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流大学智库的多元化治理

摘 要：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是美国对外关系和国际战略研究领域著名的大学智库之一。自1949年创建至今，东亚研究所基于大学智库建设的内在逻辑与现实需求，在搭建人才队伍、拓展研究领域、开发成果产出渠道、争取学术研究资源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多元化治理机制，为其成长为全球知名的一流区域政策研究机构和高水平大学智库奠定了制度基础。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在师资队伍构建、研究领域拓展、学术成果发布和科研资源获取等方面凸显了非常成熟的经验，为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大学智库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

關键词：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大学智库；多元化治理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全称为“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Columbia University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是哥伦比亚大学1949年创办的一个下设于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的区域性研究机构。经过近70年的发展，该所已经成长为全美著名的综合性东亚研究智库，研究对象覆盖中国（包括台湾）、日本、韩国、蒙古以及东南亚诸国，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科技、教育等各个方面。研究所在为社会输送大批相关领域专家型人才的同时，其学术水平尤其是政策研究水平也备受世人关注和赞誉，尤其是该所长期在美国政府有关东亚地区的国际战略与外交关系等政策决策领域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在“2016年全球智库报告”中，东亚研究所入选全球顶级大学智库40强，并在“最佳区域研究中心（大学附属）”排行榜中位居全球第8。[1]就此而言，东亚研究所无疑是一个世所公认的一流大学智库。

在考察东亚研究所的发展历程时，其独到的管理模式在研究所走向成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尤为值得关注。科学有效的管理对任何一个智库而言都至关重要。美国学者雷蒙德·斯特鲁伊克（Raymond Struyk）曾言，“一个智库想要成功，必须要做到以下三点：执行严格的政策研究；与各种政策团体保持紧密的联系以确保研究成果得以被采纳；有效地管理好智库”。他认为，第三点即“有效地管理好智库”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但“倘若管理做不好，另外两点更是无从谈起”[2]。具体到东亚研究所，其在管理实践中积极倡导的多元化治理对研究所成长为一流大学智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助力作用。这种多元化几乎体现于研究所管理实践中的各个环节，包括研究团队、研究内容、成果产出形式和影响力实现渠道、学术和经费资源等。

一、构建多元化的研究团队

人才资本是智库思想创新的基础和源泉，结合智库服务对象和领域的复杂需要，组建一支具备雄厚学术积淀、扎实基础理论研究、多元学术背景的研究团队，能更好地发挥为政府、社会提供前瞻性指导意见的功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职能与定位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以多元化为导向，将各类研究学者和学生聚集到一个研究东亚、东南亚相关问题的团队中，并致力于把研究的知识运用到学术、政治咨询、商业以及无盈利性和无政府性的组织中。

哥伦比亚大学是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世界著名私立研究型大学，历史悠久，属于常春藤盟校，在世界排名名列前茅①。作为世界知名学府，倡导国际化与多元文化融合是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该研究所也一直秉承这一传统。根据《2016-2017年年度报告》显示，该研究所的常驻研究团队由47位该校不同院系（包括国际关系学院、政治科学院、经济学院、历史学院等）的知名教授和35位专业研究员组成。从表1可见，该研究所的常驻研究人员学科背景多样，研究方向也呈多样化发展态势，他们大多有着海外研究或学习的经历，并在其他学校或社会机构中担任重要职位，还有一小部分常驻人员会通过赞助访问学者，联合国外专家、学者共同进行研究的方式，集中优势力量，“结合自身的学科特点和优势进行学科定位，形成固定的且符合自身发展的研究特色和风格；以问题为导向，选择国家重大理论和具有前瞻性的现实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坚持跨学科、跨部门相结合，提高研究目标的综合性和现实针对性”[3]。例如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同时兼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名誉教授、纽约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主任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拥有多重重要身份，其学术背景和研究范围多样，就中国研究领域而言不仅涉猎历史、政治、经济、外交，还涉及环境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具有开放性，吸纳不同学校、研究机构的成员加入研究团队，保持团队的多元化。除常驻人员外，该研究所还有7位博士后进修人员、12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及近百位博硕研究生等多种类型的研究人员。该研究所积极倡导教师队伍的国际化，聘请拥有国际背景的教师，积极欢迎本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知名教授前来讲学与合作，充实教师队伍的“生态多样性”。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通过建立人才资源共享机制，扩大兼职教师、访问学者队伍，开展与国内外知名学者的合作研究，开拓科研领域，发挥访问学者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

