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风景：,旅苏游记与四十年代,文化人的政治选择,（下）

三、“主义”的远景及其形象

在郭沫若的记述中，苏联呈现的是一个富强、平等、尊重文化、热爱艺术的形象。但这并不是俄罗斯的民族形象，而是苏联的苏维埃制度和主义的形象。这种新制度不仅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历史远景，从世界范围来看也是如此。自苏联建国之后，全世界范围的知识分子便纷纷前往参观。三十年代之后尤其如此，正如蒋廷黻所说的，“现在的旅行者谁不想到苏联去看个究竟？”他在 《欧游随笔》 中还转述了一位美国教授的话：“现在只有苏俄值得一看。别国，连美国在内，都是束手无策。唯独苏俄一往直前”。这种现象是有具体的历史背景的：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让不少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向了苏联，这也是“红色三十年代”的社会成因。中国文化界三十年代重点介绍的国际旅苏人物，便有纪德、巴比塞、藏原惟人和秋田雨雀等人，中国前往苏联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二十年代影响较著者有瞿秋白、俞颂华、李仲武、抱朴、胡适、徐志摩等人，三十年代的社会名流就更多，如胡愈之、邹韬奋、曹冰谷、丁文江、蒋廷黻、林克多、戈公振等都有旅苏游记，抗战之后则有邵力子、郭沫若及其后的茅盾等。因此，郭沫若的旅苏游记，需要置于这个谱系之内考察。也就是说，在考察郭沫若游记的特殊性之前，需要先考察他所述形象的文化来源。正如法国形象学理论家巴柔所指出的，“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 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这是从史学家们那里借用来的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 （representation）”。通过集体想象这个文化坐标，我们才能最终看清郭沫若所描述的苏联形象，在中国现代所呈现出的新特征以及它的历史意义。

苏维埃政权作为一种新制度，其形象难免与描述者的立场相关，因而一开始就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形象。对此，鲁迅在给林克多 《苏联闻见录》作序时，便已指出：“看了几个西洋人的旅行记，有的说是怎样好，有的又说是怎样坏，这才莫名其妙起来。”《苏联闻见录》 从一个五金工人的視角，讲述了他在经济危机之后，从法国前往苏联及其在苏联的工作经历，较为正面地展现了五年计划之后苏联的建设成就。在鲁迅看来，较之欧美的讽刺漫画，这毋宁是更为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不但共妻，杀父，裸体游行等类的‘不平常的事’，确然没有而已，倒是有了许多极平常的事实”。鲁迅从这些平常的事实中，看到的是一个新生的社会图景：

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

鲁迅在祛除欧美讽刺漫画的谜魅之后，看到的是另一种历史魅力，这是苏联的共产主义图景：它是“簇新的”，也是尚未完成的乌托邦。十年之后，郭沫若笔下的苏联，则变成一个已经完成的此岸乌托邦。他所描述的工业设备、机器生产、教育机构、革命博物馆的陈列等，只有在乌托邦的投射下，才具有观赏价值。乌托邦形象，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苏联的集体想象。不过，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苏联形象，也经历了一个历史的演化过程。在二十年代的中国，苏俄呈现的基本上是反乌托邦形象，如徐志摩、胡适等人笔下的苏俄，基本特征是贫穷与专制，即便是翟秋白的 《饿乡纪程》，描述的也都是苏联的匮乏，只是他赋予“饿乡”以积极的道德和精神价值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名为抱朴的共产主义信徒，在前往莫斯科、留学苏联之后，反而极度失望，因而转向了无政府主义。他在 《赤俄游记》 中，对苏共的专制，以及留苏的中国学生作了较多的批评。

