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深而文明

一

“自有清刚在诗骨，欲扶正雅起骚魂”，这是张默君（1884-1965）的诗，也被其夫婿邵元冲在作于1925年7月6日之《白华草堂诗》序中征引了。知妻莫若夫，邵子元冲如此断制，甚有眼力。

1884年10月5日（光绪十年夏历九月初六），张默君生于湘乡。这块乡土特有的情热深挚与人文渊薮，它们所能赋予这潇湘女儿的天资禀赋与精神资源，自此延续了一生一世。张父伯纯为早期同盟会会员，一代贤明士与教育工作者，在女儿的追忆中，“革命先革心”是父亲最为响亮的主张，“笃实·力行·复仇·明耻”是父亲教书育人的宗旨，其及门弟子俊彦包括了蔡锷、赵声、禹之谟、秦力山这些辛亥前后为“缔造新中国”义贯云天的豪杰勇士，可谓一代枭雄尽属湖湘。张母何氏名承徽（字懿生，晚号仪孝老人）亦非寻常人物，诗名甚藉，谭延闿（组庵）称之为“沈酣三唐，渊源八代，风骨既骞，芬芳自远，海内奉为女师，异国求其诗草”，这“海内女师”之名实不是虚誉。清末两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魏光焘先后聘请张伯纯督办两江学务，旅宁第一学校、湖南公学、养正学校、养正女学得以陆续创办于金陵，均与其相关。彼时养正女学既设于张家在铁汤池的寓所，其主持人也就是何氏夫人，“其时中国风气未开，江南而有吾国人自办之男女中小学，是殆其嚆矢”。后来，张伯纯受命监督安徽皖江中学，何氏夫人再次受聘为芜湖省立第二女校国文主任，后又受聘为振华女校国学讲席，均表现卓著。另外，何氏之兄璞元，诗名亦佳，受知于光宣诗坛祭酒陈三立，为其家西席，日后的书画名家、陈家长子陈衡恪即其弟子。

张默君无疑是杰出的。她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1912年发起成立神州妇女协会并任会长，继之创办《神州日报》、担任神州女校校长。1918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曾为纽约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1920年回国任江苏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张默君所受教育在当时算是比较全面的，传统与现代并重，这当然首先得感谢她出类拔萃的双亲的开明通达，成年之后张默君在中学、西学问题上也很通脱。张伯纯、何承徽夫妻的教育成果显然不止张默君，其他子女亦均学业事业有成，甚至他们还有两个相当杰出的女婿，湖北应城蒋作宾娶五女张淑嘉，浙江绍兴竺可桢娶八女张侠魂。“旁薄开济才，劲直岁寒木。梁孟德齐眉，鸳鹓灿成六”，这是张默君对他们姊妹三人婚姻的形容，伉俪六人可谓领袖群彦、济济一堂。邵元冲在日记中也曾称赞妻弟张元祜（叔同）“敦实厚重，有严父（即伯纯）之风，且学有根柢”（《邵元冲日记》，1924年8月12日，下同）。

在传统中国张默君属于缔姻甚迟之列（民国十三年秋四十一岁始与邵完婚），《邵元冲日记》1924年5月26日载“接白华（张之斋号）一函，意仍悱恻，而于前事仍有未能释然者”，第二天邵“午前作复白华长函一通，凡十九笺，犹未能尽所欲言”，又说“此函为白华谋者甚挚，冀彼能速自决，完此一重公案，结束八年来绵绵长恨耳”。同年8月7日，邵接张之长函暨答诗十章，“凄戾感慨，览之泫然”，并言：“十三年来，吾负白华之衍，百身莫赎，此后惟有努力完成晚盖之谊，且重圆旧梦也。”邵日记中曾言张默君早年一度怒焚邵写给自己的二千余封书简——就此意推断，这又是一段爱情长跑，因为某种不为人知的原因偃蹇了这段姻缘。至本年9月19日婚礼前，邵元冲的焦灼与热烈，张默君的矜持与犹豫，在此间邵氏日记中有充分体现。这是一段当时并不多见的“姐弟恋”（邵出生于1890年），因二人都算“名人”，似此缔姻还多少有些政治挂碍：如邵氏日记1924年12月13日载张默君函，有谓“黄炎培向蒋维乔等处诋毁，谓华（即张）结合民党予彼等不利”，张颇望夫妻今后能致力教育著述而尽量远离政治利害。新婚燕尔之际，邵元冲为妻子剪爪通发，柔情款款，“（发）匀泽而长，触手腻然，因为编成单辫，对镜相看，为之心醉”，所谓“爱妻厚我，一字足值百吻”，夫妇二人缠绵无间之细节昭昭见于邵元冲日记。二人志趣才具相当般配，即使洞房之夜，“华姊”也为夫君运典稍涉绮丽而谓其“有异风人温柔敦厚之旨，力注意”。婚后三天，夫妻之间更有如下关于诗歌创作的对话：