二、探索多元化的研究领域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依托哥伦比亚大学文理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Arts & Sciences）建设，是美国最杰出的研究生院之一，拥有雄厚多元的学科背景和学术积淀。“随着国防、环境、气候变化等宏观政策议题的复杂性和风险性日益增大，依靠同质性学科共同体的科学研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决策的需要，探寻决策咨询群体之间知识互补和智力互补的跨学科群体决策机制，成为提供高质量咨询建议的必然选择。”[4]该研究所虽是依托文理学院而建，但并非隶属关系，正如前面所言，该研究所不仅聚集了各学院的精英人士，还联合了本国和国外的知名专家、学者，是一支具备雄厚学术积淀、扎实理论基础和多元学术背景的研究团队；而该团队不仅为东亚研究所提供了优质多元的学术资源，也为建立东亚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拓展了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的多样化，成为孕育东亚思想市场的温室。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以国家类别为横轴、学科类型为纵轴进行多元交叉学科布局，“学科之间构成功能互补、相互依存的学科生态链，以多样化的学科种类、优势学科群落来体现学科生存能力与竞争力”[5]。研究对象以中国（包括台湾、香港、西藏地区）、日本、韩国为主，而后蔓延至东亚、东南亚等其他国家。研究领域以历史、文学、经济、政治和社会为重点，涉及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教育、法律、地域、电影、艺术史等多个领域。为了说明该所研究领域的多元化特征，特以“现代中国西藏地区的研究项目”为例展开论述。根据表2所示，该项目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西藏的历史、文化、政治、汉藏关系、社会、传记、电影多个领域，并且在每个领域都有相关的议题展开。表2所列的会议主题，是根据该研究所官网公示信息中最近开展的会议讨论整理而成，每个议题都由该研究所的领军人物主持，同时还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会，共同研讨，以期得出最优质的智库成果。再如，专门研究韩国相关问题的韩国研究中心（CKR）于1988年成立以来，一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韩国研究中发挥主导作用，促进全球性的跨学科联系。该研究中心与东亚语言文化部、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人权研究机构、韩国法律研究中心、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妇女与性别研究机构、种族研究中心、斯塔尔东亚图书馆、杰罗姆国际贸易研究所等多个机构合作，开展多元领域的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通过与多个机构合作，举办多种类型的活动，涉及多个研究对象、展开多元领域研究，致力于推动学术知识的发展，丰富研究内容，提升研究人员的多元化研究能力，提供高质量的政策意见。

三、拓展多元化的成果产出形式和影响力实现渠道

大学智库成果的产出能力是决定智库科研能力和智庫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智库的科研能力和智库影响力都要以智库产出成果为前提和依据，通过完成并产生大量的智库成果向社会推广和发布，以期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该研究所是以专著、论文、报告、网上公开信息等成果产出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以期产生重大影响。

（一）多样化的成果产出形式

学术背景多元化的研究队伍结合扎实的理论基础，伴随多样化的成果产出途径，顺势提高政策咨询意见的质量。该研究所的著作主要有三个系列：魏德海东亚研究所系列（Studies of the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亚洲展望：亚洲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新视野（Asia Perspectives：New Horizons in Asian History，Society，and Culture）和魏德海东亚研究所亚洲系列（Weatherhead Books on Asia）。每一系列都有其丰富多样的研究内容，在此以魏德海东亚研究所系列为例，该系列发起于1962年，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东亚研究学者编写，出版于学术和贸易机构，书籍所涵盖的学科类型丰富多样，旨在引起公众对现当代东亚新研究成果的关注。例如，文学类：尼科莱·沃兰的《社会主义的大同主义：中国文学界，1945-1965》（Nicolai Volland，Socialist Cosmopolitanism：The Chinese Literary Universe，1945-1965）（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7年），迈克尔·吉布斯·希尔的《林纾公司：翻译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塑造》（Lin Shu，Inc.：Translat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历史类：亚历山大·C·库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和四人帮》（Alexander C.Cook，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rial：Mao and the Gang of Four）（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年），托马斯·S·穆拉尼的《中文打字机的历史》（Thomas S.Mullaney，The Chinese Typewriter：A History）（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政治类：希娜·切斯特纳特·汀斯的《独裁者及其秘密警察：强制机构和国家暴力》（Sheena Chestnut Greitens，Dictators and their Secret Police：Coercive Institutions and State Violence）（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年），杨国斌的《中国红卫兵一代的政治激进主义》（Guobin Yang，The Red Guard Gener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in China）（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6）；医学类：希拉里·A·史密斯的《被遗忘的疾病：中国医学转化的疾病》（Hilary A.Smith，Forgotten Disease：Illnesses Transformed in Chinese Medicine）（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7年），莫里斯·洛的《建设现代日本：明治时代的科学、技术和医学》（Morris Low，Building a Modern Japan：Science，Technology，and Medicine in the Meiji Era and Beyond）（麦克米兰出版公司，2005）。

