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华政策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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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中英关系近来的发展突破了西方各国传统对华政策的困囿，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尤其体现在英国对西方传统的对华经济外交和价值观外交“阴阳两张皮”的超越，不但在经济上加强对华合作，而且在政治上大胆与中国靠近。英国对华政策突破性变化既有其对中国的经济需要，更体现了深刻的战略格局和外交思维变化。英国在对亚太和新兴国家外交战略大转型背景下，反思了对华意识形态大棒政策的有效性，重新调和了对华外交的经济诉求和价值观诉求，逐步形成自成体系的新战略逻辑。英国的对华政策可能对其他西方国家产生影响，甚至起到某种风向标的作用。

关键词 中英关系、西方对华政策、价值观外交、大国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2.3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2 8832（2016）1期0063-14

近来，中英关系的快速升温引发世界瞩目。按照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的话就是，英国成为中国“在西方最佳的伙伴”。英国这种突出变化，是完全由个别因素（如经济需求、政党轮替甚至政治家个人偏好等）导致的、并应该作为一个个别现象来看，还是预示了西方世界内部将出现广泛变化？英国的做法将对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超越了中英关系的双边层面，涉及到冷战后西方对华战略思维的演变、当前国际格局转型等宏观因素，值得深入思考和辨析。

一、西方对华政策的传统特征

英国对华政策长期受到西方冷战思维的影响。只有首先分析西方对华政策的一般特征，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英国当前对华政策的突破性意义。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西方的对华政策普遍包含了接触和压制两个侧面。一方面，西方国家都不断加强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同时鼓励社会和文化往来；另一方面，西方始终保持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敌视，将在“人权”等问题上敲打中国作为维持其外交的“道德水准”的一个标志。吊诡的是，这表面上矛盾的两个方面通过一套在西方深入人心的自由主义理论统一起来，其逻辑是：“自由国家”的对华接触将推动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思想变化，从而最终实现西方在人权、民主等方面对华“促变”的目标。换句话说，利益层次上的对华政策最终会为“道德”层次上的对华政策服务。这个逻辑把“接触”和“促变”统一起来，构成了西方国家长期对华政策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经济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两条轨道，可在所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中找到对应的体现，但最集中、最典型的样板是美国。其他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受到美国的影响、或干脆追随美国。因而不管西方各国的对华政策有什么区别，总体上我们仍可以说最近四十年的西方对华政策有一个“华盛顿共识”。其中，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比起来，英国在价值观上同美国最为接近，在政策上对美国的追随较紧。当然，现实的走向是中国不但没有完全步入西方期待的轨道，反而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大国。于是，西方国家对华政策近年来出现一些普遍的矛盾特征，主要包括：

第一是西方国家的对华外交越来越呈现“阴阳两张皮”。在表面上，西方国家不时地在人权等问题上挑衅中国。这些挑衅行为常常是宣示性的，如口头指责、接见反华人物等，一般虚多实少，更多是在媒体上曝光度高、甚而掀起轩然大波。而实际上，西方国家纷纷大力推动和深化对华经济合作。如今这些双边经济合作无论是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实际上都构成了双边关系的主体，但往往做的多、说的少，或者即便在媒体上有报道，也不那么吸引眼球。长期来看，西方各国对中国经贸需求越来越大，经济问题在外交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又导致主要由政治部门垄断的外交权力，越来越被经济部门、文化部门、甚至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所分享。西方对华政策的“两张皮”，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政府内部的“两只手”，一手是经济部门不断深化经贸关系、往前冲，另一手是政治部门不时挥舞人权大棒，把双边关系往回拉。这导致冷战后多年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总是反复波动。