（九时后归，读《韩冬郎诗》，音节靡曼）白华谓余诗本雅正，若靡靡及儿女之私，燕婉之辞者，习而不返，必荡无所归，匪特格调日趋于凡下，且汩其性灵，此明代七子之诗，所以习于佻纤，而为大雅所弗崇，今子习耽香艳之词，殊失雅正之义，宜本《国风》《大雅》，以矫浮习，以端趋向云云。其箴规之意，极为恳挚。余平日学诗，亦力趋汉唐之醇厚，因迩日流于风华之什，遂稍耽之，白华乃防微杜渐，勉我于雅正，我亦何敢不兢兢自励，以治诗者省身，以省身者敏事，庶几天君澄澄，净洗滓浊，以葆我虚灵纳于正轨，日月明明，庶昭鉴之，以无负白华殷挚之意。华闻言，亦觉稍慰，因共披览碑版良久。（1924年9月22日）

可谓闺房之内一堂师友、热血冷风洗涤乾坤，但羡鸳鸯竟似仙。“觉毕生幸乐于兹初肇始，而吾二人对社会、国家之共同责任，亦由此开始，感愉既深，念兹艰巨，尤凛凛也”。（1924年9月19日）

1924年岁末，新婚三月有余，邵元冲在日记中总结一年中得失成就，大半篇幅留给了他们的婚姻：

本年以三分之一时间留欧，三分之二时间在国内。留欧时以行旅颇促，考察所得，尚乏系统，顾抱残撷英，亦足为研治之大助。在国内时以事务纷纭，鲜有大成就，草定《劳工法》及“各国革命史略之讲义”等，皆足稍留鸿爪。而与华快缔良缘，完成十三年来绵绵宿愿，证吾二人志行之坚贞，吾不负华，华亦不负吾，此实毕生欣幸之事而可庆可志者。此后，惟有互怜互爱，葆全往日贞素之挚谊，为历史上创一新型、为后世歌咏感发之资，此吾之所自任，亦愿与华互任之者也。

1925年1月1日“新春励志”，正陪同孙中山人在北京的邵元冲又在日记中有如下表述：

比来思虑纷杂，缺宁静之趣，又以白华远隔，时怀辗转，月余来颇少致力于问学，此后，宜致力于恬穆以全性，浸润于学以润身，起居有恒，动作有度，庶德业渐晋，以慰吾华，庶无负伊人黾勉之谊及予之所以自任也。

即使夫妻之间有了隔阂龌龊，年轻的丈夫已经能够如此反求诸己：

昨今精神不快，故几次欲下笔寄华而毁稿数次，盖不快之辞，易流于感慨激荡，若以是累华以增其感痛，岂余所忍！华多感人也，余当善慰喻之，以尽怜悯之谊，决不能因其牢骚，而亦与之强辩，以身明我之为人，则我宁耐之耳。（1925年2月19日）

婚姻十三载，年年逢张默君生辰，邵元冲均郑重其事且载入日记，关于自己却只记录了“四十初度”聊以自励。每当张默君身体不适，只要有可能邵均会在家“伴疾”，公务不得不外出则便殊感不安。就邵氏日记中看，张默君似性情颇多褊急躁郁，“性刚使气”，所谓“肝气又作，语多牢骚”，邵颇多体谅、偶亦无奈：隐隐觉得这对夫妇中更有隐忍包容精神的是男方——可为张之生性严正做一脚注的，可举其著《中国文字源流及历代书法之演进》亦至“因人废言”：“凡有立身欠正，大节有亏，如元之赵孟頫，明之王铎辈，名列二臣者不举。”