该研究所的专家学者除了发行专著外，还以各种报告、论文等形式，传播新思想，倡导新理论。发表的各种报告和论文，在该研究所的官网上通过相关的搜索引擎都可以进行下载和阅览。“美英世界一流高校智库都很重视对自身研究成果的推广利用，不仅在其主页设立专门板块进行研究成果的报道和揭示，而且将各种类型的智库成果，通过形成多种分类浏览体系和检索体系方便用户查找和使用。”[6]通过出版书籍、报告，在媒体上发表见解、文章，解读国内、国际问题和公共政策，举行各种公开的会议，不仅有利于培养公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加深对公共政策的了解，也有利于促进政策教育化和政治社会化。

（二） 影响力实现渠道

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是大学智库三种主要的传播渠道，大多数情况下，三种传播渠道会同时采用，互为补充和促进。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成果产出也是遵循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互为补充和促进的原则，一方面通过书籍、研究报告和论文，使各利益集团可以了解其研究领域和研究重点，将成果作为影响政府和公众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通过发表、印刷刊物，利用电子媒介的舆论效力和网络媒介的全球信息传播，扩大其传播速度，制造舆论，加大影响力。该研究所的“世界领导人论坛”和“特别讲座”则是利用新媒体结合以上三种传播渠道来加速影响。

1.世界领导人论坛

世界领导人论坛通过与世界各国杰出的领导人进行公开对话，跨越传统学术和国际界限，讨论关乎时代的问题，运用多元化思维，探索不同国家的多元文化领域。世界领导人论坛于2003年发起，是一项年度活动，由哥伦比亚大学各大组织中心联合举办，汇集了许多政府领导人、有影响力的公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近两年由哥伦比亚大学魏德海东亚研究所主办、主持的世界领导人会议有：2009年9月22日，就泰国后危机时代——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社会问题，对泰国总理阿披实进行访问；2014年9月22日，由该研究所政治学教授杰拉尔德·柯蒂斯（Gerald L.Curtis），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日本有关问题进行访问；2014年9月24日，由该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邓肯·迈尔德（Duncan McCargo），对菲律宾共和国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就菲律宾有关问题进行访问。

通过这种公开的会议，智库不但可以吸引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并就某一问题形成舆论氛围，还可以与官员、学者互动，促进智库发挥其“公共空间”的作用。“定期举行各种研讨会、圆桌会议、报告会、专题讨论会，邀请国家政要到中心发表演讲。一方面，可以及时了解政府政策走向，传递政策理念。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可以从中心汲取研究成果，启发思路、开阔视野。”[7]

2.特别讲座

据现有资料显示，该研究所目前提供两个年度讲座：由杰拉尔德·L·柯蒂斯（Gerald L.Curtis）教授和N·T·王（N.T.Wang）教授进行日本政治方面的讲座。杰拉尔德·L·柯蒂斯教授从2005年9月到2015年2月，举行了一年一期，为期十年的日本专题讲座；N·T·王教授则从2010年开始，举行每年一期的政治讲座。在此以杰拉尔德·L·柯蒂斯教授的讲座为例。

特别讲座是同其他社会、学术机构合作来凸显它的多元化。例如2006年通过与日本经济和商业中心合作，以“评估日本新安倍政府”为题，讨论了安倍晋三的当选对日本政治长期演进的影响。讲座还会邀请各地知名人士参与，共同讨论，根据当下现状做出预测判断。以2007年的讲座为例，此次讲座邀请了联合主办方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经济学教授休·帕特里克，以“安倍走了，下个自民党是谁？”为题，谈到了自民党的未来，并作出了预测，在安倍辞职后的持续影响中，他的预测是准确的，包括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政治生涯未来的走向。此外，每次的讲座都会由讲座专家就日本当前最热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问题，运用雄厚的多元学科背景知识，通过实地考察，进行最深入的剖析。例如2005年9月11日的大选对日本具有历史性意义，柯蒂斯教授通过在日本实地观看大选后，分析了此次选举对国内和外交政策以及它对日本政治长期演变的影响，由此展开了以“小泉纯一郎的赌博及其后果”为题的年度演讲。

