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谍战史上鲜为人知的四条绝密暗线

电视剧《潜伏》的热播，掀起了谍战剧的浪潮。一部部反应我党隐蔽战线地下工作的影视剧作品涌现荧屏，向人们展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谍战英雄那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其实，在这些被“艺术化”的人物形象中，有一些人物形象是有真实人物原型的。在我党历史中，的确有一批在隐蔽战线上默默奉献的英雄，他们身处虎穴，过着刀剑上舔血的生活，却义无反顾，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演绎着真实的“潜伏人生”。

毛泽东、周恩来称他为“吴德老”。王震将军称他是“隐秘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在国民党刊物上，曾对他作出这样的描述：“中共特务三大亨，犹若孺子是康生，喜怒无常李克农，老奸巨猾吴德峰。”

吴德峰（1896—1976），原名吴士崇，字德峰，曾用名吴铁铮、铁峰、戚元道。1896年6月21日，吴德峰出生在湖北保康县的一个士绅大家。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国民临时政府在武汉成立。党组织通过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的推荐，派时任中共武汉地方军事委员会书记(秘密身份)、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公开身份)的吴德峰任武汉国民临时政府常委兼公安局长。随后，吴德峰利用公安局长的合法身份，为国共合作、保卫党中央、掩护革命同志做了大量工作。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吴德峰也被列入铲除之列，他不得不紧急撤离武汉。1929年1月，吴德峰携妻儿赶赴上海，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秘密交通情报工作。

西安事变发生后，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吴德峰带领一批干部秘密潜伏进西安，并化名“吴铁铮”，在西安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吴德峰善于调查研究，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尤其对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军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出身、嗜好、特点、社会关系以及勾心斗角内幕和政治态度，如数家珍，一清二楚。他在西安领导情报工作时，曾以《工商日报》记者、国民党38军高级参议等身份活动。从所得到的材料中，他认真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工作人员的状况是，反对共产党、不愿抗日的是少数，拥护共产党和坚决抗日的也是少数，中间派则占多数。这些材料报送毛泽东，为我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当时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毛泽东对此曾做出过很高的评价：“西安的情报工作是我党历史上最成功的，要发勋章，首先该发给他们。”

在曹家巷12号时，根据秘密情报工作的需要，陆续增加了内勤、外勤、机要、译电人员，大家住在一起，装作是一家人。吴德峰的身份由《工商日报》记者，变为国民党38军的高参。利用这个“高参”身份，吴德峰策反了国民党中有不少掌握重要情报的人员。解放后，张治中曾在写给蒋介石的万言书里提到：“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3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

吴德峰在领导武汉地下工作时，成绩卓著。1947年6月14日，武汉地下党掌握了一份国民党要调动30万兵力对我中原军区包围突袭的机密文件。这个情报属于绝密，不仅有企图围歼中原军区部队的详细时间，还有一份非常详细的兵力部署。国民党的总攻时间就是7月1日，只有几天时间了。那时候，武汉地下党与中原军区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知道如何将情报送去。一个叫岳建中的地下党员最后决心硬闯解放区。他将情报包在香烟的锡箔纸中，钉在鞋跟里。在汉口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地下党员陈枫，为岳建中搞到一封美国报社的采访介绍信，这才混过了国民党的关卡。岳建中不认识路，只知道一直往北走。过了解放区边界，他也不知道找谁，见到部队的人就打听，说有重要情况向领导反映，这样一层层找到领导机关，最后见到了中原军区鄂东军分区代理司令员张体学，才将情报安全送出。

吴德峰送来的情报非常重要和及时。中原局于6月21日致电党中央，请求主动突围。两天后党中央复电，同意立即突围。就在准备突围的前一天，党中央给郑位三、李先念、王震发电报作了四条突围作战的指示。这就是后来解放战争史上赫赫有名的“五师突围”。

