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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政党与宪法:政治妥协的现实制度框架

    时间:2021-01-27 09:29:3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由于中国政治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立宪框架下实现政治妥协就多少折射出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政治化光谱。在当下中国立宪体系与政党执政等国家主权“双轴体系”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一方面坚持依宪治国的法治原则毫不动摇,另一方面依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绝不懈怠,把日益涌现的既定宪法无法有效化解的大量非制度性利益表达与政治参与等社会矛盾甚至政治冲突,纳入到以协商民主为基调的“正当妥协”范畴下解决,逐步实现更加充分有效的政治妥协,并在条件成熟时通过修定宪法与废立有关政策规定,切实实现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目标。

    【关键词】政治妥协  正当妥协  政党执政  法治国家

    【中图分类号】 D60            【文献标识码】A

    立宪政制理论表明,政治妥协的制度框架只能是一部神圣至上的宪法。宪法是政治妥协的制度框架这一理念已成共识,但现代政党政治的发展历史过程中,东西方社会政治妥协的理论内涵、实践经历与实现程度却各成其趣、各具特色。发育于西方的政治妥协理论自有常识性的启蒙价值,但并不能以“拿来主义”来包医百病;类似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融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已是万众所向,政治妥协的立宪框架是“他山之石”只可攻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并承诺率先遵守宪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将丰富与发展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

    政治妥协与政党执政的理论渊源与适用维度

    大体上来讲,政党执政与宪法立宪的时间先后之分、主体客体之分,对于政治妥协的成效与作用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一般而言政治妥协先于立宪框架而成,政党执政受制于政治妥协的宪法体制。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妥协源于英国13世纪及其以后王权与贵族/民权之间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之争,也就是说宪法本身起源于近代英国王权与贵族/民权基于双方在财产权利与经济利益等诸方面的对抗性斗争而采取反复谈判并订立宪章的政治妥协活动,其结果是开创了以政治妥协为直接目标的现代立宪制度。“1215年英国约翰王宣誓同意的《大宪章》63个条款中,……在制度上确立了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原则,在政治的逻辑上把私有财产置于国王的主权之外。”①作为公民,国家凭籍主权地位与强制权力来“索取”公民的私有财产时,“仍须得到他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征课税赋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②基于经济利益与财产权利等方面的反复谈判与政治妥协开始酝酿了西方国家议会主权与立宪政治制度,议会的形成即源于王权与贵族/民权就纳税的种类与额度进行讨价还价,以及限制王权过分索取不当私人财产的做法。为了估定与征收税款而设立或选举的市参事会很快应运而生,并且成为每一个城市中相沿的政治制度;③新兴的类似于现代议会功能的参事会,为贵族们提供了政治妥协平台,以便于他们与王权讨论赋税问题并达成双方遵守的协议,因此这一传统的政治妥协方式成为现代议会制度的雏形。在当时的英国,维持王权运转的主要费用来自征收的土地税,这远远不够王室挥金如土般的开支。从亨利一世时起,英国王室采取加官晋爵、擢新保旧等办法来增加王室经费,企图在不改变统治方式、不放弃赋税垄断权的旧框架内维持稳定。④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入不敷出的王室财政窘况。到13世纪初,英王约翰好大喜功,对外与法国开战,对内与教皇争权,最后导致王室国库巨额亏空,王室与贵族纳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214年9月,英王约翰不经纳税人同意就悍然开征盾牌钱,引起了主要纳税人——封建贵族——的坚决抵制甚至军事反叛。约翰王被迫与大主教兰顿为首的贵族们就赋税问题进行谈判,并不得不接受后者对国王肆意增税权力的限制,形成的法律文本即为《自由大宪章》。⑤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宪法性文件达成了“无代议士不纳税”的政治妥协宣言。英国《自由大宪章》第12条规定,国王没有纳税人同意不得征收任何免役税和贡金,且规定赎金、策封、长女出嫁之费用等三项税金无全国公意许可不得征收;第14条规定了国王征收任何赋税所必须严格遵守的程序与办法,要求国王必须在指定时间与指定地点召开会议,且于40日之前将有关赋税征收的金额与用途告知“各大主教、主持、伯爵与男爵”等纳税人(贵族)。⑥1265年,贵族孟福尔自行召集英国历史上第一次由贵族组成的议会,主要议题为讨论纳税人权利与限制王室征税权;1275年前后因英国地方贵族反对英王亨利三世的过度征税而在牛津召开谘议会,遂使“议会”政治体制得以正式运作。到13世纪末,英国国王接受议会授意的《无承诺不课税法》,进一步对国王的征税权力进行了严厉限制,基本完成了无议会同意不征税的法律制度建构,形成了税收法定原则的政治妥协雏形,也为后世的许多税收法定原则、议会保留原则或法律保留原则奠定了基础,并确立了现代政治妥协与分权立宪制度的基础。⑦17世纪初,英国议会又通过《权利请愿书》,该世纪末再颁布《权利法案》等,先后对限制王权征税的传统做法进行了更为明确细致的规定与强化。⑧托马斯·孟对起源于赋税义务与权利的近代政治妥协活动与英国立宪制度这样总结道:“当我们必须筹集较多于从经常的赋税而来的款项时,我们就应该按平等的原则办事,方可免遭人民憎恨;因为除非他们的献纳是大家所认可的,否则他们是决不会心悦诚服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创立了议会制度乃是政府的一种高明政策。”⑨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妥协活动,不仅以立宪制度形式推进了现代立宪政治,而且还逐步促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以世界上最早出现资产阶级政党、并最先确立和实行两党制的英国为例,1679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在英国议会内部形成了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辉格党(Whig)与托利党(Tory)等两个主要政治派别。后来,辉格党与托利党联合起来反对詹姆斯二世,并于1688年发动政变完成“光荣革命”,辉格党由此成为执政党,并在立宪框架下继续遵行宪法原则、恪守妥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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