三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笔下的苏联形象，便全面转向积极一面。这既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有关，也离不开“红色三十年代”的全球语境。三十年代中国第一部影响较大的旅俄游记，是胡愈之的 《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于1930年取道苏联归国时，经莫斯科几位世界语同志的帮助，得到停留一周的许可。因苏联世界语同盟的总书记也是对外文化协会的委员，胡愈之的行程也基本上由该协会安排，参观对象包括工人住宅、国立医院、纺织工厂、汽车工厂、各类学校等。应该说，胡愈之对苏联的描述还是较为客观的，他除了记录这些官方展示的成就外，还就他经验所及，描述了莫斯科的住宅荒，以及日用物资的匮乏。如他在街头就经常看到“每家店铺门内都挤满了人”，“有几家门外排成很长的‘尾巴’”。但他参观时的整体视野，是将苏维埃作为新制度的试验场而给予理解的，因而也不乏乌托邦想象的成分。如在序言中，他便先引用日本左翼作家秋田雨雀 《青年苏维埃俄罗斯》 中的话——“知道苏俄的将来的，便知道了全人类的将来”，从而奠定了该游记的基调。而他自己的参观也印证了秋田雨雀的观点，在胡愈之看来，“苏维埃联邦正在改造的途程中，它的将来，还没有人能知道。但是就目前说，十月革命却已产生了许多奇迹”。他笔下的苏联，呈现出了平等、民主的正面形象，成为此后中国知识分子描摹苏联成就的先河。

此后有天津 《大公报》 特派记者曹谷冰，他是与中国外事人员一道前往，不仅参观了苏联的工业建设，而且还前往波罗的海等地游历，考察的范围较广。他的 《苏俄视察记》 先发表于 《大公报》，后结集出版，由于右任题签，吴鼎昌、张季鸾等人作序，出版后一月之内便再版，影响较大。与胡愈之一样，他对苏联的工业建设、工人福利等都赞不绝口，但他对计划经济这种方式却颇有微词，对集体化的态度也有所保留，认为是“政治的强制之故”。因此，他自认为“记述完全是客观的、忠实的”。但他忽略的是，他虽然看到了苏联的不足，但他所看到的“风景”，整体上仍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有意安排。胡愈之是如此，其后的戈公振、郭沫若与茅盾以及罗曼·罗兰和纪德都是如此，他们的行程均由该协会安排。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V.O.K.S） 是专门负责对外文化交流的机构，胡愈之对此有所介绍：

V.O.K.S是“苏联对外文化联络会”这几个字的缩写，这会的目的是谋苏联和外国学术文化界的联络合作。主要的工作是向国外交换学术书籍杂志，并已用英法德世界语发行一种介绍苏维埃文化生活的月刊杂志。此外是招待来游苏俄的一切外国文化工作者。

张季鸾在为 《苏俄视察记》 所撰序言中，特意提及于右任的告诫：

谷冰视察记，须详加考虑。少年人总有不能割爱处，陆一不删吾诗，即其一例。俄人招待游客与新闻记者，皆其党中经专门训练之能者任之。得材料于此辈手中口中，自己引为得意，而不知彼亦得意，或更过我也。

在张季鸾看来，“此诚阅历有得之言”，因为他从其他途径得到的印象与“视察记”所载相差甚远。这增加了苏联形象的复杂性。异国形象往往是观察者对他国的误读，这且不说西方视野中的东方形象，就连本国形象也往往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因而有论者认为，“形象是神话和海市蜃楼”，此说不无道理。因而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研究，近来已从形象是否真实的问题，转向了观察者的主体和文化语境问题，因为“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任何一个外国人对一个国家永远也看不到像当地人希望他看到的那样。这就是说情感因素胜过客观因素”。这对我们考察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笔下的苏联形象是不无启发的，旅行者的情感因素，如为中国寻找出路的焦虑，往往干预他们对描述對象的选择或变形处理。但苏联形象的特殊性还在于，它不是一处静止的风景，被动地等待游客观览，相反，它本身便积极地参与到了自我形象的设计、规划与宣传之中，这是V.O.K.S以及苏联国际旅行社的主要功能，都是要向外界输出一个理想国形象。因此，胡愈之、曹谷冰、邹韬奋、郭沫若和茅盾等人，所参观的“景点”几乎差不多，都是工厂、农场、医院和学校等，而且连具体地点也往往一样。而从对方的接待来看，也确实如于右任所说，是“经专门训练之能者”。胡愈之、郭沫若等人，在走马观花之余，便对这些成就大加表彰，只能说他们是最为理想的观众。而观者与被观者的这种高度契合性，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有着一致的诉求，这就是将苏联的制度，视为解决中国贫弱问题的一个备选方案。这种心态不仅见于左翼知识分子，蒋廷黻和丁文江的旅苏观感也同样如此。蒋廷黻对苏联的整体观感，是“人民都是足衣足食的”，“这个普罗的世界是朴实，平等的。其空气是十分奋发的”;丁文江所考察的多是苏联的地质与科研机构，记述较为朴实，但当他在剧院看到工人时，也较为惊异;同时，他对苏联艺术也有所批判，不过，他的批判并非针对艺术的意识形态化，相反，他批判的是苏联的艺术还不够革命。如他在看过《欧根·奥涅金》之后，便认为这是一出封建的旧剧，而这让他“觉得苏俄美术和文学的革命距成功还远，要不然何以还须靠这种一百年前的剧本来做普罗群众的娱乐？”