吴德峰的出现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在发动对中原军区进攻前，国民党特务散布谣言，罗织罪名准备逮捕吴德峰。吴德峰通过社会关系，在国民党特务动手的前一天安全撤离，按周恩来的指示，离开武汉赴南京，回到党的身边。国民党特务去抓捕时扑空，恨恨地说：“又叫吴德峰这个老狐狸溜掉了。”

1949年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吴德峰被任命为新生的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但是1952年，吴德峰因为“纪凯夫案件”被撤职，李先念接替他的工作任武汉市市长。后来，经中央审查，取消了对吴德峰的处分。对此，吴德峰从没有抱怨过什么，只是说：“母亲打错了孩子，孩子能够计较么？”1954年，吴德峰离开武汉调到北京工作。一个近60岁的老人，又重新开始学习法律，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

“文革”中，吴德峰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命运，红卫兵揪着他的脖子问：“你这个特务头子为什么没有死？”吴德峰说：“那你们得问敌人，我为什么没有死。”吴德峰曾对人说：“间谍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间’!当间谍的只有三条路：对党不忠诚，党会处理你；对党忠诚的，敌人要处理你；如果叛变，敌人用完你之后也会收拾你。”

吴德峰从不提自己的过去，即便是对子女。直到在“文革”中被调查，儿子吴持生才知道，原来父亲曾是长期领导我党地下工作的秘密特工。在“四人帮”被粉碎不久的1976年12月11日，吴德峰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给家属留下遗言：不许给国家添一点儿麻烦，不许伸手向国家要钱。

在国民党召开的多次中央级会议上，都有一位埋头记录的小姐。她就是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女速记员、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的沈安娜

沈安娜（1915—2010），1915年出生于江苏泰兴（今泰州）的一个书香门第。1934年秋天，刚读完高二的沈安娜进入上海炳勋速记学校。1935年1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招募速记员，在实习期间表现突出的沈安娜，经学校推荐，被正式录用为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凭着每分钟200字的记录速度和写得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在浙江省政府机关站稳了脚跟。她经常在高层重要会议上做记录工作，这样就有机会接触上层机密文件。

不久，沈安娜的二姐沈伊娜来信，要妹妹回上海帮助筹办自己与地下党员舒日信的婚事。请假获准后，沈安娜偷偷地从省政府文件、记录中选出几份自认为有用的材料，装进一只小皮箱，带到了上海。一进门，沈安娜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一摞材料，十分神秘地说是送给姐姐的结婚“贺礼”。舒日信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王学文作了汇报。王学文看到沈安娜带回来的这些材料，高兴地说：“不错嘛，其中涉及‘剿共’的军事情报很重要！第一次搜集情报，一炮打响，真是太不容易了！”此后，王学文亲自会见沈安娜，向她详细讲解秘密情报工作的一些原则和方法。经王学文和党组织的批准，沈安娜正式成为中央特科的一员。

起初，沈安娜是用原始的方法密写情报，即用一种白色药水写在信纸的反面，然后在正面写上一封家信，邮寄到上海。沈伊娜收到信后，用另一种药水涂抹在背面显影。但是，这种利用密写技术传递情报的方法容易出问题。有一次，信寄到上海，可能是药水失效，还没等显影，密写的字就出来了。因此党组织指示，不能再用密写的方法，改由沈安娜亲自将情报送往上海。这样跑了几次以后，王学文还是觉得不妥：因为情报员兼做交通员是十分不安全的。于是他决定派中央特科的科员华明之到杭州取情报。

华明之和沈安娜经常在杭州的一家茶社见面，以去西湖“游玩”的恋人身份传递情报。当时，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开始了长征，留在南方八省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还在进行艰苦的斗争。因为浙江是自己的家乡，蒋介石指示浙江省政府“清剿”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根据这一情况，王学文指示情报人员，要侧重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沈安娜也及时地将敌人的“围剿”计划、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秘密摘录下来，通过华明之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1935年中秋节，经党组织批准，华明之和沈安娜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1936年冬，朱家骅担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沈安娜以正派的为人和扎实的速记功底很快得到朱家骅的信任。七七事变后，战火扩展到沪、杭一带，沈安娜和华明之随浙江省政府机关辗转西撤，与上海的党组织失去了联系。1938年，沈安娜决定辞去浙江省政府的工作，去武汉寻找党组织。后来，沈安娜在武汉街头偶遇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鲁自成，他此时与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有单线联系。