1929-1930年之交，四十初度邵元冲在日记中有如下惕厉自省：

本岁惟日孳孳，幸免大戾。然人事卒卒，学业鲜孟晋之效。此后宜黾勉以赴，惕日省之功，怀冰渊之惧，庶几纯粹冲和，以堪艰巨，以保初衷也。（1929年12月31日）

比来负责愈繁，而谤渎亦随之以兴，倘自省不疚，固无恤人言，然百密一疏，处事或不免草率，应接或不免疏怠，加以学术荒陋，又阙澄思眇虑之功，则阙失愆尤之丛集，尤宜再三黾勉也。兹当岁首，谨誓于列祖列宗及皇考妣以数事自勉：

一、实心任事，二、虚衷纳言，三、公平仁恕，四、谨小慎微，五、砥节砺行，六、刻苦治学。

倘悠悠忽忽不自振厉，或放言昭昭而堕行，冥冥者神其殛之。（1930年1月1日）

惟有了解这个人的品质，你才能理解，何以邵元冲1936年“西安事变”中饮弹身亡、张默君如此愤怒与哀伤——惟有了解这个人的品质，你才能理解，那样的愤怒与哀伤并不仅仅因为妻子之于丈夫。

二

“晚婚”的张默君实是一“深情”之人——惟其用情之深，方可如此认真，乃能如此“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礼记·乐论》），这从《白华草堂诗》多次“偕翼公（邵）”出游可以看出，还有两人珠联璧合的唱和。例如《乙丑冬莫扫叶楼联句偕翼如》，起句就见二人的不凡胸次与诗学素养：“古寺峙西北（默），危楼恣吟啸（翼）。空翠媚寒林（默），大江衔落照（翼）。”再如《乙丑春白门晓发车中联句偕翼如》：“淑景媚劳人，飞车破晓春。江浮诗梦绿（默），月落古潭清（翼）。纵目渔烟断，还怜鸥梦真（默）。买山曾有约，偕隐及芳辰（翼）。”

还有《梁溪返沪遇雨车中联句偕翼如》：“飞澍涴轻尘，芳郊万木春（翼）。桃溪三曲涨，山翠一天新（默）。拾屐香泥润，同车快语亲（翼）。互看襟上句（默），豪气薄青旻（翼）。”

红尘夫妇有此把臂联袂，情致和合，也算善缘嘉会了。谭延闿曾点评二人之诗，道是“翼如风期朴雅，内蕴珠光；默君骨韵清刚，兼饶剑气”。邵元冲自己亦沾沾于“吾家文献殊足自负”（1935年1月10日）。1936年“西安事变”邵氏罹难，张默君写了不少感人肺腑的悼亡之作，例如“我今消瘦胜梅清，起舞吴钩作怒鸣。傥问华郎何所似，三年泪雨不曾晴”，她用小注的形式对“华郎”之呼即“白华”典故加以说明：“公曩以古诗‘白华玄足，在渚之曲，堂堂处子，无营无欲’之义，字予曰白华，尝以华郎相称。”（《二十八年己卯四月十四日滇南哭翼如夫子先烈冥诞公死三矣，前章未所哀再哭十六截句》）夫妇共同任职于立法院，张默君于美枞堂外作“天壤双清”擘窠大字，二人偕居焦山张更有诗“红树白云同梦处，双清心迹照江潮”。

他们感情确很是深厚。悲莫悲兮，生别离！

邵元冲殒命于“西安事变”，说是中了流弹。据说张默君此后一直失眠，并一度返归故里隐居、不再出问政事。出于伤心与追忆她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写下《玄圃言行恫忆录》。邵氏生前尝谓汪精卫为人“无骨有口，有才无守”，这是个目光如炬又疾恶如仇的人？因为邵、张夫妻相当坚定的“反共”立场，这些年大陆关于他们研究不算十分丰富，就二人著述言之，包括邵元冲日记，其文辞俊雅、立意高古，尤其详细记载了婚后张默君多次劝其要“敛性戒饮，行迹矩乎中正”，这夫妻二人的人格质地与精神向度其实不言而喻，具体政治选择，那另当别论。

“中原处处咽胡笳，等是萧条失故家。不为苍生为鬼神，毋劳虚席贾长沙”，张默君的诗，就是如此正气勃然襟怀阔大，绝少儿女子语。著于六十花甲之《默君自传》，她对自己出生之前祥瑞的自负记载以及童年“宝螭戏墨”的得意自况，均可见及此女的自我期许与平生抱负：

