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中国政治文学的转折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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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左联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学发展的标志性里程,其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以及围绕着左联成立前后的文学运动与文学活动,为二十世纪政治文学的流变提供了丰富的示范意义。研究左联及其文学活动,对形成二十世纪政治文学的流变脉络具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左联政治文学转折组织形式
“左联”是二十世纪第一个具有强烈的政治背景,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学纲领,形成了系统的组织结构,自觉推行政治任务的文学组织群体。“左联”是五四文学向革命文学的政治性转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文学进行政治化组织转型的必然结果。“左联”的实践,既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学的方向性转轨提供了范本,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文学运动组织模式;“左联”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思想的中国化过程。经过“左联”的各种政治、文学、社会活动,经过各种文学思潮的论争,既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学的发展培养了领导人,又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学奠定了文学的政治性与阶级性的基调,为中国文学走向埋下了伏笔。研究“左联,对研究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学的流变是有重要而深刻的历史意义。
一
“左联”的组织形式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文学管理模式提供了范本。“左联”的理论纲领是由冯乃超和冯雪峰参照苏联左翼文学团体“列夫”、“十月”和日本“纳普”的章程、宣言,并经过鲁迅的同意而起草的。其领导机构起初是全体大会选出常务委员会和候补委员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后来又称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之下设秘书处,有行政书记做日常具体事务工作,还有组织部、宜传部、编辑部、出版部,以及创作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在左联内有党团,是共产党的组织,其领导相当于党组书记,每个成员都要编入小组,由小组长领导,按期过组织生活。成员间实行单线联系,绝不允许发生横向关系等等,这种组织结构与管理模式与一般的政治组织无异。这些组织结构的组成为1949年以后中国文联、作协等等的成立提供了范式选择。
左联的组织活动为文学的政治化转型进行了实践。左联的组织成员既参加一系列由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抗议活动,又为一些政治事件作决议、发宣言,表示左联的态度。如: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左联就发表了《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学的青年》,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号召左联成员和文学青年投入战斗等等。左联同时通过对受各种政治势力影响或操纵的文学社团与文学观念进行的论争,体现了政治文学团体的政治属性。由革命文学到左翼文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文学逐渐成为一种自觉的服务于政治的文学,早期的自发转型也至此达致其追求的归宿。
二
围绕左联成立前后的文学运动与文学创作为政治文学为政治文学运动提供了成功的文学运动实践。
“革命文学”的主流派提出了典范的政治文学理论范型:“政治—文学”范式。他们从政治目的出发,运用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有意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所恃的目的并非文学运动而是政治运动。李初梨指出“无产阶级文学是: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蒋光慈认同:“革命文学是以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革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具有反抗一切旧势力的精神!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革命文学是要认识现代的生活,而指示出一条改革社会的新路经!”忻启介明确:“表明无产阶级底主张,鼓舞无产阶级的人底战斗意识,而为意识争斗的武器才是无产阶级的艺术”;周扬为代表的“苏俄派”在翻译,推介苏联社会主义文学思想的基础上升华了“政治—文学”范型,实现了坚执“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对应的唯物主义模式,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属性,同时亦以自身以文学从事政治斗争的经历实现了文学与政治的统一,并形成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政治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三十年代传统,构建了政治文学思潮内部斗争的主流一翼。
这些提倡“政治—文学”范型的成员大多有过参加现实政治工作的经历,似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是瞻一样,此时的左翼作家亦大多以此时的“共产国际左翼作家联盟”为理论来源。包括自此以后左翼作家们所提倡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阐释与传播,无不可以看出这些作家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出身与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深切关注,著名的“政治—文学”范型作家蒋光慈就曾说:“革命的步骤实在太快了,使得许多人追赶不上,文学虽然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但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被革命的浪潮推动得太激烈了,因之起了非常迅速的变化,这弄得我们的文学来不及表现,我们的文学家虽然将笔运用得如何灵敏,但当他的这一件事情还未描写完时,而别一件事却早已发生了,文学家要表现社会生活时,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必定要经过相当的思考的过程。但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变化,却没有这样从容的顺序的态度,如此,我们的文学就不得不落后了。” 由政治出发的文学创作往往因为政治发展的先验性,文学创作的积淀、滞后性而表现出矛盾。