在鲁自成的引见下，沈安娜见到了董必武和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董必武指示沈安娜，可以利用“老部下”的关系，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继续为党搜集情报。沈安娜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分别时，周恩来叮嘱她说：“在国民党核心工作，一定要注意隐蔽，既要大胆，又要谨慎。”第二天，沈安娜便来到当时设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求见朱家骅。沈安娜的到来让朱家骅十分惊喜。当他听说沈安娜想到中央党部继续工作时，立即答应下来。他告诉沈安娜，中央党部正缺速记员，办个手续就行了。接着朱家骅问她是不是国民党员，因为中央党部的机要速记员一定要是国民党员。沈安娜机敏地答道：“我在浙江时还年轻，没有加入，现在加入可以吗？”朱家骅当即吩咐秘书为沈安娜办理“特别入党”手续。所谓特别入党，即由三个国民党中央委员做介绍人，手续比走正常渠道快得多。而且党证编号前有个“特”字，这在国民党内部被认为是有后台、有来头的。

1938年8月，武汉保卫战失利，国民党机关开始撤往重庆。沈安娜和华明之遵照董必武的指示继续潜伏，他们跟着“国民议会”的包船前往重庆。10月，沈安娜拿到了国民党的“特”字党证，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机要处上上下下都知道沈安娜是朱秘书长亲自安排进来的“老部下”，所以对她都敬畏有加，不敢怠慢。而沈安娜一报到就被派去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最高军事会议以及国民政府委员会的速记工作。就这样，沈安娜成为了蒋介石主持会议担任速记工作的不二人选。

自从进入国民党核心机关后，沈安娜一直注意和国民党元老派搞好关系。她把于右任、吴稚晖等人的书法挂在家中最显眼处。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休息时，张继、于右任、吴稚晖等人对沈安娜说，他们愿意联名推荐她竞选立法委员，问她有没有信心。沈安娜考虑到当上立法委员虽可名利双收，但获得情报的机会就会减少了。在和丈夫华明之商量后，她谢绝了几位元老的好意。为此上级吴克坚表扬她说：“不把名利放在眼里，实在难能可贵。”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沈安娜当时就端坐在速记席上。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蒋介石。此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全会都由沈安娜担任速记工作。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埋头记录的沈小姐，竟是中共情报员。1942年1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十中全会。民国元老张继在会上哀叹：“提起共产党，我就汗流浃背。”接着，他话锋一转，直面蒋介石，大声说道，“共产党就在你身边，你还不知道呢”！蒋介石当场翻脸，拂袖而去。其实，张继自己又何曾想到，坐在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小姐，正是让他一“提起”就“汗流浃背”的共产党员。

1946年3月，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这些战略部署情报都被沈安娜用速记符号仔细地记录了下来，并迅速送到延安中共最高决策层。周恩来对这一时期的重要情报，给予了“迅速、准确”的四字口头嘉奖。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在那段日子里，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部与会人员都要停下笔来，沈安娜也不例外。但她已把蒋介石的讲话默记在心，等到休息上厕所时，偷偷地默写下来。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并很快占领南京。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宣布迁往广州。党组织指示沈安娜和华明之：不必随国民党南下了，你们可去上海迎接解放。1949年5月1日，中共中央情报部嘉奖了情报系统工作人员，其中就包括沈安娜和华明之。5月27日上海解放。沈安娜长达15年的地下谍报生涯宣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后，沈安娜进入国家安全局工作，后在国家安全部担任司局级职务。1989年沈安娜获国家安全部为长期坚持在隐蔽战线作出贡献的无名英雄，颁发的荣誉奖章及荣誉证书。2010年6月16日沈安娜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他是与刘厚同、何思源、傅冬菊三人并列，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新中国成立前，他表面身份是傅作义的秘书、国民党少将，实为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他明为国民党起义将领，实为党的统战工作者。直到他逝世31年后，他的真实身份才得以解密