距今六十年前，农历重阳前三日，祖妣李太夫人夜梦厅际流辉如白昼，仰视一银色巨螭盘正梁，双目炯炯，光芒四射，势欲飞腾。惊寤。天方破晓。辄闻内室婴啼浏亮。殆余适于斯时挟毕生忧患堕尘埃矣。太夫人喜，以为必系一男。趋视乃一女，心窃奇之。见予眉目隽爽异常儿。转欣然谓予母曰：贺尔得不栉进士矣。并告以梦。

这个辉煌顾盼的“先兆异梦”正是其乳名“宝螭”所由来。张父更“肇锡嘉名”，名其曰“昭汉”（光大汉族意）而字其曰“漱芬”（漱六艺之芳润意）。日后辛亥八月“光复苏州”之役，正是由伯纯、默君父女主持，张不仅奉父命作“光复苏州六言布告”，更將白布二丈八尺制成长纛，以布帚蘸墨汁，“伏砖地上作擘窠大书‘兴汉安民’”，之后悬于北寺塔，此“昭汉手书”独立旗帜，“凡沪宁车驶入苏州”乘客皆可见之，不少革命同志因此一见而大放其心。

应该说，张默君没有辜负祖、父、母的殷切期望。她一生历任国民政府要职，如南京考试院特种考试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名誉编辑，国民党南京市党部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常务委员、政治会议委员，考试院法典委员会委员。1949年到台湾后曾任考试院委员兼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议审委员。可以说终身以教育为主。其立身安命处不废佛、道——其母何氏是虔诚的佛教徒，张毕生著述均可见及对二教之濡染浸润。尤其邵元冲殁后，伤心欲绝的张默君似乎深受华严宗吸引，文集中并有文指证邵即华严宗第五代唐圭峰“圭密”转世，所谓“髫龄依母礼佛，髣髴菩提。迨与翼如结褵，就其邺架所储，遂稍涉内典”，却大体仍以儒家为基本，这从以“大凝堂”名其诗文集即显而易见。“大凝”典出荀子《议兵》：“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古者汤以亳，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无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礼，凝民以政，礼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民安，夫是之谓大凝。”此语见诸张默君生平得意之作《中国政治与民生哲学》“自序”。

那一代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基本大体仍有一“三教合一”的文化倾向。无论早期的王闿运，还是后期的聂其杰，即如这邵氏夫妻，双方都有留学欧美的经历，却依然温和置身于如斯中国传统的信仰生活：“本日为旧历中元节，泰水主祭祀祖先，因与默君稍备祭菜等，于午间及晚间各祭祀一次。”（《邵元冲日记》）——时维1926年8月22日。“三至五岁受《诗》、《书》、《孝经》于先妣仪孝老人，六至十二岁受《易》、《春秋》、诸子于先子伯公，稚齿含经，童心味道”，这便是张默君其人乃至那一代读书人乃至数千年中国读书人的“底子”！《大凝堂集》中时时可见其弘扬“中国固有之学”与振奋民族精神的努力，所谓立极、树人、诗教、母教云云，均授意于此。尽管这“民生哲学思想之渊源”从“上自轩辕、孔、孟下迄船山、国父”即以“轩辕－大禹－孔子－张子横渠－王子船山－国父中山”为“六宗”的系谱多少有点奇怪，至称“国父乃冶古今中外于一炉，而集千古哲学之大成”或“广孔孟经世长民之心法”，就更近乎政治信念而非学术判断了。对于张默君那代人而言，尽管“民国”成立，他们的自期依然是“民众导师”，“对学问能融贯，对思想能创造，以为民众之指导”——此语见诸邵元冲纪念孙中山逝世之演讲《学者精神之孙先生》，核心精神依然是那个流传有序的“士人”情怀。夫妻二人不仅大量收藏古玉，日后张默君更著《中国古玉与历代文化之嬗晋》（1953年），亦为此“君子比德于玉”之美好象征。“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荀子》），此语对于那代人依然非常真实、切己。设若今日读者以为此乃我国实现“民主”之历史障碍，却又未免厚污古人，“君子”理想似乎一直都是一种中国式启蒙，它并不虚妄。对于那代人，所谓“彼面朋党虺。反复旦莫，祗增其丑。余自镜坦然，又讵屑与魑魅竞光，惟省察克治，闇然日章，其济民之福也；不济，亦足以自全其天，拨乱反正，匡俗砭谬，孳孳不懈，终身而已”（1929年1月1日），“本斯志以从政，依斯仁以教民”（张默君《玄圃遗书特辑序》）……都是发自肺腑的宣言。“达者兼善天下，穷者独善其身”依然是他们真诚的追求与信念，“羁于国事，奔走半生”的同时“栖山枕谷，覃心学术”始终是他们更渊源由自的怀抱与理想——这固然同时预示了中国“某种政治学”的不成熟，然而并非它没有人对生命、生活、生存更悠久的思考在：“余比年以来，深信政治学术化之必要，故既张之理论，更著之于事实，立法一院，不啻一学术研究之场”、“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亭林之训，学人之准。”（分见《邵元冲日记》，1932年12月31日、1933年1月1日）——此意揆诸今日之“学术政治化”，又将何如？