第二是“意识形态大棒”成为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弃之不下的鸡肋。在上述“阴阳两张皮”的对华政策架构中，西方各国的外交部门地位尴尬。一方面，在对华“接触”的轨道上挤满了权力的分享者，经济部门、文化部门、甚至社会机构都有对华接触的独立渠道，经济部门的权力甚至有时会压过外交部门。英国就是其中的典型，现任的财政大臣奥斯本几乎取代了外交大臣成为对华外交的主心骨。另一方面，“价值观外交”仍然主要是外交部门的责任，议会、非政府组织、媒体等还常常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对外交部门施加压力。在重重挤压之中，外交部门为了避免在政府内部权力争夺中被边缘化，有利用人权问题彰显存在感的冲动。甚至更吊诡的是，有时对华经济合作越是深度发展，“价值观外交”有可能越需要增加调门。这不只是因为前述经济部门和外交部门之间的权力竞争，更源于普遍深植于西方世界的自由主义外交观。如果在发展经贸关系的同时，停止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不但西方的外交部门在政府内部将进一步失去话语权，其外交在总体上也会失去方向感和优越感。正如英国前外交大臣黑格所说：“人权是我们国家DNA的一部分，而且将交织在我们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人权外交越来越成为西方对华政策中放不下的一项“面子工程”。

第三是在政治姿态上对华保持距离成为西方各国的一种集体默契。从西方世界整体上来看，不管在经济关系上跟中国走多近，各国都始终刻意保持着对中国某种程度上的政治疏离姿态，以免受到道德层面的攻击。近年来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西方国家元首在推动与中国经贸合作的时候常常全力以赴、好话说尽，但转脸就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反手一推，给良好的双边氛围泼冷水。对于西方政治家来说，过度向中国示好似乎在政治上是“不合规矩”的。在西方各国和中国之间，仿佛总是拉着一道“安全警戒线”，西方国家历任政府和政治家都难以越过雷池一步。双边经贸关系积年累月不断发展，但政治关系却仿佛面对一个“玻璃天花板”；国家间关系似乎一直在变好，却总好不到哪里去，也坏不到哪里去。

二、英国对华政策转变的突破性

只有在上述背景下看当前英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才能深刻理解其突破性意义，主要包括：

第一，相比于前文所述的“两张皮”现象，英国对华外交政策似乎实现了“阴阳反转”。在财政大臣奥斯本主导下，惯常以“闷声做事”为特点的经济外交变得大张旗鼓。相反，一般以唱高调、宣示性为特点的价值观外交却有所克制。例如香港问题一直是中英关系的一个敏感点，并在中英关系史上多次引发政治摩擦。但在香港发生“占中运动”期间，英国没有做出惯常的反应，在公开层面上表现得非常克制。在2012年接见达赖之后的3年的时间里，英国首相卡梅伦明显改变了在人权问题上跟中国沟通的方式。这个变化在习近平主席2015年10月访英期间更加凸显。除了威廉王子跟习主席谈论了中国在濒危动物保护上的责任外——此乃年轻皇族政治处子秀的一部分，英国女王、首相和各级官员在公开场合回避谈论人权、西藏、南海、网络安全等争议性问题。美国媒体对此评论道：“英国完全忘记了这事（人权问题），也不会再提了。这对那些长期坚持把人权问题放入议程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失望的事。”“人权大棒”这个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似乎被英国束之高阁了。

第二，中英政治关系似乎突破了“玻璃天花板”。从目前的双边关系来看，英国似乎比较明显地跨过了西方国家共同默守的对华政治“警戒线”，不但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和中国大胆走近。从西欧国家中第一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到习近平主席访英期间的一系列亲密互动，英国的“出格”举措引发了西方舆论的哗然。很多媒体把习主席对美国和英国前后脚的访问做对比。美国对华政策显然仍保持着原有的逻辑：习主席访美期间，美国仍然在各类问题上批评中国；在访问之后中美各自发表的成果清单中，美方列出的成果要大大少于中方，而且多数集中在经贸领域。相比之下，中英两国不只在经济上达成了重大合作项目，更在政治关系上实现了历史性创新。双方创造了“面向21世纪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新概念。“全球”、“全面”都意味着中英关系超越双边层次、经济层次。这个定位在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双边关系中是非常独特的。反过来，对于英国来说，在其传统的外交版图中，只有两大关系堪称是“全球”的，一是英联邦，二是美英特殊关系。也许正因为如此，CNN干脆说中英有建立“新特殊关系”的征兆。英国在政治上如此大的突破也引发了部分西方媒体的反弹，《卫报》甚至引用了“英国跪舔中国是国家耻辱”这样尖刻的语言。