乌托邦视景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苏联印象尤为必要。与郭沫若在列宁格勒郊外的战场想到的却是中国的贫弱一样，胡愈之、邹韬奋等人思考的，也都是中国的历史前途问题。邹韬奋在 《萍踪寄语》 的前言中，便坦诚他游历西方是想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世界大势怎样？第二个是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尚深陷抗战泥淖的郭沫若，更有着民族前景的焦虑，因而去苏联也是一个寻求民族出路、为国内的民主建国运动寻找资源的过程，正如他所说，“自己是抱着唐僧取经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苏联去的”，这种态度让他选择从正面去观看苏联的成就，将注意力集中于苏联的经验与成就，却相对忽略了真实性问题。如邹韬奋在参观莫斯科郊外一处幼儿园时，便记下了这样一个场景：

有一处用粗的竹竿在草地上造成一种叠罗汉式的架子，地下的一层特广，向上渐少渐尖上去，数十儿童可爬上这个架子，在各层上分开立着或坐着，成为叠罗汉的式子，……我们来时，这个架子正空着，有三四十个儿童看见我们来了，临时自动地聚拢来，很迅速灵敏地爬上架子上面去，好像一群猴子爬树似的，刹那间造成一个叠罗汉的形式，在顶上中央的一个还拿着一面小红旗挥着，全体笑着挥手向我们欢呼。

从这个场景来看，这群幼儿园的孩子，并不是在做游戏，而是在为游客表演，而且极为熟练。然而面对这些孩子的表演，邹韬奋并未揭露表演的事实，反而被深深打动了：“当时这一大群小弟弟小妹妹们的那样起劲的样子，热烈的神情，活泼泼的举动，都深深地永远镌印在我们脑袋里”。他们在观看风景时的乌托邦热情，让他们自动屏蔽了背后的政治意图。郭沫若亦如此，他归国前曾想买一个皮箱，四处寻找而不得，他自然了解这是物资匮乏所致，但他却主动为之辩解：“这些现象并不表示着苏联物资的彻底缺乏，而是表示着生产计划和管制的彻底严密。这是值得注意的。”将匮乏转变成计划和管制的严密性，其策略正与瞿秋白从匮乏看到的希望一致。只是，郭沫若将“生产计划和管制的彻底严密”也当作制度优势，则难免透露出他对苏联政治的隐患缺乏警惕和批判。如果与前不久前往苏联的罗曼·罗兰和纪德等人的观感对照，郭沫若等人的乌托邦热情便表现得更为明显。

罗曼·罗兰是中国三四十年代介绍较多的作家，他于1936年6月前往苏联。此行的目的，一是 《法苏互助条约》 的签订，让西方左翼知识分子陷入了迷惘，因为这意味着苏联也和资本主义法国结盟了;二是苏联在基罗夫被刺杀之后的大清洗运动，受到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广泛质疑和批判。罗曼·罗兰自认为是“苏联的老朋友和同路人”，“又是西方的见证人、观察家”，有义务向苏联反映西方知识界的情况，并希望苏联对此作出解答。面对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苏联给予了极高的接待规格，对外文化协会会长阿洛塞夫亲自到华沙迎接，斯大林接见并回答了他的疑问。虽然罗曼·罗兰被苏联高层包围，但他对苏联的观感并不见佳。如对于莫斯科，他认为它“正成为欧洲平庸的大都市”，并对“那些平庸的建筑感到震惊”;当看到军政高层拥有的特权时，他不得不怀疑“现在是否又在形成一个无产阶级贵族呢”？他尤其对体育盛会不满，因为斯大林在主席台上公开接受群众的崇拜，“装饰着各种边饰的巨幅斯大林画像，人们一幅幅地将其扛在肩膀上，行进在游行队伍中”，罗兰因此认为斯大林就像个“罗马皇帝”。时隔九年，郭沫若参观的正是同样的体育盛会，却兴奋地赋诗。但罗曼·罗兰毕竟还对苏联抱着希望，同时他发表日记的要求也未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因此，他便决定将日记封存五十年。