张默君其人其诗均堂堂正正、锵锵皇皇，不亏被誉为“南社成就最高的女诗人”，难怪其与邵元冲结缡春申对方要谦称“惭愧寒筠倚紫薇”。她又精研文字、书法、古玉，凡有著述均正义凛然颇有圣贤气象——陈衍《大凝堂诗集序》谓其“宜若驰马试剑，旧学问略观大意不屑深究”，此语实在入木三分。即使咏物之诗，例如《鸥园美枞堂》，张默君的大气端严堪为一代女子之冠：“壮志全未酬，风雷说石侯。恩仇托孤剑，成败总千秋。乔木凌霄健，长江挟日流。狂来杯在手，扶醉看神州。”

癸亥（1923）年仲春，身在南京的张默君既愁“霪雨兼旬岁歉已兆”，更悲“环顾国中正气否塞军阀猖披”，她此际的哀恳显得分外沉痛：“劝君莫诩朱颜春，还须珍重白发新。此身弗免犯风雨，更有日月来煎人。日月风雨代复代，烂柯几度江山改。山中碧血恨千年，江上红愁乱如海。”（《春雨篇》）

此时此刻这忧闷已经超越了具体的政治立场乃至“经世致用”的士人情怀而走向更为深广的历史人生。即使悼念亡夫，张默君的端庄刚毅依然溢于言表：“泣遍南枝又北枝，枝枝红泪夺燕支。伤心歌乐山头月，照我梅边独咏诗。”（《歌乐山梅下对月怅怀翼子》）

较之夫唱妇随或妇唱夫随，这一幕的确哀感顽艳。陈三立为其诗集作序谓其诗“风格类其母夫人（即前文所谓‘规抚六朝初唐，纷披古藻，雅丽铿锵’）与舅氏，而兼负其父驰骋之才”，自不落空地。时人谓张默君论诗“不专主性灵，以为非遍读古今之书，善养浩然之气，纵有清词丽句，固不足以言诗”，又谓其“慎于择题，严于立体”（李竟容序），“摛辞发藻不类儿女子，亦不甘为伧父”（丁治磐序），都非无根无据之浮誉。“古人所谓诗教涤邪荡秽，崇德业而正人心，以久大民族之历史”（李竟容序）——“文以载道”是晚近百年屡被批驳的观点，然“文以载道”本身不仅无错，立意或更在“言情”之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其所“载”究竟是否是“道”，设若“道”为伪为劣，则难免更在“言情”之下。我们不能因此将此“成道”的理想都抹杀放弃了。

三

“湖南清绝地，万里一长嗟”（杜甫）。作为湖南人和湘乡人，张默君对于乡土精神资源的承继十分自觉和明确，这就是“三户遗风”与“潇湘幽梦”：“国殇满地漫招魂，一炬长沙事忍论。三户遗风须记取，年年铁血铸乾坤。”（《故乡六忆·三户遗风》）“曾侯珂里是吾乡，并世人豪萃一方。万树梅花半轮月，水云无际梦潇湘。”（《故乡六忆·潇湘幽梦》）张默君并在诗后十分动情地写下如是小注：

抗敌军兴以降，全国兵额，吾湘居首，而湘乡为一省冠，各地矿产之盛，世所称羡，近数载中以人力物力贡献中央，完成抗建大业者至巨，而民风淳质，急公慕义，不屑权位之争，一时民谣，有“衡郴铁，湘乡血，不怕死，倭寇怯，长沙火，哪忍说，不争权，不攘位，亡秦三户硬干得”之风传，呜乎，亦可见吾湘艰苦卓绝之民族特性矣，湖南不亡，中国焉能亡哉。