第三，英国在对华政策的转变上表现出比较坚定的决心。英国如果要突破西方对华政策上的“华盛顿共识”，走出某种形式的“英国道路”，在国内、外都会面临压力和阻碍，其中最主要的外部压力应该来自美国。但英国似乎有“单干”的决心，没有太顾及美国的反应。英国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宣布申请加入亚投行，据说并没有跟美国商量。随后西方各国也纷纷跟进，导致美国试图构建的攻守同盟瞬息间崩盘。英国也没有太顾忌在习主席访英时的高调接待会和之前访美的气氛形成反差。另一方面，对于英国的举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应也值得注意。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没有在公开场合对英国的对华政策转变表达明确的反对或不满，一些欧洲国家则纷纷加强了与中国的政治合作。习主席访英后，德国首相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相继访华，在访问中表现得都更像英国而不像美国。以至有西方媒体明确说德国和英国“竞相讨好中国”，在价值观问题上做出妥协。

上述现象似乎表明英国对华政策不只是双边关系一时间的“蜜月”，而是已经或者至少有可能正在实现一种更大意义上质的突破。这种突破的意义究竟何在？对此问题，仍存争议。一些普遍流行的分析认为，英国当前的政策仍然只是由经济需求决定的，也有人认为这可能跟卡梅伦政府第二任期保守党得以单独执政有关系。这些分析都有道理，但可能暗示着英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只是短期因素驱动的，未来在适当条件下英国还会“开倒车”，中英关系会再次堕入原有的区间。对这个重大问题要做出准确的判断目前还为时过早。但我们除了分析经济、党派、选举等功利性因素，还应当注意英国对华政策背后的战略性和思想性因素。

三、英国对华政策背后的新视野

英国和中国走近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要是英国能够和中国走近到所谓“西方最佳伙伴”的程度，仅以经济原因来解释显然说服力不够。中美、中德、中法的双边经济关系有的比中英之间规模更大、程度更深，为什么偏偏是英国在对华政策上迈出了突破性的步伐？因此，我们要理解英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不能仅从西方媒体所说的“自利的实用主义”入手，还需要深入分析更深刻战略性因素。检视近几年来英国的某些政治家讲话、政策文件和相关政策解释，可以发现其对华外交正在超越“华盛顿共识”，形成了一些新的战略思维和理论逻辑。这些战略思维变化受到英国特殊的政治传统和当前国际格局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通过长期酝酿、逐步成型并凝成国内政治共识，最终在对华政策实践中反映出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几点包括：

第一，英国对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有敏锐的认识和反应。在西方国家中，英国外交的传统底蕴非常深厚，其全球视野宽广，政治经验成熟。在历史上，英国常能敏锐地抓住国际政治的根本趋势，并抢占先机加以适应。近代以来，英国在复杂的欧洲政治斗争中纵横捭阖，灵活转换敌友关系，准确把握战略时机，成为欧洲头号殖民强国。即便在二战后实力下降之际，像丘吉尔这样的英国战略家也是第一个预言冷战并参与塑造冷战的人。冷战开始后，在多数西方国家都和新中国断绝外交关系时，英国却坚持在中国设置代办处。时至今日，英国外交仍然继承着视野开阔、灵活务实的传统。在卡梅伦政府上任之初，英国曾提出“特色鲜明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着眼于求变的方针，强调英国要在变化的世界中“另有作为”。前任外交大臣黑格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做出了总结，其中排在第一位的是“经济实力和经济机会正在转向东方和南方的国家”，排在第二位的则是“国际决策圈更广泛、更多边化”。应该说，这样的认识在西方国家中并不是独一无二，也不一定称得上先知先觉。但英国的优势在于一旦认准形势，则迅即掉头，积极应对。当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受到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崛起等问题处处掣肘时，当德国、法国还在为欧盟的未来绞尽脑汁的时候，英国内部已有清醒的战略认知和政治共识，把外交重点转向新兴国家。近年来，无论在英国的议会里还是在媒体上，对于中国武断的道德批判都在减少；对向中国投资开放等问题又有超过别的西方国家的胸襟。对于英国的这种战略调整能力，《经济学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引人注目的是，这种转变在英国几乎没有引起多少讨论。这将改变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角色。英国外交部门正在把资源从欧洲转向中国，从政治的谈判桌转向贸易的谈判桌……可议会里对中国问题（本应有）的争论都去哪儿了？”

