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过程中国家政治权力的再生产及其影响
时间：2021-02-17 07:51: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笔者通过对中国改革的历程进行回顾,总结了有关学者们对于收入分配以及国家垄断的理论认识,并在此基础对转型过程中国家垄断部门和其中包涵着的国家政治权力的延续与再生产机制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并尝试预测未来国家垄断对转型与改革的影响趋势。
[关键词]国家垄断 再生产 收入分配 市场嵌入
一、对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历程的回顾
第一阶段(1979年80年代中期)基本上以农业和农村的改革为主,通过实施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使得农民成为基本的独立核算单位,这一措施大大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民的个人收入大大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198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历史最低的1.9;第二阶段(80年代中后期1993年),以城市改革为主导,这一阶段改革的特征是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信贷体制的演变以及沿海优先发展政策,城乡收入差距开始逐步扩大;第三阶段(1993年2002年),以中央与地方政府分税制度的建立,对国有企业实施“抓大放小”发展战略,完善信贷体系和资本市场发展为标志,促成非公有制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部分非垄断国有企业的淘汰或所有制转变,笔者以为,这一阶段中对国企采取的“抓大放小”的策略,对现今部分行业国家垄断格局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以电力、建筑、金融、以及能源等为代表性的行业国企,得到了重点的投资和扶持;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这一阶段改革基本上是第三阶段改革的延续,由于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对市场体制的完善和对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使得中国更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国家垄断部门借助于本国的市场地位和全球的金融资本,利润不断增长,收入高于其他经济部门。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有垄断部门一直作为分享经济成果最多的社会结构之一。在对待国家垄断部门的改革上,中央政府保持了一种外紧内松的态度。一方面坚持产权的全民所有制性质,垄断部门的利润部分归国家所有;一方面给予其很高的自主权,加之国家在企业具体事务管理上的缺位,造成了无监督式的管理。接下来,笔者将针对政治权力在国家垄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作为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延续的国家垄断
倪志伟在“市场转型论”中做出两个基本推论,一是人力资本的升值假设;一是政治资本的贬值假设。这意味着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回报,拥有政治资本的党政官员的收入应该是下降的。对此,白威廉和麦宜生认为,中国的市场化产生了“政治市场”,政治权力可以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在市场上进行交换。
在对制度变迁和政治权力的再生产机制的论述中,李路路指出,当制度变迁是在原有的优势阶层领导和控制下发生时,再生产机制会导致原有的社会分层直接延续下去。这表明,在中国经济改革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发起的大规模转型过程中,政治权力的拥有者不仅不会主动放弃其在政治领域的优势地位,相反,他们会利用政治权力来推动国家经济转型,并在此过程中维护本群体的优势地位。
结果并不像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预测的,认为新兴经济精英的崛起代替了传统的政治精英,而是国家政治权力借助市场化迅速的控制部分关键行业。郝大海老师指出,“当市场化成为制度转型的主要趋势和主要内容以后,国家对某些部门保持国家垄断就成为控制和发挥影响的重要手段。”
国家垄断作为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的延续,形成于上文所述中国改革的第三阶段。并在改革的第四阶段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从上世纪末的转变与纠缠开始,国家垄断可以说是沿着“市场嵌入”的路径在发展。所谓市场嵌入,是笔者用来描述国家垄断如何适应并融入市场的,纯粹的市场是不会有国家垄断这种经济形式的,具体到中国的垄断部门,它们能够在市场中存在,完全是国家通过政治权力,在不改变其所有制的前提下,将其加以改造,推向市场,过程类似于“嵌入”市场的。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政治权力再生产机制的一部分。实际上,国家垄断是国家政治权力嵌入市场的载体,这种嵌入机制不仅保证了政治精英能够在经济领域进行自身的再生产活动,也保证了一定程度上政治权力对市场的部分控制。国家在部分部门中保持国家垄断地位是现阶段保持国家权力控制和影响的重要形式,当国家选择了市场化的改革道路,要保证自身的影响力,就必须在市场中进行政治权力的再生产,国家垄断就是最好的形式。它借用了市场的外衣,包着政治权力的内核,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游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景象。它既受到政治权力的限制,又能反过来影响国家决策。一方面,它是国家进行再分配的载体,另外一方面,它又有着强烈的追求自身利益的渴望。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国家垄断这种形式不仅不会消失,还会越来越频繁而有力地影响国家决策,使得决策者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利益,甚至向他们妥协。政治权力在市场中的异化,导致了国家垄断追求集团利益的冲动十分强烈。
笔者担心,一旦改革触及到国家垄断部门的利益时,这种集团利益保护的声音就会异常强烈,笔者还清楚地记得,在2008年全球油价高企的情形下,还经常能听到中石油高管宣称巨额亏损,要求国家补贴的消息,这或许就是垄断集团对政治权力的一种施压。并且,这种集团利益的追求冲动是不同所有制经济部门间收入不平等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正如王天夫、王丰所指出,排斥和机会阻隔是国家垄断部门维护集团利益的主要手段,这些社会屏蔽手段也为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的再生产提供了便利,至少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再生产机制是保持稳定的。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垄断
笔者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加入WTO之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国家垄断部门将如何面对跨国资本的挑战。如果将国家垄断部门纳入世界经济体系,在不考虑贸易保护的条件下,其市场垄断的地位某种程度上被削弱或者丧失了,那么作为中国国内的优势阶层,国家垄断能否在世界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将不得而知。沃勒斯坦在他的世界体系论中指出,强国利用全球市场等经济金融手段来对弱国进行支配和控制。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国家垄断性部门,将很容易被跨国资本控制。而国家垄断正是一种将国内资源高度整合后作为整体来参与国际竞争的手段,也是国内政治权力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延伸。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为了改革国家垄断部门经济活动中的无效率,以及由垄断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需要削弱或者取消国家垄断部门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在世界分工体系中,国家垄断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方式来参与国际竞争,摆脱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中“被边缘化”的状态,一定程度阻止跨国资本对国内关键经济领域的支配。这种矛盾将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长期存在。
参考文献
[1]李强,《社会分层十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2]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3]李路路、边燕杰,《制度转型与社会分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