这后一句，难免不让我们想起另一位湖南人杨度的《湖南少年歌》：

父兄子弟争荷戈，义气相扶团体结。谁肯孤生匹马还，誓将共死沙场穴。一奏军歌出湖外，推锋直进无人敌。水师喷起长江波，陆军路过阴山雪。东西南北十余省，何方不睹湘军帜。只今海内水陆军，无营无对无湘人。

湖南人甚至“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纷纷以从军为乐：“农夫释耒只操戈，独子辞亲去流血。父死无尸儿更往，弟魂未返兄逾烈。”在杨度眼里，湖南之于中国，是斯巴达与古希腊、普鲁士与德意志的关系，由此得出“若道中华国已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的结论。“只知霸道不知儒，学剑学书相杂半”的杨度，同样如此傲慢地自我期许：“每思天下战争事，当风一啸心纵横。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湘人够“自高自大”吧？但，这份承担精神无疑是非常感人，甚至可爱的。

“应教尺幅烟云里，认取灵均泪数行”，潇湘先贤对于张默君的启示意义，始终十分鲜明。诸如李文正东阳、罗罗山泽南等湖南名流，时常成为她吟咏的对象。“承云踏剑渺难攀，不羡仙家紫玉环。一去鸣高殊细事，塞途荆蔓待谁删”（《读明李文正公年谱感赋》），千百年来，返身入世的儒者就是如此主动选择承荷这人间的悲苦。曾国藩的名言“独赖耿耿精忠之寸衷，与斯民相对于骨狱血渊中，冀其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天心，庶几万一有补”也被她纳入《中国政治与民生哲学》之结语。

张默君之于著名乡贤王夫之更是一直推崇备至，不仅在著述中时常征引，《中国政治与民生哲学》的写作也被其赋予直接上承船山的意义——例如《甲申春湘全省政党会议特请予专讲近著〈中国政治与民生哲学〉听者甚盛感赋》：“开生灵眼膺经筵，卫道匡时凛仔肩。举世狂澜期共挽，愧闻得众动人天。”她更有专著《读船山遗书概述》，主要凸显蓋在民族民权二意。饶是祖述仲尼、心仪《诗》、《易》亦往往归结于船山之学：

明儒王夫之船山先生于国变后，匡复不遂，隐衡湘著书百万言，以发扬民族民权之义，倡导国人雪耻救国，其晚年所著《俟解》中有云：“有豪杰而不圣贤者矣，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能兴即谓之豪杰。兴者，性之生乎气者也。”又曰：“圣人以诗教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捄人道于乱世之大权也。”蓋王子见明季士大夫之不振，不能奋起图强雪耻，至国终不捄。迨恫乎言之。生生之谓易，易其至矣乎，易所以崇德而广业也。船山曰：“乾以纲修己，坤以柔治人。”道之大纲尽于乾坤矣。

也因此，“晚明三大家”在她眼目中排序自然是王、顾、黄：“（诸子）胥负绝人之姿，为世所不为之学，欲相与振宗风，拾堕绪，继圣学，以挽五百年既倒之狂潮。船山尤杰出孤风，高出近古”——今日读此论，王夫之是否真的做到“六经自我开生面”对于张默君并不重要，她要追随与秉承的，乃至这份担当与任勇的心气，所谓“经世致用卫道匡时之志”，具体言之就是“阐天人性命之旨，别理学真伪之微，进而发天地日新之化功，延圣贤将堕之学脉”（《读船山遗书概述》），甚至某种生命的具体选择，例如著述讲学，张默君亦将其意义上溯王夫之：

船山当明季著书讲学，谓“不屑之教诲，是亦教诲之，以保天地之正，使人心尚知其有不知而不逮，亦扶世教之一道也。”“吾得天之健，故不倦，得地之厚，故不厌。一身穷通奚足道。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试思为国族制未乱与谋已然者孰贤。幸得扶世教以保天地之正。吾当如武侯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玄圃遗书特辑序》）

对张默君而言，她之视“六经”能立人道万禩之极，即为“大本大经，简严易直而天人备，体明用达，理一而分殊，万法而归一，运天下于一心焉”，而又能奋然“体国经野而上跻圣域”、“智不足以烛理，勇差堪以卫道”，对王夫之的阅读与借鉴，影响有自，这也为湖湘文化的解读提供了一条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