第二，英国对华政策变化是其整体战略转向的一部分。在对国际局势清晰判断的基础上，英国加快对其外交进行再定位和再平衡。传统上，英国的外交重心在英联邦国家、美英特殊关系、欧盟等方面，如今则要持续向新兴国家、尤其是亚太地区投入更多资源。因而英国最近几年广泛加强了对亚太主要国家的外交投入。卡梅伦政府上任以后甚至出现了一种趋势，即从过去在亚洲政策中只重中国，转向对亚洲各国的“多点开花”。例如，英国和日本宣布建立“引领世界繁荣和安全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一概念听起来虽然有些不知所云，但要传达的政治信号却异常清晰：英国要在中日两个地区大国之间建立更平衡的关系。习近平主席访英之后，印度总理莫迪也随后访英，获得英国高规格的接待。英国对英印关系也抱有远高于前的期待。此外，英国对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明显发力，多次访问打破了沉寂多年的纪录。英国的这些外交举动，显然并不像美国一样是着眼于拉拢地区国家制衡中国，而应视为在战略上对亚洲外交真正的重视和全面的发展。因而如果说近几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受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拖累，中英关系则在英国的新亚洲战略中“水涨船高”，顺势而上，达到了新的高峰。这样的认识有利于我们理解英国对华政策变化背后的“势”，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局部和具体的“利”的层面，忽略英国对华政策的广阔背景和持续动力。

第三，英国对以“人权大棒”为特征的“道德外交’’进行了深入反思。英国对这种“道德外交”的价值.提出了堪称振聋发聩的质疑。在这个问题上，前外交大臣黑格的讲话非常有代表性，他将传统的道德外交方式明确批评为“空洞的道德鼓吹”：“道德外交政策方法虽然在目的上是值得称赞的，但应用中却证明是被误导的，而且是基于错误思维的。”这不是说英国将不再推广西方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也不是说英国放弃了对华“促变”的目标，而是说英国在推行其“接触+促变”政策的时候，必须认识到“改革，即使是可行的，也不能强加于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发展步伐。民主所依靠的基础必须通过长时间来建设……仅选举不能创造自由、民主的社会”。因而英国必须以“明确的、实际的、有原则的方法”来取代“大范围、概念化的道德外交政策”。这些反思不可谓不深刻。它不是黑格的一家之言一一实际上黑格算是英国新一代政治家中对华偏强硬的一个。这些看法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英国政治精英阶层的某种共识，并产生于深刻的内外背景。从外部来看，近年来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形势的发展，给英国以深刻的教训。很多以道德名义开展的行动，最终导致失序和混乱，反过来危及了英国自身的安全。更有甚者，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虐囚丑闻、金融海啸、欧洲移民问题等还带来了对西方价值观绝对正确性的怀疑。从内部来看，更深刻的背景是英国力量的相对下降。很显然，对英国来说，“日不落帝国”的时代、赢得冷战的时代都已经翻页了，“我们没有选择，不能像格莱斯顿或是帕麦斯顿那样派出炮艇或是依靠大英帝国的力量。我们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必须防止出现自大傲慢姿态。”