阎又文（1914—1962），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人，与傅作义是同乡。抗战爆发后，他来到傅作义的部队中从事抗日工作。

阎又文才华出众、文思敏捷，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做了他的私人秘书。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中央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秘密发展阎又文入党。1939年下半年，国民党掀起又一次反共高潮。傅作义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由于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作出妥当安排，阎又文自此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就在日本投降几天后，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简称边保)工作的王玉接到了上级交派的任务：到绥远(今内蒙古)傅作义部队中去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此时，党组织已经和阎又文失去联系6年了。

1946年春节后，王玉化装来到包头。几经周折，他打听到阎又文的家庭住址，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王玉接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吗？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但很快点头称是。双方对视了一下，王玉决定单刀直入，他说：“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又文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王玉的手说：“多少年了，我总盼着这一天啊！”王玉动身之前，边保的领导向他交代任务时特别嘱咐：一是和阎又文建立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二是要阎又文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政治军事情报，了解和掌握傅作义和蒋介石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暴露的风险。因此，在敌占区，与阎又文联系的只有王玉一个人；在解放区，知晓阎又文身份的也只有边保和中央社会部的几位高层领导；再往上的知情人就是周恩来和毛泽东了。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被转到中央社会部，这条情报线更被压缩到阎又文——王玉——罗青长(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主管情报工作)、李克农(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几个人，足见中央对这条情报线的重视和保护。

由于“工作”出色，阎又文很快就被擢升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领上校军衔，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的社长。最为有利的条件是，他始终是傅作义的随身机要秘书，深得傅作义的赏识和信任。傅作义主持的军事、政治会议，全部都由阎又文记录；傅作义的重要电报、文件及讲稿都由阎又文起草。傅作义曾对身边的其他人说：“只有又文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思想吻合，他用的语言和我想要说的一样。”傅作义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竟然成了最了解他想法的人。

阎又文和王玉先后密谈了几次，陆续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作战计划、师以上将领的情况，以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作了详细的介绍。阎又文特别提到，傅作义已经被拉到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战车上，他的部队很可能会进攻绥东解放区。果然，1946年6月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绥东战役开始，傅作义部相继占领了集宁、丰镇、阳高、张家口等地。

1947年底，傅作义升任华北“剿总”总司令，坐镇北平，不但有自己的20万嫡系部队，还手握华北地区40万蒋系部队的指挥权。掌握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就等于掌握了整个华北地区的军事动态，阎又文的工作至关重要。1948年5月，李克农找来王玉，派他进入北平联系阎又文。接头后，阎又文安排王玉住进了北平饭店。此时的阎又文，军衔已升至少将，兼任华北“剿总”办公室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新闻处处长和新闻发言人，进入了华北“剿总”的决策核心。他给王玉办了一张《平明日报》的记者证。每周六，阎又文都会在北海漪澜堂主持中外记者招待会，王玉就持记者证参加。有关的绝密情报，就通过记者招待会这个最公开的场合，秘密传送出去。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局已定。东北问题解决后，就要着手解决华北问题了。中央最初的战略构想是：先解放绥远和山西全境，然后集中华北解放军全部和经过休整的东北野战军主力，解决傅作义集团。而针对傅作义制定新的战略，又到了起用阎又文的时候。李克农派王玉再次潜入北平，限两个星期内拿到傅作义的作战计划。仅仅一个星期后，王玉就从北平回到了东黄泥村，并带着傅作义的详细作战计划。阎又文提供的这份情报十分重要，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48年12月25日，党中央宣布了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头等战犯，傅作义的名字也在其中。看到自己被列为战犯的消息后，傅作义十分激动。阎又文适时地对傅作义进行了劝导，他说：“蒋介石对你不率部南撤肯定会生疑。华北丢了再去南方，蒋不会饶过你。共产党正在和我们和谈，这时把你和蒋绑在一起，应该是为了解除蒋的怀疑。”傅作义听后若有所思。不久，解放军密使转来了一封毛泽东亲拟的电报，证实了阎又文的猜测。电报告诉傅作义：“我们这样一宣布，你在蒋和蒋的部队面前地位加强了。你可表示坚决打下去、别无出路。暗里和我们谈好，和平解放北平。”这下彻底打消了傅作义的疑虑，秘密和谈重新开始。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携邓宝珊、阎又文一起到西柏坡拜会毛泽东。在那里，阎又文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直接领导罗青长，并正式恢复了组织关系。不过他的身份并没有公开，而是继续以隐蔽身份协助完成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和绥远的和平起义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随着傅作义的部队接受改编，后参加了抗美援朝。归国后，他被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点名调到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长。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仍没有公开。

