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文化，其形成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经历了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不断创新的发展历程，并逐渐形成了四大优势，即集中效率优势、政治组织优势、制度创新优势和文化包容优势。[11]其中，政治组织优势是关键。我国政治文化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突出优势，取决于我国政治体制的性质、现代化建设的主题和我国特有的文化基因和禀赋。与任何西方政治体制相比较，我国政治体制最根本的性质，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中有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和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和利益，制定并规划出符合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和科学发展的方针政策，形成强大的统一意志和组织力量，把我国一切组织资源、权力资源以及政治社会资源，把国家和社会的一切积极因素和各种力量，把蕴含在人民群众中无穷的创造力、创业积极性和致富热情，都组织、调动起来，一心一意扑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这就是中国政治所独有的文化优势。

三、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生产力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同时又反过来给经济以巨大影响。那种把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仅仅归于经济体制改革，而看不到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改革的作用的理解既不符合中国成功的事实，也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恰恰相反，中国经济的成功反过来证明了中国政治上的成功，这才是合乎逻辑统一于历史的结论。因此，把中国经济成功与中国政治、中国政治制度等因素分割开来，既不符合中国发展历程的实际情况，也不可能正确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原因。纵观中国历史特别是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没有发展，其根本原因是反动、落后的封建制度，是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社会制度，是这个制度导致了中国不断遭受外部侵略和内部压迫，社会长期动乱，民不聊生，国家停滞不前。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证明了消除这些基本因素是中国经济成功的根本前提，是社会变革和制度建设的出发点与落脚点。[5]可见，无论从政治与经济的逻辑关系来看，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历程来看，政治也是一种生产力，即政治生产力。

所谓政治生产力是指政治行为主体按照特定的政治体系对整个社会系统包括政治体系实施相应的政治行为以取得政治性产品的能力。它包括政治行为主体、政治体系和社会系统三个要素。政治生产力概念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斯特在构建其“生产力理论”过程中首次提出的横跨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跨学科理论术语。李斯特将生产力区分为“个人生产力”、“国家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物质生产力”、“政治生产力”等类型，国家生产力并不是个人生产力的简单总和，而是个人生产力、精神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在政治生产力的整合下形成的总体生产力。在李斯特看来，斯密的自由放任原则“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12]292而实际上，国家离不开个人力量，个人也离不开国家力量，“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12]98虽然李斯特提出政治生产力概念的主要意义在于克服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以斯密为代表的带有“自由放任”特征的经济学说和经济政策，但是李斯特在他那个时代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上层建筑对个人发展和经济基础等方面的作用。后来的马克思则明确地把政治生产力归入上层建筑的范畴，肯定了这种政治生产力对物质生产力的统合作用，如同马克思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6]32

政治生产力作为间接生产力，它有自己的作用路径：一方面，政府向个体或生产者提供发挥其生产力的各种社会、政治、法律的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的干预，即通过各项政策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国家对个体生产力进行合理的整合，使之最大可能地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3]政治生产力的作用程度直接关系到政治软实力的核心竞争力。政治生产力之所以具有生产力能量，其原因就在于政治是一种现实的合力，这种政治合力来自于两股双向力量的汇合，即作为组织者的政府拥有的强大凝聚力、号召力、统摄力和作为被组织者的广大群众因对政府的高度信赖而产生的巨大向心力。这种“力”是一种软实力。政治生产力是政治软实力的根本动力，是政治软实力的合理又合力的“内核”；政治软实力是政治生产力的文化形态，它表现为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原则、政治价值观、国家战略、对外政策、领袖意志的号召力、影响力和统摄力，它可以规范、引导和整合政治生产力。政治生产力是政治软实力的力量之源，没有政治生产力就没有政治软实力；政治软实力是政治生产力的文化表现和承载形态，没有政治软实力就没有政治生产力。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属于政治综合实力的两个不同层面。

对当代中国来说，如果说政治生产力是政治软实力的“合理内核”，那么政治生产力的坚实内核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运动，既是一种物质生产力，又是一种精神生产力。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相互联系、紧密依存的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世界上不只有一种话语权，中国经济成功证明中国现有政治制度是成功的，由此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话语权，也是一种政治生产力。新时期，我们要实现中国梦，必由之路就是坚持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此，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政治生产力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或者更长时期的一个艰巨任务。

解放和发展政治生产力，其本质是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前提下，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激发人的主观积极性。没有先进的政治制度，就没有先进的生产关系，只有依靠先进的生产关系而激发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政治生产力的真正解放。首先，在价值取向上，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始终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才能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其次，在结构上，激活政治生产力“三要素”。主体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对政治产品的建设与调控能力；介体上，进一步完善政治制度和社会体制，提高政治制度或社会体制的适应能力；客体上，提升政治产品的价值，整合人们对政治产品在满足其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方面的评价和选择。再次，在功能上，立足于政治生产力的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特征，强化政治产品的生产、规范、批判和人文关怀功能。最后，在方法上，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特别是要将改革的顶层设计与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相结合，加快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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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