随后前往苏联考察的有纪德。相对而言，他的做法更为直接。他回到法国后，便写下 《访苏联归来》，对苏联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其态度转变让西方知识界震惊，连中国文化界也以“卷起狂涛的 《从苏联归来》”为题报道该事件。纪德毫不讳言他此前对苏联的公开支持，但他认为有好些事比他自己、比苏联更为重要，“那便是人类，便是他的命运，便是他的文化”。他主要披露的是苏联的专制、集权、个人崇拜以及物资的匮乏等现象。他在街上看到排队购物的人多达一千左右，而店内的物品则仅有四五百件，在他看来，“需要是那么地大而购客又那么地多”，“即在将来长久，求也还会超过供，而且超过得很远”。此类经历，旅苏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经历过，如胡愈之、邹韬奋等找不到住处，郭沫若买不到皮箱等，但他们都未将其当作一回事。其次是集体农庄，这是郭沫若所极力颂扬的，但纪德看到的却是非个人化：“在每一个室内，有着同样的恶劣的家具，同样的史太林的肖像，此外就绝对什么东西也没有;一点器物也没有，一点个人的纪念品也没有”，“大家的幸福是只在把每个人非个人化的时候才获得的。大家的幸福是只在损害了每个人的时候才获得的”。与非个人化一致的，是毫无言论和思想自由，“《真理报》 把宜于知道，思想，相信的事指教他们”;而最为左翼知识分子看重的平等也是假象，纪德看到的是新的“劳工资产阶级”，这与罗曼·罗兰所观察到的“无产阶级贵族”一致;此外就是人民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除了到处可见的斯大林头像外，纪德还体验到一件“怪事”，他在给斯大林发电报时，业务员居然因他不愿在斯大林的名字前加上“领袖”和“导师”字样而拒绝发报，对纪德来说，这简直是“笑话”。因此，他对苏联的总体印象是：“人们答应我们‘无产阶级独裁’（即无产阶级专政—— 引者按）。我们还差得很远呢。是的;独裁，不用说;但却是一个人的独裁，不复是联合起来的无产者底，苏维埃底独裁”。即便如此，纪德批判的初衷还是“为了治愈他”，因为苏联对他来说依旧意味着希望：

谁会说苏联对于我们曾是什么呢？不仅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而已：一个例范，一个引导。我们所梦想的，我们所不大敢希望但我们的意志我们的力量却倾向过去的事，在那边是已经有了。一个地方已经存在了，在那里，乌托邦正要变成现实。许多巨大的成就已经使我们的心充满了要求了。最困难的事似乎也已经做成，于是我们便欣然敢于参加这种凭着一切受苦痛的民众的名义和他一起接受的约束。

对于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苏联是一个地上的天堂，它孕育了新的世界史图景。纪德顾虑的是失败的代价，因而他要加以批判。或许是出于同样的乌托邦憧憬，罗曼·罗兰看到纪德的文字后，还曾撰文予以反驳。值得留意的是，纪德的 《访苏联归来》 非常及时地被译介到了中国，就笔者所见便有三个译本，一为戴望舒的译本，连载于 《宇宙风》，后收入陶亢德编的 《苏联见闻》 一书中;其次郑超麟 （即林伊文） 的译本，由亚东图书馆发行;另一个是袁承斌的节译本，载于 《新北辰》。虽然译本较多，但在战后苏联形象的塑造中，纪德的批判并未受到中国知识界的足够重视。

四、“中国应效法苏联”