1960年，阎又文调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时值三年自然灾害，主管粮食生产的阎又文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积劳成疾，于1962年9月25日逝世，年仅48岁。弥留之际，阎又文给守在病床边的妻子丁宴秋留下遗言：“有事情找组织。”

阎又文有6个子女。他们没想到，父亲的身份成了一个家人也解不开的谜团。这一谜团集中出现在一家人入党、提干时的政审上。从阎又文的妻子到小女儿，他们一到政审时就卡壳。直到六子在部队申请入党，部队多次向农业部发函外调政审，却找不到清晰的身份说明，得到的回复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为此，阎家子女找到统战部，因为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档案应该都在这里。可是，统战部的名册中居然查不到阎又文的名字。直到1993年，阎家子女对父亲身份的探求才出现了转机。

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的领导。1993年，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王玉，聊天中谈及阎又文的后人。没想到王玉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王玉先是长叹一声，然后对他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经刘光人的引荐，王玉终于见到了阎又文的子女，得知他们多年为父亲的身份问题困扰时，立刻带着他们去拜见了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见到阎又文的后人，罗青长部长也很激动。他不顾年迈体弱，亲口将阎又文的故事讲给六兄妹听。

1993年春夏之交，农业部分别向阎家六子女单位发去公函：“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运用担任傅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至此，阎又文的身份谜团才终于得以解密。

他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获得最高官阶的秘密特工。潜伏期间，其身份只有董必武、周恩来等极少数中央南方局领导知晓

黎强，原名李碧光，曾用名李唯平，潜伏特务机关时用名“李长亨”。董必武为其在党内起了一个化名，叫“黎强”，意为“能力强”，后一直沿用。抗战初期，黎强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参加过成都的青年学生抗日爱国救亡运动。1938年夏，一心向往延安的黎强，由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介绍来到了延安。在延安抗大学习一年后，黎强被派回老家宣传抗日救亡。1940年2月，他再次来到成都。在成都，黎强考上四川省民众教育馆馆长训练班和四川省教育厅教育测验统计室统计员的职位，党内单线联系人叫刘文哲。1940年6月，黎强通过结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训处组织科科长周壁成，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学习，完成了打入国民党的第一步。

黎强与中央军校政研班的同学们一起“操袍哥”、“拜把子”，由于他怕岁数小，在袍哥中排不上地位，便虚报了几岁。借助父亲李可廷在安岳的袍哥地位，黎强在成都的袍哥圈子里逐渐当上了大爷。成都的国民党中统袍哥大爷刘国辉(中统成都区长、川调室视察)、军统袍哥大爷叶国良(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等人，都成了黎强的“茶朋友”。黎强同成都各个帮派的袍哥大爷混得烂熟，黑社会青红帮的行话，他出口便来。后来，黎强利用其政研班同学、中统四川调统室组训科长廖震华的关系，进入国民党成都中统系统。不久，他又通过关系进入“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即省内最高特务联合机关)，并任主任干事，上司就是特务头子孙云峰(中统川调室主任)。在工作期间，黎强得知在川调室的各科中，第三科(党派科)最重要。因为这个科掌管着中统川调室最机密的“特情材料”。所谓“特情材料”就是，中统会把被秘密逮捕或“短促突击”后叛变自首的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悄悄地放出来，让其回到原来的单位或地方去，要求他们定期向中统特务机关汇报情况。而这类人员的名单、地址或单位、通讯联络方式等有关材料，被称为“特情”。