蒋光慈对革命与爱情有着特殊的敏感。三十年代社会民众的政治文化心理,对接受革命与爱情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前者满足了政治解放,后者实现了个性解放。《短裤党》是现代文学史上早期工人革命斗争的光辉记录,诚如作者所言“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证据” 。它切实地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中要求牺牲一切追求胜利的政治文化气氛,结合政治形势,结合政治策略,政治运动的主观性相当强烈。在强敌环伺之下的革命队伍需要乐观主义情绪的支持时,华汉的《地泉》三部曲,革命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在作者笔下,变成了“我们的革命,有不能不成功。亦不得不成功的趋势,强敌虽暴,究竟是一叶落则知秋到的时候了 。“革命+恋爱”给“政治—文学”范式创造了浪漫的天堂:革命导致了政治的解放,恋爱则塑造了个性的自由,人的自我追求的解放。因此,其创作范式一度成为了当时“政治—文学”范式的典型创作方法。它重点并不在于审美,而是在于政治宣传;不在于人性张扬,而在于演绎政治信条;不在于形象,而在于观念的传递。作家们往往采用寓意性的手法,通过讲故事来说明一种先验的观念、思想、道理、用以教化读者。缘于先验的观念、思想、道理的失误,这种理念基础上的创作范式很快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很快被“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所替代。该方法体现了作家对“政治—文学”范式进行政治性修正努力。左联在其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在方法上,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成为一个唯物的辩证法论者。”其目的在于作家正确地把握范式中“政治”的现实内涵,确立新的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视角与方法。因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是切实的唯物论辩证法的认识现实——认识具体的阶级关系和历史条件,这是决定他们革命策略的基础,这是改造现实底真正的出发点”
“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重视社会性题材的开掘,重视对社会现象作阶级的分析。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围绕着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而展开,构造了共产党人领导下,农民运动骨干发动农民,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的“政治—文学”典范主题;丁玲的《水》用“唯物辩证法”把视角关注到农村,是“从离社会,向‘向社会’,从个人主义的虚无,向工农大众的革命的路” 的转变。
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政治”范型的另一翼,在接受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文学思想论述的同时,坚执政治文学创作的文学性,一方面力图使马克思主义经典思想本土化,另一方面力图维护自“五四”以来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把政治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内容。鲁迅杂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不仅能透视现实的社会思想实质,还能从社会经济地位出发挖掘出社会思想的阶级根源,其作品绝非政治斗争的直接工具而是落笔于社会思想的剖露与批判为现实的中国社会发展服务,保持一贯的艺术特质,以形象、语言,而不是政治口号与政治论文的方式表达立场观点,因而具有辐射面更广、穿透力更强的内在功力。他往往以具体的现实生活现象来形象地引出或涵纳整体的思考,得出切实的思想及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深入认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记念刘和珍君》等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的深切观照。他的创作目的在现实政治,但落笔之处却始终作为一种文学观照,始终不忽略杂文作为艺术文体的存在。茅盾《子夜》以其深刻的政治或社会剖析,体现了这一范式在小说创作的成功。《子夜》对当时社会革命的描写:城市斗争、农村斗争两条线索的设计,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本家及其后台帝国主义的矛盾,民族资本家与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的网络设计,体现了作者深刻的阶级分析特征。但作者并非单纯的以政治策略为情节的主线,而是立足于现实主义立场,尊重文学创作及生活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全面地展现了当时中国城市发展的矛盾的画卷,其创作震撼力与“政治—文学”范型的创作比明显增强。
认同这一范型的作家们,他们往往选取重大社会题材,塑造工农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形象,表现鲜明突出的政治主题,但落笔之处却是文学。柔石的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叙述一个“典妻”的故事,在令人窒息的悲哀中,作品向不合理的社会提出了深刻的控拆,揭示了阶级对立的政治实质。胡也频的作品《到莫斯科去》是对普罗文学的最初献礼,《光明在我们前面》更进一步深化了《到莫斯科去》的主题。在小说中寄寓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政治取向的思考。叶紫以一系列深刻揭露统治农村的种种封建势力是农民破产的根源的政治主题,表现了农民觉醒和斗争的现实,展现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的深入。《丰收》、《山村一夜》等通过对农民生活的描写,以典型现实反衬上述政治主题,取得了相当的政治效果。比较“革命浪漫谛克”与“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文学—政治”的理论范式中,重视了政治与艺术对应协调,认为只有在正确的世界观指导下,才有可能描写真实的世界;而只有描写真实的世界,才有可能把握世界的本质,展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人物的阶级性、事件的政治性等内容。关注了文学对政治的“回程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文学—政治”范型与“政治—文学”范型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他们不再拘囿于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正面反映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不再迷恋于浪漫谛克式的政治宣传品,不再满足于缺乏典型性的概念化的群像描写,而是摄取作家自己生活园地里最熟悉的一角,通过典型环境的渲染和典型形象的塑造,折射出社会面相来,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创作方法与作品风格的多样化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通过鲁迅的提倡,依靠一大批作家的成功实践,“文学—政治”范型规范了左联的创作倾向,逐步形成了“政治—文学”与“文学—政治”的联合,并通过对国民党控制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三民主义文学运动”的文学团体的斗争,对坚执文学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第三种人”、“自由人”的文学团体的论争,达致了左联组织与思想的统一,鲁迅因此成为了左联的旗手与旗帜。
参考文献:
[1]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 1928.2。
[2]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选自《当代中国文学论集》,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
[3]忻启介:《无产阶级艺术论》,《流沙》半月刊, 1928.5。
[4]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太阳月早》,1928.1。
[5]蒋光慈:《短裤党》第1页,泰东图书局,1927。
[6]《满蒙侵略底杜会的根据》,《文化批判》,1928,第l号。
[7]瞿秋白:《马克思文学论底断篇后记》、《十字街头》,1931年第l、2期。
[8]冯雪峰: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北斗》,1932.l。
[9]《19—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第3卷,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黄水源:贵州毕节试验区研究院、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文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