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官员的精神世界
时间：2021-01-28 07:56:0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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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官员们大多奉行谨言慎行的低调原则，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对信仰、事业、金钱、情感、家人怎么看？鲜有人会知道。
精神世界固难被窥探，高官的心理如同其官位一样高高在上，难为外人所知，直至落马后，方在囹圄间“忏悔”时被人窥见一二。然而，如不探究官员的心理变化，亦无法得知贪腐在官员个体身上如何发展演进、由微而著的历程。
基于该认知，十年前，时为江西行政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的肖唐镖就着手在地方官员中进行采样调查，在调查中，他罕有地“叩击”到了官员们不为人知的信仰、精神层面。
肖唐镖曾在省委机关任职，深知领导干部“高度政治化、不太愿意直接向人袒露心迹”的心理特点，他借在中部某省省委党校授课之机，对六个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行了抽样调查，包括了市厅级、县处级和乡镇科级等各级别领导干部，甚至包括来自国企和高校的政工干部，设计了一套匿名问卷，共投放调查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
问卷中设计了直接触及“贪腐”的问题。在“任用干部的风气”上，肖唐镖收获了最令他感到惊奇的答案。回收问卷中，竟无一人认为“风气很正”。认为“风气比较正”的仅占18.6%。
在“任用干部风气不正的主要表现”问题上，74.8%的人选择“拉关系、跑官”，55.3%的人选择“任人唯亲、分派分线”，46.8%的人选择“考察不实”，43.1%的人认为在干部任用方面“决策不民主、个人说了算”，28.4%的人选择“买官卖官”。“现在提升职务关键要靠什么？”75.1%的回答选择“与领导的关系”，而只有17.0%的人选择了“资历”。“干部任用和管理中的问题，于此可见一斑。”肖唐镖总结道。
涉及官员信仰状况的问题是“您觉得共产主义能否最终实现？”肖唐镖清楚，对领导干部而言，这是一组“极为棘手和敏感”的话题。他在回收的问卷上，看到66.9%的人回答“有可能实现”或“一定能实现”，然而，选择“不可能实现”或“说不清”的人也占27.4%。在“是否希望我国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71.5%的人选择是，有20%左右的人选择“不希望”或“说不清”。
由于此次匿名问卷调查发生在氛围宽松的课堂上，而非组织部或纪委的办公室里，肖唐镖认为答卷的可信度“更高”。他从答案中看到，“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中，多数人员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但多元化的情形却已经发生。”“信仰的失落，已在当代官员心里种下了价值观迷失的祸根。”肖唐镖表示。
肖唐镖通过调查和数据中觉察到了官员们信仰的失落，而在一线从事反贪腐工作的纪检官员则是从实际工作中目睹了这一切。
一位长期在纪委系统工作的人员说，纪委系统常以现实案例为原型，拍摄专题片进行领导干部教育警示。同时，专题片会把落马官员分成不同类型，其中就有一种“信仰缺失”型专题片。
“迷信”的根源
在肖唐镖大胆的“信仰”问卷之后，随着贪腐高官不断落马，贪官的心路轨迹愈加暴露于大众，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目标转向官员的“内心世界”。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是这些研究者中的一员。在一份入选《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的调查中，涂谦以十六大以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基本特征。他得出的结论是，“‘钱、权、色’是腐败的高发领域，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他的调查显示，在72名腐败高官中，有22人“长期包养情妇、道德败坏”，占33.3%。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包养情妇的官员系因为情妇谋取利益而落马，亦有不乏被情妇举报导致罪行暴露的高官。涂谦认为这是掌握权力者的贪欲超越伦理底线所致，该现象折射出的是贪腐官员价值观的沦落。
在对贪腐官员的研究成果中，另一项触及精神信仰层面的结论是：很多贪腐官员有着异于常人的“迷信”思想。2007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所做的《我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质调查分析报告》也显示，不少县处级公务员具有迷信行为，相信“求签”“相面”“星座预测”和“周公解梦”等迷信现象。
这种现象在现实中不乏实例。“在不正之风的暗示下，一些官员产生沉重的焦虑感、迷茫感和无力感，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程萍说。
十年轨迹
从2003年在党校课堂上进行官员信仰的抽样调查开始，肖唐镖专注于中国政治和干部制度的研究，迄今已逾十年。谈到十年间贪吏现象的变化，他说，“比之十年前，一些贪腐官员无论是言行的张狂，还是贪腐的数额表现，均有过而之无不及。”
近年来，中共中央整体上加大了干部制度改革的力度，继2004年出台5+1文件后，又推出《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等5个法规文件。但肖唐镖认为，这些措施仍然有着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不是解决干部贪腐的“良药”。
“（今天）这些堕落的官员（的心理和思想）已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度之，已是极度的荒唐与张狂。”肖唐镖指出，十年来贪腐官员的表现有三：一、贪腐行为已经无以复加；二、干部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没有体现出相应的防腐、反腐举措和积极性；三、所幸的是，公众监督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反腐的利器。
“如果说其他措施未令贪官恐惧，公众和媒体起到了这个作用。”他说。
回归“制度”
在肖唐镖看来，对官员政治信仰、思想的研究，这10年来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现有的研究“十分不足”，由于缺乏可靠的田野调查数据，无法评估干部队伍的政治认知、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而这种评估，对当前和今后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具有“实质性意义”。
实际上，早在1980年代末，就曾出现过针对官员群体的一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这个调查涉及到350位左右干部的心理和思想状况，但仅仅列出了这些被调查干部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并未对之进行专门分析。至今仍无学者使用这些已公开的数据进行系统分析。
近年来，《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连年发表“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是国内目前能看到“仅有的”对干部状况的调查分析。它以来中央党校学习的一百多位司局级干部的问卷调查为基础，从一个视角揭开了领导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判断，但肖唐镖认为，该“蓝皮书”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缺乏对官员们关于政治改革的心理与要求的系统分析。由于缺乏此类分析，使得以官员为目标群体的“防腐、反腐”宣传“乏力”而“无实效”。
肖唐镖发现，由于公务员队伍或曰“政治精英”阶层在思想上高度“政治化”，在主旋律场合不会表现出这种“信仰上的摇摆”，但如果“私下聊”，就会表露无疑。而在马列主义信仰产生“摇摆”的同时，官员又不能选择唯心主义的宗教信仰，同时，公民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不健全又未使其建立合于社会规范的伦理道德，导致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三观尽毁”。
“在这种情况下，再没有法制的强有力约束和监督，官员走向贪腐就是必然的。”肖唐镖说，“看透了贪腐官员的精神世界之后，再想求一个解决之道，终要回到一个词上：制度。
国家行政学院的程萍教授亦认为，对官员进行精神层面“干预”，需教育与约束并重，“道德教育”与“制度建设”并举。面对新媒体条件下新的社会舆论生态环境的生成和越来越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与行为，制度建设首先是深化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健全反腐的法律和制度体系。
“官员，特别是高官，手握国家公器，因此，其思想和信仰便具有一种‘公共性’，‘公共性’的问题应纳入公共规范中，接受公众监督，承担公共责任，为公共制度所约束。”肖唐镖指出，官员的思想、道德、信仰这些“公共性”问题，最终要回到民主法制的基本精神上，才是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