第三科科长叶申之，原是共青团绵阳地区书记，叛变后投向了国民党。此人头脑灵活、点子多，深受孙云峰的重视。这批特情材料，就是他当三科科长后亲手建立起来的。叶申之把这份绝密材料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保险柜的钥匙从不离身。除了主任孙云峰，特情材料是绝不示人的。为了从叶申之处获取特情情报，黎强采取了主动接近的办法。叶申之开房嫖妓，黎强为他付钱，由此拉近与他的关系。而此时，一直与黎强保持单线联络的刘文哲因工作需要调离成都，中共中央南方局改派董必武的秘书陈于彤为黎强的“联络人”，开展传递重要情报等工作。

1946年3月，从川调室抄送省特会的一些内密材料中，黎强发现中统对尚未正式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谁任省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等，都一清二楚。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于彤，陈于彤要他一定想办法查出埋藏在组织里的内奸，并说组织上对一个叫陈景文的人有所怀疑，希望他能在中统的情报里得到证实。1946年4月初的一天，黎强请即将调往田粮部门的叶申之喝酒。几杯白酒下肚，叶申之已是酩酊大醉了。平日里早就练就好酒量的黎强，此时虽然也醉得不轻，但他头脑十分清醒：一定要趁今天这个机会，把特情档案搞到手。他他们摇摇晃晃地回到了中统机关叶申之的办公室。一进办公室，叶申之就从皮带上取下钥匙打开保险柜，拿出他视为绝密的特情档案，递到黎强面前，不无炫耀地说：“不是吹牛，只有我才建立有这批特情材料。我到田粮部门后，要移交的最重要的材料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这次我能去田粮部门，我一定向孙云峰推荐你来当三科科长。”说完就醉倒在沙发上。黎强敏捷地打开特情档案，迅速地翻阅，果然发现有陈景文和几个打入中国民主同盟特情人员的名字。在记住他们的姓名之后，他急忙把叶申之叫醒说：“这东西我不看，你不是要移交吗？快放好锁上，等我接收以后再看。”回到住处后，黎强马上将这一情况向陈于彤作了汇报。南方局组织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主动断绝与陈景文等三人的联络，并通知所有与他们三人认识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迅速撤离成都。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率中共代表团随即赴宁，陈于彤也因工作需要要离开成都。5月末的一天，陈于彤约黎强见面。他向黎强转达了南方局负责同志离渝前对他工作的指示：“组织上要你坚守阵地，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下一步就由川康特委陈国瑞同志与你联系。今后你就用‘力强’署名给党送情报，你在党内的这个名字早就是定了的。重庆红岩只有周副主席、董老等少数几位负责同志知道，延安党中央也知道。以后如果川康党组织出了什么问题，你在成都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你可以转移到任何地区，三五年内可以独立进行工作，可在任何地区或部门直接与党中央联系。联系时，就问党中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这是你同党中央的联络暗语。党中央一定会回答你的。”

1948年年底，蒋介石要求各地成立补训总队，训练新兵。成都也成立了陆军第八补训总队，黎强被调任补训总队政工室主任。黎强去南京的工作变动也得到中央批准。1949年年初，黎强所在的补训总队改编为国民党第312师，黎强任少将副师长兼政工处长。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江前夕，312师奉命沿宁杭公路撤离。部队行至宜兴途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88师全部俘获。被俘的黎强对三野88师补训团团长钱申夫说：“请你向中央打电报，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1949年4月26日，中央军委来密电指示：速将“李长亨”送往北平。就是这个暗号，让黎强终于回到了组织。新中国成立后，黎强先后担任西南镇反办公室主任、公安大学副校长等职。1999年黎强逝世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红军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