无论是从苏联形象的塑造，还是旅俄游记的谱系出发，郭沫若的 《苏联纪行》 似乎都并无新意。他无非是以更为夸张的方式，传达了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在中国知识界的乌托邦形象。那么，《苏联纪行》又有何独特之处呢？这或许在于这个文本生产与流通的历史语境以及它所具体回应和参与的时代问题。从乌托邦的视角出发，郭沫若与三十年代胡愈之、蒋廷黻、邹韬奋及戈公振等人，所面对问题的不同处在于，此时谈论苏联的道路，不再是纯粹理论的探讨，而是极为现实的路线选择。

1944—1946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此时第三方面势力正成长为一种政治力量，与国共两党一同参与到了未来国家的设计之中。正如史家所指出的，这是“自国民党推行一党训政以来，中国政局呈现出少见的多元化的政治现象”，“是一个任何一方都缺乏足够的稳定力量的时代”，因此，“是一段少见的历史的活跃时期”。对中国而言，建国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苏联模式还是美国模式，联合政府又该如何联合等，都成了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因此，苏联在中国的形象如何，便不再如三十年代那样，仅仅局限于文化界的想象或是一种文化政治策略，只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它本身已转化为一个现实方案，是中共和左翼知识分子建国蓝图的历史远景，其形象如何，便直接决定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及其对知识圈或整个社会的吸引力。因此，作为文化名人的郭沫若适时抛出的苏联形象，其历史影响不言而喻。

正因如此，郭沫若此时访苏，虽然仅仅是一次诗人外交，却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出发之前，便有各类团体为他饯行，“开会欢送，设宴饯别，整整繁忙了十天”。郭沫若旅苏的时机，实际上也不同寻常，此时苏联已打算出兵东北，蒋介石正与之就主权问题及中共问题进行谈判。郭沫若抵达苏联不久，宋子文一行也抵达莫斯科，郭沫若等人还前往机场迎接，而他归国更是与中国外交使团同机，当时由王世杰等人前去进行第二轮谈判，并签订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政府之所以让带左倾色彩的郭沫若赴苏，本身就是对苏联示好的表示。

郭沫若8月20日回到重庆，但因毛泽东于28日抵达重庆参加和谈，这相对削弱了郭沫若归国的新闻价值和社会影响。即便如此，他还是出席了一系列欢迎会，做了多次报告。如他归国三月之内，参加活动与苏联相关者，便有以下诸项：

1945年8月20日，《新华日报》 记者的专访。首谈苏联的科学成就，除介绍苏联医学等方面的创新外，尤其强调“苏联当局非常重视科学家和文化工作者”;次谈他的旅程和观感;

8月21日，在自家客厅与大家谈旅苏观感;

8月29日，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他和丁西林举行的茶会，作报告。介绍苏联妇女的地位，“妇女在社会上服务，超过了男子”;并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和科学上“惊人”的发明;

8月30日，出席“文协”与“剧协”的茶会，作报告。郭沫若指出文艺工作者在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强调了“苏联政府对于文化工作者的爱护，重视”“是不遗余力”的;

9月5日，出席中国民主同盟的庆祝会，发表讲话。举例说明“苏联的民主与自由及复原工作的切实”;

9月14日，在星五聚餐会上发表演说，题为《苏联工业现状及其成功之关键》。星五聚餐会是中国实业界的定期聚会，多遨请商界、学界名人或社会名流演讲。郭沫若在演讲中重点介绍了苏联的工业成就，对于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在他看来主要应归功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农业生产的工业化”以及“学术研究与生产配合”三大因素;

1945年10月10日—1946年1月22日，《苏联纪行》 连载于 《新华日报》;1946年3月发行单行本;

1945年10月21日，应中苏文化协会妇委会之遨演讲，题为 《苏联妇女漫谈》。指出苏联“没有妇女问题”，“苏联妇女确与男子站在平等的地位，无论社会工作，文化建设等都是与男子一样的创造，甚至有时超过男子”;

10月29日，作 《应有的结论》，评价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的签订。他认为“条约的内容”，“无须乎多事咀嚼”，关键在于信守;对于舆论界指责苏俄唆使外蒙独立，他认为这是“最不长进的一种想法”;

