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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就业稳定性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时间:2021-02-17 07:52: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要:(中)摘要基于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我国就业稳定性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稳定性呈现下降趋势,并且这种下降主要归因于工人主动离职风险的提高,这虽然是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提高的表现,但这种流动是一种低层次的流动,低学历工人、低职位工人、私企工人、女性工人等弱势群体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流动劳动力的主体。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利益诉求机制的缺失导致“用脚投票”成为多数弱势工人群体实现利益诉求的主要途径。这一低层次的流动形式不利于工人人力资本的积累,有可能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低水平均衡状态,并带来失业及劳资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提高就业稳定性,保护劳动力市场上弱势工人群体的利益,构建富有弹性的雇佣关系是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新目标。

    关键词:(中)关键词就业稳定性;任职期;离职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79-10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2-12-20;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4-09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GD10CYJ003、GD12CGL02);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11ZGM79002);广东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K1124610)。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 孟凡强(1982-),山东德州人,经济学博士,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劳资关系、人力资源管理等。

    正文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稳定性与流动性问题一直是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如果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群体不能获得高质量、稳定的工作,始终在就业和失业的边界上转换,那么劳动力市场上随时会产生大量的失业人群。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稳定的雇佣关系是员工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而专用性人力资本则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关键性资源,同时也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就业稳定性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劳动者自身的收入水平和福利状况以及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还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经济体制下,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国家通过行政指令进行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僵化的就业体制带来的是经济的低效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旨在消除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刚性,以双向选择取代固定用工制度,增加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灵活性和合理性,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整体经济运行效率[1]。这是中国3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秘诀之一,但由此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劳动力的高流动性和劳动者就业的不稳定性。就业的不稳定性增加了企业与员工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降低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有可能使经济陷入“低技能、低产品质量”的陷阱。因此,如何提高就业稳定性,构建富有弹性的雇佣关系,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新目标。本文将尝试通过对个体工作经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稳定性的形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为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提供意见参考。

    一级标题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在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就业稳定性问题研究的文献较多,不同国家的学者对本国就业稳定性的变迁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多数研究都是实证性质的。早期美国学者考察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早期美国就业稳定性的变化趋势,并未发现明显的下降趋势[2~3]。但其后相关学者的研究则发现了美国就业稳定性的下降趋势[4~6]。英国学者对本国就业稳定性研究也存在不同的结论。伯吉斯和瑞斯(Burgess & Rees)运用英国综合住户调查数据(GHS)发现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英国的就业稳定性并未改变[7]。然而,格雷格和沃兹沃思(Gregg and Wadsworth)运用英国劳动力调查数据(BLFS)研究了同一时期的就业稳定性,却得出了就业稳定性下降的结论[8]。格雷格和沃兹沃思进一步将样本观察期扩展到2000年,同样发现了就业稳定性的下降趋势[9]。其他国家的学者也对本国的就业稳定性进行了研究。吉沃尔和莫林(Givor and Maurin)分析了1982~2002年间法国非自愿离职风险的变化,发现20世纪90年代非自愿离职的风险高于80年代,即使在控制了宏观经济因素之后,法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稳定性仍然有明显的下降趋势[10]。曹和克姆(Cho and Keum)运用韩国劳动力与收入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1997年金融危机及复苏期间韩国就业稳定性的动态变化,发现1997年危机期间韩国就业稳定性大幅下降,并且再也没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非正规就业、短期工和低学历水平工人的就业稳定性恢复比其他群体更慢,从而导致就业稳定性两极化问题恶化[11]。罗卡宁和乌西塔洛(Rokkanen and Uusitalo)运用终身工作历史数据考察了芬兰1963~2004年间就业稳定性的变化,研究发现工作终止风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有所上升,但目前(21世纪10年代)已恢复到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12]。布拉特贝格(Bratberg)运用挪威1986~2002年雇主雇员数据库分析了挪威的就业稳定性,发现在这一期间工作任职期只有轻微的变化,公共部门的短期任职期比例有所上升,超过8年的任职期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就业稳定性的轻微下降并未导致失业的增加或劳动力退出市场[13]。

    国内关于就业稳定性

    本文使用的就业稳定性(employment stability)概念,与国外文献中工作稳定性(job stability)的概念基本相同,国内学者用就业稳定性概念较多,因此,本文沿用这一概念。的研究尚处于开始阶段,相关文献较少。翁杰等利用2006年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大学毕业生就业稳定性的现状和演变趋势,以及导致就业稳定性变迁的原因。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稳定性在不断下降,尤其是2003年以后。1999年开始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展改变了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状况,导致了工作转换概率的上升和就业稳定性的下降。另外,以就业率为导向的就业政策也是引致就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14]。陈昭玖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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