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党外人士交往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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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历来喜欢与党外人士交往，与党外人士结下了真挚的友谊，被世人传为佳话。
向章士钊还钱
1920年春，毛泽东在上海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备旅费，向时在上海工作的乡友章士钊求援。章士钊见毛泽东出面，当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巨款相助，表示对勤工俭学的支持。1945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专门抽时间与在渝的章士钊会晤，特地向章士钊曾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旅费表示感谢。谈判后期，有一天，毛泽东再次会见章士钊，问：“国共谈判之事，你看怎么样?”章在毛的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小声说道：“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意思是说重庆乃虎穴之地，不可久留。
1961年，我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有一次，毛泽东对章士钊说：“中国共产党不会忘记你们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你支援留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2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我带回湖南开展了革命活动。”毛泽东又诙谐地说：“现在我有稿费可以‘还债’了。”打这以后，每年旧历正月初二，总有一位秘书送2000元人民币到章士钊家，直到1971年，整整10年。后来停了1年，毛泽东发现了，又对身边的同志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于是在1973年春节，一位秘书又送去2000元。章士钊正住在北京医院，接到这份礼物时，激动得双手发颤，对家人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席见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其实这笔钱在当时是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了一份力罢了。”
与“九三学社”结缘
“九三学社”从成立到现在，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它是在毛泽东的启发、推动下成立的，也是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才继续存在和发展的。
1944年底，日军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沦陷，川黔吃紧。蒋介石集团中，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猖獗。重庆科技界、文化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时局极感焦虑，经常聚在一起，互相交换对形势的看法，认为必须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一开始，梁希、潘菽、税西桓、黄国璋、张西曼、张雪岩、何鲁、涂长望等同志常常聚在一起座谈。后来，大家渐渐地对此有了兴趣，于是就形成了以座谈会的方式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大家认为，民主与科学是“五四”以来所高举的两面极有意义的旗帜，要获得抗战胜利必须争取政治的民主，所以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一座谈会的主张是：“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科学而奋斗。”抗战胜利后，参加座谈会的一些朋友都要回到各自原来的地方去，但是想到大家经常一起座谈，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希望能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组织，长期存在下去。此事正在酝酿期间，毛泽东来到了重庆。
大家向毛泽东汇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勉励大家说：“既然有许多人参加，就把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梁西说：“我们也在考虑这样做，不过担心成立组织人数太少。”毛泽东指出：“人数不少，即使少也不要紧，你们都是科学文教界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经常在报上发表意见和看法，不是也起到很大的宣传作用吗?”经过毛泽东这样一番指点和推动，大家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
1945年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全国各地庆祝胜利。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朋友们，在重庆青年会举行了一个盛大的座谈会。会上有的同志建议，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把9月3日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成为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大家一致赞成，当时就成立了“九三学社筹备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
1946年10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在重庆、成都、上海、南京分别成立分社。
这期间，“九三学社”密切联系部分教授以及其他高级知识分子，为党作了不少好事。
“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后，与中国共产党加强联系，同其他民主党派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在“反对独裁，反对内战”的口号下，配合各地的抗暴运动、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反扶日运动以及争取北平解放运动等，做了很多工作，在民主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1949年1月，北平围城期间，“九三学社”发表宣言，响应毛泽东主席的八项和平主张，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为促进北平和平解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山城“民主之家”作客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不等随行人员乔冠华介绍，毛泽东就发现了银髯飘拂的张澜，上前握住张的手说：“你是张表老吧?近来还好吗?你引导过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功臣，我是久慕大名呀!”张澜喜形于色地说：“润之大名，如雷贯耳，虽未蒙面，我们神交已久啊!你奔走国事，我们衷心欢迎。”接着毛与张合影留念。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前往重庆特园拜访张澜，这是毛泽东在山城拜会的第一位爱国民主人士。期间，二人互吐心曲。张澜郑重地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讲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了。”毛泽东风趣地说：“民主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了!他演假戏，我们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看这场真假民主戏。”张澜领悟道：“如果蒋介石良知未泯，就应化干戈为玉帛，此乃国人之福。”
几天后，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民主之家”的特园内，欢宴毛泽东和周恩来。沈钧儒、黄炎培、冷遹、张申府等著名爱国人士出席作陪。毛泽东一进特园，就兴奋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将生活在民主之国。”毛泽东几句话，说得满园生辉。席间张澜举杯向毛泽东敬酒，说：“会须一饮三百杯。”毛泽东则引陶靖节的《饮酒》诗，举杯邀请道：“且共欢此饮。”接着宾主一饮而尽。宴毕，张澜拿出纪念册，请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笔走龙蛇，挥笔写下“光明在望”四个字，力透纸背。接着毛泽东将重庆谈判中达成协议的条款告诉了张澜。张澜提醒说：“已经谈妥就要马上公开，让人民知道，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毛泽东欣然同意，当即考虑对策。张澜感到义所当为，对毛泽东说：“你们如有不便，由我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好了，让全国人民来监督，推动民主。”毛泽东对此十分感动地说：“张表老深明大义，真是老成谋国呀!”