11月4日，应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之邀，演讲 《苏联观感》。尤其强调苏联的复员工作“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管理的在作，所以很快地把战时生产改为和平时期的建设”;同日，作 《苏联问题二三事》;

11月7日，出席苏联大使馆为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八周年酒会;同日，出席中苏文协举行的十月革命节纪念大会，发表演讲。指出“苏联的成功”，是“由于和平建设及各民族在民主基础上铁一般地团结”，并再度强调苏联对科学文化的重视，认为“中国应效法苏联”。

作为大后方的文坛祭酒，郭沫若的影响力不小。就上述材料可见，听他介绍苏联情况的人远远超出了文化界，跨越不同的团体和阶层，包括民主党派、实业界、工商界、妇女团体、大学师生及受报刊影响的读者大众等。虽然这些人究竟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无法量化，但仅就范围的广度来看无疑为苏联道路作了有效的宣传。郭沫若如此频繁地介绍苏联，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渴望了解苏联的心态。按照郭沫若的说法，他归来后很多人都希望他介绍旅苏情况：“朋友们很关切，在种种场合要我作报告。我作过了，而且翻来覆去地作过了。朋友们不能满足—— 事实上是我不能使他们满足，还望我写些东西出来。”这便是他整理发表旅苏日记的原因之一。这也是此后不久茅盾的遭际，茅盾在他的 《苏联见闻录》 的序言中，曾描述了他归国后的一件小事。他昔日的一位同学，极为严肃地说要向他请教一个关于苏联的问题，踌躇半天之后，提出的问题却是：“苏联有没有我这样的人？”可见，人们此时关注苏联，关注的其实是切身利益问题。文化语境中的苏联形象，也成为人们政治选择的重要参考，而到四十年代末期，则关系到人们的去留问题。

归国之后，郭沫若除在各种活动中介绍旅苏观感以外，还主动承担起了介紹苏联、为苏联辩护的义务。如他所写的 《苏联问题二三事》，便直接回答了当时知识界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是“苏联是不是民主”，其次为“苏联究竟有没有领土野心”。对于前者，郭沫若先重新定义了民主的意义：“假使说一个国度里面一切的人民都得到经济上的平等，因而也保障着政治上的平等，要这样才算是‘民主’，那么苏联正好是民主国家，像英美便还不够民主。”通过将自由置换为平等，并将平等作为自由的前提，从而肯定了苏联是一个民主国家，而实际上，自由与平等并不必然相关;对于后者，因为苏联出兵东北，当时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问题。对此，郭沫若的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苏联的领土已经够大了”。如果联系到雅尔塔会议期间，美苏以中国领土作为谈判的筹码，蒋介石与苏联谈判中的外蒙问题，苏联欲经营中东铁路、南满铁路，以及租借大连、旅顺港等史实，便可见郭沫若的辩护不免个人臆断，只是诗人想象。此后他还写了十余篇介绍苏联政治和文化的文章，后结集为 《中苏文化之交流》 出版。正因郭沫若对苏联的大力鼓吹，他的《苏联纪行》 很快便被译为俄文，在苏联发行;而苏联也看到了中国左翼文化人旅苏的政治效果，第二年便邀请茅盾旅苏，同样由对文化协会安排考察。茅盾也不负众望，不仅边行边寄回通讯稿，而且还整理出版了日记和通讯，这就是 《苏联见闻录》，在美苏的冷战格局中为苏联辩白，充分发挥了诗人外交家的职能。

郭沫若等人的旅苏游记，生成于四十年代中国如何建国的问题视域，在走苏联道路还是走美国道路的分歧中，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看苏联的样本，是部分知识分子想象中国未来的图景。参照国内外其他知识分子的旅苏经验，郭沫若观看的苏联景象，是在苏联相关部门的安排下的选择性展示。他观看苏联的方式是被动欣赏，同时他也继承了现代旅苏知识分子对苏联的乌托邦想象传统，加上他自身的左翼立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他对苏联的正面观感。郭沫若对苏联的乐观想象和积极宣扬，成为中国转折年代走苏联道路的重要声音，也是部分知识分子作出历史选择的依据。

（选自《新文学史料》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