四、开辟多元化的学术与经费资源

（一）学术资源的多元化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学术资源的多元化，体现在强大的智力资源，即拥有一支具备雄厚的学术积淀、扎实的理论基础、学术背景多元交叉的研究团队（在第一部分已经做过介绍）和强大多元的知识库，即东亚图书馆和日本东芝图书馆。其中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是除中国图书馆以外收集亚洲图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亚洲类藏书为全美第二，可以媲美于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东亚图书馆总藏书量达870万册，种类繁多，拥有超过81万册资料文献（包括中国普通话、藏语、满语，韩语和西方语言版本）、6600多类期刊、50多类报纸、微缩胶片600万套、2600万册手稿、60万册善本书、10万片VCD和DVD以及20万份官方文件。各样的中文书籍、流行小说、古典文学以及县志也可以在该图书馆找到，中国族谱、家谱、谱谍约950种也存留于此。此外，该图书馆还设有丁龙讲座（Dean Lung Professor）②，设立中文部以收藏中文數据。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日本东芝图书馆，是拥有美国最全的法律类资料的图书馆之一，包括日本法律方面的文献、史料，为该研究所有关日本法律方面的研究提供主要资料。两个图书馆所拥有的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学术资源，为该研究所的多元主题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优势。

（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该研究所共有五种资金来源，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使其避免了对某一资金的过度依赖，有充足的运营资金从事独立的政策研究和舆论影响力的传播。智库、基金会、政府和社会四者之间也逐渐形成了一种稳固而密切的关系，这些都为大学智库从事政策研究和信息传播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

“美国智库之所以能够在数量和质量上遥遥领先，对社会经济、政治等重大问题作出前瞻性和全局性的考虑，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和舆论导向，促进美国社会的良性发展，不仅与其悠久的发展历史有关，更同其强调质量、坚守中立和关注影响的价值观念密不可分，而这三个核心价值的背后又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雄厚和多元的资金。”[8]根据《2016-2017年年度报告》所总结的表3所示，基金会在所有资金来源中占比最多，高达56%，有20个不同的基金会为该研究所的研究投入资金，以魏德海基金会（The Weatherhead Foundation）为主要资助者，其他还有里曼基金会（Freeman Foundation）、保罗·兰格基金会（Paul F.Langer Fund）、日本基金会（The Japan Foundation）等。由于美国的慈善文化传统和优惠的税收制度，基金会热衷于为智库提供研究基金。它作为一种相对稳定和长期的资金来源，是美国智库得以运营的基础。“可以说，私人基金会的经费资助为大学智库在战后的腾飞提供了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支持。此外，这种经费来源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大学智库具有了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为大学智库的政策研究打上了相对中立的色彩。”[9]此外，政府提供的资金支持主要是美国教育部（从1960年授予哥伦比亚大学为东亚国家研究所，提供每年该研究所所需资金的3%）和美国国务院（占比8%）；社会人士的支持（其中有一位匿名资助）占比22%，有康拉德·W·鲍尔（Coad W.Bauer）、西尔维娅·卢女士（Sylvia Lew Wong）、菲利斯迪·克斯坦（Phyllis Dickstein）等；商业公司占比8%，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校友会的经济支持。

因此，“近年来，高校下设智库探索以协同创新中心为载体的新型智库建设等中国智库发展的最新状况引起了学界的重视”[11]。虽然这几年我国大学智库的建设如火如荼，但质量和影响力较之世界知名智库仍存在一定差距，在对国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时，表现出研究合力不足、学科合力不足、人员合力不足和机构合力不足的缺憾；大学智库网站建设不完善、信息内容不完整；学术、资金来源单一等。本文结合前面对东亚研究所的多元化治理研究得出几点启示，以期为我国大学智库建设提供借鉴，使其能为政府和社会提供更加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操作性和针对性的研究成果。