第四，英国重新调和了其外交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诉求。在传统对华政策的“接触+促变”逻辑中，推广西方价值观是一种独立的，甚至更高的目标，对华经济和社会交往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为价值观这个更高的目标服务。但在英国新的战略思维中，价值观外交转为一种手段，和经济外交一样为英国的总体国家安全、利益和福祉服务。英国要在外交中坚持价值观，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繁荣是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在侵犯人权不受约束的地方，我们的安全也会受到损害。”换句话说，价值观外交是为了实现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那么反言之，当价值观外交不利于国家总体利益的时候，就必须做出调整和妥协——尤其是如果意识形态大棒不能实现目的，反而造成了损害，就应该采取更好的方式。在这种重大的思想转变指导下，英国调整了对华居高临下的道德姿态，转而加强平等沟通，计划通过润物无声的文化交流、教育等手段，向中国展示“英国社会最佳的一面”，以逐步促成中国的变化。英国对华政策由此实现了新的逻辑自洽：经济外交仍然可以为推广英国的价值观服务；作为人权大棒的替代物，公共外交、文化外交和人文交流不但不会危害经济外交的成果，反而会促进英国的国家利益，并有可能更好地达到促使中国改变的目标。英国对华外交中的“两张皮”实际上不只是阴阳颠倒，而是二元统一。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如果把英国对华政策的转变简单视为是“为五斗米而折腰”，则是低估了英国的政治素养，也必会低估英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意义。我们应当认识到，英国可能正在形成一套完整、自洽的新战略逻辑，其中一些理论思考相当深刻，对局势的判断相当透彻，最重要的是转变相当坚决。我们甚至可以尝试做出预言：在西方各国之中，英国有可能比较早地形成一种真正摆脱冷战思维的、面向新时代外交政策框架。从更大的范围看，英国之所想，其他西方国家都有所触及；英国之所为，也会对其他西方国家造成影响。

四、英国对华政策转变的意义

英国对华政策转变的影响不应该孤立地去看。一方面，英国所面对的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对于西方国家是共通的：如国际力量格局的“西降东升”、西方“价值观外交”在近年来遭遇的挫折、金融危机打击西方的制度自信等。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对这些变化所做出的反应也是相似的：战略重心东移、加强经贸合作、外交中的多边主义上升等。这些政策背后既有西方主动转换思维、适应变化的因素，也有形势所迫、被迫让步的因素。一时间，新的政策和旧的政策同时存在，新的思维.和旧的思维还相互拉扯。这个过渡阶段将在什么时候结束，目前尚不得而知。但英国的对华政策转变也许成为一个催化剂，加速新的国际政治局面的到来。