毛泽东离渝时，张澜前往九龙坡机场送行，深情地对毛泽东说：“将来中国实现民主了，我到延安去看你。”毛泽东说：“欢迎，我到时用延安的川菜招待你。”毛泽东紧紧地握了握张澜的手。随后张澜泪眼一直望着毛泽东登机起飞。
请张治中三到延安
和平将军张治中(字文白)有一段“三到延安”的佳话。
重庆谈判前夕，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代表飞往延安，接毛泽东到渝，这是一到延安。重庆谈判后期，山城传说军统特务将加害毛泽东，一些民主人士也劝毛泽东“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周恩来也为此焦虑，立即找到张治中说：“我想请毛主席早点回去，让他一个人走，我又放不下心。”张治中明白周恩来的意思，慷慨地说：“周公放心，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也要送毛先生回去。”《双十协定》签定的第二天，张治中即陪同毛泽东同机飞返延安。这是二次到延安。张治中第三次到延安是1946年初旧政协会议后。当时，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签订了整军方案，飞赴各地视察，最后到了延安。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张治中转过脸对毛泽东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啊!”顿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毛泽东也幽默地说：“将来你也许还要四到延安呢!怎么只说三到呢?”张治中说：“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就搬到南京去。你也应该到南京去住，延安这地方不会有机会来了!”毛泽东愉快地说：“是的，我们将要到南京去，只是听说南京太热，我希望常住淮安，恩来说那里凉快，开会我就去一下南京。”说罢，两人相视大笑。
1949年国共和谈失败后，蒋介石电令张治中立即返回南京。张治中犹豫不决，惹得老蒋大动肝火，将张治中开除出国民党。毛泽东告诉周恩来说：“要把文白留下来，我们不能再让一位姓张的将军(另一位指张学良)吃亏了。”张治中终于留在北京，解放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毛主席每次在公开场合介绍张治中时总是风趣地说：“这就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接齐白石去中南海
北京（当时称北平）和平解放时，画坛大师齐白石已是86岁的高龄了。解放军进驻北京后，齐白石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亲笔信，字里行间充满着敬老尊贤的谦和之情。信中还邀请齐白石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建国大计。这个消息使白石老人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为表示对人民领袖的爱戴，齐白石赶在开国大典前夕，精心铭刻了朱、白两文泰山石名章呈献给毛泽东。
1950年夏，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来到西城区跨车胡同看望白石老人，第二天又接他到中南海叙谈，品茶赏花，共进晚餐，还告诉齐白石，国务院将聘请他担任中央文史馆馆员。齐白石回到家里，抑制不住内心喜悦，把每一个细节都告诉家人：“毛主席和我口音一致，每个字都听得入耳，领袖还亲手给我夹煮得很烂的菜，朱总司令还送我上车。”为了感谢毛泽东的款待，齐白石把自己用了半个世纪的圆石砚和从自己珍藏的精品中挑出的一幅立轴《苍鹰图》及一幅《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书法作品，加题后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礼物后，也送给白石老人一笔丰厚的润笔费，表示感谢。
1953年，齐白石荣获“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又逢90大寿，毛泽东特意送上四件寿礼：一坛湖南特产油寒菌，一对湖南王开文笔铺特制长锋纯羊毫画笔，一只东北野参和一架鹿茸，祝他福寿康宁。齐白石激动万分地说：“毛主席送这么重的礼，太看得起我了，古人讲蔗境弥甘，我如今可享这份清福了。”1957年，齐白石重病，毛泽东又劝他从心所欲，静屋休养，要他节劳，少见宾客。毛泽东还多次派田家英去探望齐白石，齐白石在弥留之际，喃喃地说：“我病好了，还要去中南海，跟毛主席照一张像。”接着，白石老人留下遗言：“将我珍藏的字画、作品和用过的东西，全部献给毛主席。”
与周世钊会谈
十年动乱抄家高潮之中，曾任过湖南省常务副省长的周世钊自然难逃一劫。“文革”之后，周世钊受毛泽东之约，赴北京一会，受到毛泽东热情接待。周世钊一回湖南就告诉自己的好友，他刚从北京回来，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第一句话就问及他遭劫之事。周士钊回答主席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全。”毛泽东马上说：“可惜，可惜!痛心!痛心!”毛泽东对周世钊说：“这真是对不起你了，损失由我负责赔偿，你那些旧书，我这里都应该有，任你挑选拿去作赔，只是不得抄我的家……你不要心存芥蒂，湖南的事，你还是要管的，当说的说，可管则管，至少是教育方面的事，你要管，不必负气。”周世钊回答说：“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怎能管事，怎么管事?”毛泽东说：“你愿入党我可作介绍，你是副省长嘛!即使造反派，你也应该管，再说你又是湖南民盟的负责人，怎能袖手旁观呢？”周世钊答道：“今天这个局面，民主党派还能起什么作用……连个庙都没有了……”毛泽东说：“庙可以重修嘛!修庙是积福的事，我出点香火钱。”
大家听了周老绘声绘色的介绍后，感觉这一席谈话，不仅诚挚坦荡，而且含义深远。
（责编 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