（一） 组建多元化的人才梯队

“随着时代的发展，由于国家的需要，大学被赋予了更多的功能，大学服务社会的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更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决策的进程中来。”[12]我国在建设大学智库时，既要吸取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也要遵循中国的国情，充分发挥大学自身的社会、人才和知识资源优势，发挥雄厚的科研实力、丰富的数据信息和广泛的合作交流优势，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学智库发展模式。

“大学智库是现代大学社会服务由传统产业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公共政策领域延伸和拓展的产物。同时，大学智库建设需要强大的智力资源和学术支撑。”[13]美国大学智库得以顺利发展的关键所在，即大学具有学科综合的优势，具备丰富的人才资源，强调专业化的问题研究与人才培养，组建多元化的人才梯队，致力于智库研究。因此，我国大学智库的关键任务是明确研究领域和方向，配备齐全和专业化导向明确的学科设置，建设一支学科布局结构合理、学术积淀雄厚、学术背景多样的人才梯队。这个人才梯队的成员不仅要拥有基础强大的学科知识背景，并且其中很多专家学者都应是在各自领域引领学科发展的领军人物。此外，还要学会利用学校的社会资源优势和大学身后的人才基础，利用国际化教师队伍的智力资源优势，加强学科梯队的多元化建设，对研究领域和研究科目进行具体划分，充分发挥基础研究优势，突出学科的鲜明特色，学科间采取相互交融模式，致力于打造出精干的学术群落。

（二） 加强资金和传播渠道的多元化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安东尼·阿格塔米尔（Antonie van Agtmael）认为：“因为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文化使得智库有机会影响政策，很多学者希望通过自身对信息和知识的掌握帮助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而美国的慈善传统和基金文化则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很显然：有需求、有人力，又有资金，这就是智库繁荣发展和产生影响力的原因。”[14]

大学智库的研究经费对思想倾向和决策咨询服务质量会产生重大影响，扩充资金的来源渠道，使智库的研究成果有充足的资金支持。我国大学智库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缺陷就在于经费会受到财政部各项规定的严格限制，任何财务体系上的变动，包括费用的增额都需要财政部的批复，而往往这种批复很难获得同意。反之，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资金来源，除政府的财政支持之外，还有来自基金会、企业、个人的捐赠，渠道多样，高投入的资金也就确保了高质量研究成果的产出。因此，根据中国国情，一方面要从宏观上加强对智库在财政上的支持，健全决策咨询机制，完善政府投入机制和政府购买智库制度，但要避免过分依赖政府的资金支持，以免对大学智库的独立性产生影响；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制定和放宽智库享受税收优惠制度的标准，鼓励基金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政策研究的捐助。

大学智库学术科研能力和智库影响力都要以智库产出成果为前提和依据，通过完成并产生大量的智库成果向社会推广和发布，以影响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形态，影响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的成果产出是遵循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和大眾传播互为补充和促进的原则，扩大其传播速度，制造舆论，加大影响力。因而，我国大学智库也应积极拓宽传播渠道，打造多维度的传播资本，一方面利用传统优势，发表论文、印刷著作等；另一方面，加强智库新媒体传播与公共外交能力，具备全球视野，运用互联网思维，建设好自己的机构网站。此外，也可通过国际奖学金制度、国际学生交流制度、国际学术交流等方式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精英，推动思想和成果的产生。

注释：

①哥伦比亚大学在2017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 颁布的美国大学排名中位列第5；2017 《华尔街日报》/《泰晤士高等教育》美国大学排名，哥伦比亚大学名列第3；2016-17年度，哥伦比亚大学位列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世界第9，世界大学排名（US News）世界第9。

②丁龙讲座（DeanLungProfessor）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首个汉文讲座，出自《胡适口述自传》中所说，“那是美洲大陆第一个以特别基金设立的汉学讲座”。丁龙原是美国卡本迪将军的一位佣人。他深得卡氏的敬重，所以卡氏乃独立捐资给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一席专治汉学的丁龙讲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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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武建鑫.走向自组织：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模式的反思与重构[J].湖北社会科学，2016（1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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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Cheng Li.China’s New Think Tanks：Where Officials，Entrepreneurs，and Scholars Interact[J].Chnia Leadership Monitor，2009（29）：1.

[12]胡光宇.大学智库[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1.

[13]田山俊，何振海.一流大学“智库群”的崛起——哈佛大学的智库建设路径[J].教育研究，2016（4）：140.

[14]R Seruton.A Dietionary of Political Thought[M].New York：The Macmillan Press，1982：224.

（责任编辑 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