第一，英国的对华政策转变可能产生“破窗效应”，对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起到带动作用。“破窗效应”这个概念来自犯罪心理学，常有贬义，但用于形容美国之外的其他西方国家突破传统对华政策的困囿，则比较贴切。在分析这一问题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把美国和普通西方国家分开，因为两者的对华心态和利益诉求是不尽相同的。美国作为超级大国有维护霸权的需要，其他西方国家则不会像美国那样强烈地感受到中国带来的“地缘安全挑战”——虽然这种“挑战”很大成分上是美国臆想出来的。对大多数西方国家来说，保持传统的对华两面政策，更多的是一种行为惯性，但在当前形势下既不利于充分实现国家利益，而且意识形态指责本身也越来越空洞无物和没有效果。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打破了第一扇“窗户”，其他“窗户”可能就更容易被打破，未来我们可能看到西方各国加快调整对华政策的步伐。从目前来看，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都在出现类似英国的变化，只不过做多说少、暗度陈仓而已。其中，中德关系虽然不显高调，但就双方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动的含金量来看，应该说与中英关系相比也不逊色；德国总理默克尔从个人背景出发本带有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她近来明显降低了批评中国的调门，中德关系也由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中法关系在奥朗德政府时期更加平稳，前几年一面对华大打经济牌，一面“抵制北京奥运”、接见达赖等的“两张皮”现象已悄然变化。此外，在西方各国领导人中追随美国较紧、意识形态色彩最浓的加拿大总理哈珀在最近大选中意外失败。可以预见，新当选的年轻一代自由党领导人可能会采取更加务实的对华政策，中加关系也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英国等西方国家对华政策的转变最终会影响美国。英国、德国等主要西方国家在对华政策上的调整会让美国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美国如果公开批评或者强力阻止其他西方国家对华走近，必然会加大美国与其西方盟友之间的政治裂痕。而当前美国总的战略方向是要巩固盟友阵营，以在打击伊斯兰国、国际制度改革（如TPP和TTIP）等方面获得西方国家的配合。一些西方媒体认为，中英关系的发展将给美英特殊关系带来罅隙，这很有可能是言过其实。美国会尽力维持美英关系，英国也会继续把美国放在最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其战略“向东转”也是一种“再平衡”，包括东方和西方的平衡，其中当然包括中国和美国的平衡。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英国可以在中美关系中扮演沟通桥梁作用。但中期来看，如果西方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更为亲密的政治关系，美国再坚持原有的政策就会显得更加孤独而不合时宜，这可能有助于倒逼美国国内的思想和政策的变化。2015年西方国家纷纷加入亚投行，就引起了美国国内的反思。有西方媒体指出，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务实的外交思维对比下，美国再采用传统的对华压制政策会越来越显得“粗暴”。总而言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各国在对华政策上可能越来越不愿接受来自美国的压力，而美国会越来越受到其他国家调整对华政策所造成的影响。可以说，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调整作为一个大的外部因素，将和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自身的战略调整一起，成为影响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三，英国对华新思维的背后是西方世界更大范围内的政治思潮变化。思想、理论比政策、制度具有更深远的影响力，也往往更能昭示长期的发展趋势。长期指导西方对华政策的自由主义外交理论既滥觞于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某些思想传统，又是现实中西方的力量对比在思想上的反映。随着近年来西方力量优势的相对下降，这套理论就越来越失去现实基础的支撑，实践效果也不断削弱。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思想界也在反思其内在逻辑，集中表现在政治思想上对“秩序”的重新重视。西方外交理论界和政策界，近年来越来越从片面地强调“自由”——这在外交中常常体现为用强制的方式推广“民主”和“人权”——到更多地思考社会稳定、政府有力、国家强大对于政治发展的意义。这种思考早在20世纪中叶就由萨缪尔·亨廷顿等人提出。新世纪以来，以“普林斯顿报告”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伊拉克战争的冲击下开始大声强调“法治下的自由”。而最近两年，志在继承亨廷顿衣钵的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更完整的理论框架，把国家能力、法治与民主并列为政治发展的基础，产生巨大的学术影响。可以说西方近年来出现了一种理论思潮，从片面强调“自由”、“人权”、“民主”的绝对价值，到逐步意识到自由、民主在失去规则和秩序依托时，所造成的巨大混乱；从基于从原则到原则的道德干涉、单边主义，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复杂的政治生态表示尊重，甚至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模式表示部分认同。这种理论思潮反映到了外交政策文件和政治辩论中。黑格、奥斯本等的讲话，其实是引用西方理论家在过去10年说的话。值得注意的是，外部的形势还在加速变化。当前伊斯兰国的兴起、欧洲的难民危机、恐怖袭击威胁的上升，可能会继虐囚丑闻、美国大使班加西遇袭、埃及政变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成为西方社会思潮转变的推动因素。当前的西方社会处在空前的道德两难按照自由和人权的原则，西方各国应该接纳难民、包容多元文化；而难民问题很大程度上却是由以自由和人权为名所推行的鲁莽外交政策造成的。以前只在议会里、报纸上、学术会议中争议的理论问题，如今空前深入地冲击到西方大众的思想和利益。这将加速整个西方世界政治和外交思想的演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西方对华政策的转变会一蹴而就。西方自由主义外交观的核心要素——即在外交中对“民主”、“自由”等价值观的追求依然未变，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变。西方国家短期内也不会放弃对华“促变”的目标。未来西方各国还有可能继续在意识形态上敲打中国，甚至连英国也不例外。但总体来说，促变的手段将越来越从“硬大棒”转向“软吸引”，通过文化传播、人员交流、教育等途径来实现改变中国的目的。以“软吸引”为内核的新价值观外交，会与经济外交更加协调。对中国刻意保持的政治距离会被打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将迎来新的局面。最重要的是，在平等的双向沟通中，西方国家想要改变中国，中国也会改变西方国家，彼此相互塑造。这些变化是本质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对华政策走出的一大步，可能预示着更大范围的变化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