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古谣言

谣言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将其称之为“世界最古老的传媒”。

谣言包括造谣和传谣，中国古人把造谣简称为“谣”，把传谣简称为“诼”，合在一起叫“谣诼”。“谣”是来自民间流传很广的徒歌俚语。《汉书·艺文志》释曰：“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谣诼”之称始见于屈原的《离骚》：“众女嫉余之峨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注云：“谣谓毁也，诼犹谮也。”

谣言，古代是指民间流行的歌谣或谚语，主要形式有流言、歌谣、童谣、谶纬、绰号、风闻等，因其生动形象，概括力强，是古代传统社会重要的舆论形态之一。

谣言变种舆论兴

清人刘毓崧在《古谣谚·序》中指出，“盖谣谚之兴，由于舆诵”。可见在古代，谣是一种流传较广的舆论传播手段，是一种舆论工具。

“流言”一词始见于《尚书·金縢》，其文曰：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蔡沈注曰：“流言，无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朱熹集传：“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礼记·儒行》：“过言不再，流言不极。”孔颖达疏：“若闻流传之言，不穷其根本所从出处也。”著名传媒学者郭庆光认为，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正规的传播渠道（如大众传媒等）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

“歌谣”是古代民间文学的体裁之一，是民歌、民谣、儿歌、童谣的总称。《汉书·艺文志》：“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北魏贾思勰 《齐民要术·序》：“今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起自耕农，终于醯醢，资生之业，靡不毕书。”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现存诗三百零五篇，大部分是各地民间歌谣，有相当部分是当时盛传的谣言。

童谣历史悠久，最早始于《诗经·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列子》中记载的《康衢童谣》，据说是我国传说中的圣人尧时的童谣。《古今事物考》说：“《列子》曰‘尧乃微服游于康衢，闻儿童谣’，谣之起，自尧时然也。”古人说：“童，童子。徒歌曰语。”（《国语·晋语》韦昭注）。“童子歌曰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杨慎《丹铅总录》卷二五）。明代以前，所有的童谣几乎都是政治童谣，不同程度地都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从明代开始，在继续发展政治性童谣的同时，产生了一批真正反映儿童生活的童谣。现存我国最早的儿歌专集是明代吕坤于 1593年编成的《演小儿语》。

谶纬，是中国古代谶书和纬书的合称。谶是秦汉间巫师、方士编造的预示吉凶的隐语，假托神仙圣人，预决吉凶，告人政事。纬是汉代附会儒家经义衍生出来的一类书，被汉光武帝刘秀之后的人称为“内学”，而原本的经典反被称为“外学”。谶纬之学也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政治预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秦始皇时，方士卢生入海求仙，带回《图录》一书，中有“亡秦者胡也”的谶语。秦始皇误以为说的是匈奴，于是命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后来历史表明，“亡秦者胡”指的是胡亥。唐代时，有人预言“唐三世以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唐太宗以为是李君羡，找个借口把她杀了，结果历史表明预言说的是武则天。在四大名著中也有许多谶纬，《三国演义》中关羽年轻时，有一位老人对他说：“雨水盛，麦子亡。”这句谶纬中暗示了关羽水淹七军与在麦城被谋害。《水浒传》中鲁智深，一位禅师告诉他：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兴，遇江而止。逢夏而擒，遇腊而执，听潮而圆，见信而寂。

“绰号”也是谣言的一种典型形态，通常是单词或短语。绰号最早见于汉朝，如严延年、郅都、董宣是三个酷吏，他们用法严酷，世称之为“屠伯”、“苍鹰”、“卧虎”；如杨震因为博学，而被人尊称为“关西孔子”；如董宣，其任洛阳令时，光武帝刘秀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仗势杀人，被湖阳公主包庇。董宣拦住湖阳公主的车，令奴下车而杀之。公主诉于刘秀，刘秀令其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拒不低头。刘秀令人强按之，也不能使其俯首。京师豪族贵戚莫不畏之，号为“卧虎”；如冯异，“异为人谦退不伐，行与诸将相逢，辄引车避道。进止皆有表识，军中号为整齐。每所止舍，诸将升坐论功，异常独屏树下，军中号曰‘大树将军’。及破邯郸，乃更部分诸将，各有配隶，军中皆言愿属大树将军，光武以此多之”。这里是说，冯异为人谦逊，从不自我夸耀，出行的时候与别的将军对面相逢，就带开马车让路。他带领的部队行止进退都有标志性的旗帜，号令分明，在各部队中号称整齐。每当宿营时，将领们坐在一起，总是争说自己的功劳，冯异却常常一个人躲在树下休息，部队里送他个美称“大树将军”。攻入邯郸后，给将领们重新分配任务，对部队也重新安排部署。这时，下级兵官都说愿意在“大树将军”麾下。光武帝因此很推崇他；如宋代的丁大全、陈大方、胡大昌同时担任谏官，本应积极进谏，指斥时弊，但他们却明哲保身，不敢进言，时人讽刺其为“三不吠犬”，形象至极；明代刘吉、万安、刘翊三人位至实相，却碌碌无为，饱食终日，无所成就，时人噱称他们为“纸糊三阁老”，爱憎之意，一目了然。如《水浒传》中，一百单八将的绰号更是人尽皆知。

风闻言事治国方

“风闻”，“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也叫“风闻言事”或“风闻弹奏”，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指的是古时御史等任监察职务的官员可以根据传闻进谏或弹劾官吏，泛指据传闻向上检举官吏。

古代，一个官员的政绩往往也会成为百姓谣言的主要内容，百姓会编造谣言赞美好官，也会想方设法讽刺贪官。所谓官员的口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百姓的谣言，这便是谣言的监督作用。古时的监察人员无须持有真凭实据，只要依传闻便可立案纠劾，且不记揭发人姓名，不重证词和自讼。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谣言的作用，《后汉书·刘陶传》就记载：“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说的就是皇上让官员根据百姓的谣言举报一些地方官的劣迹，此后便被很多朝代所沿袭。“风闻弹奏”的职权和对象十分广泛，“肃正朝仪。纠弹不法，鞫审重狱，监察军旅”无所不包，“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通典·职官典》）。被弹纠者一旦被奏以“风闻”，轻则夺薪贬职，重则丢官杀头。御史的这种弹奏方式对作奸犯科者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所以杜佑说：“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也。”（《通典·职官典》）

“风闻言事”并非不讲证据，不重事实。四川文理学院教授刘长江和四川文理学院教师、硕士秦静在《“风闻”不是谣言》一文中指出，“风闻言事”有两个方面的途径：一是御史等监察官员（其他职官也可）先依据传闻纠举，然后进行立案侦查，顺藤摸瓜，搜集证据。如北魏宣武帝时（500～515年），御史王显“风闻前洛州刺史阴平子石荣、积射将军抱老寿恣荡非轨”，“即摄鞫问，皆与风闻无差”（《魏书·抱嶷传从弟老寿附传》）。特别是清代，许多大案要案都是通过这种方式侦破的，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的俞鸿图“私卖秀才”案，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蒋洲侵亏勒派案，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的李侍尧贪污纳贿案，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国泰、于易简贪勒亏空案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风闻弹奏”成功案例。当然也有许多只依传闻而不加详细调查因而造成了冤假错案的，著名的如发生于清同治年间（1862～1874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为我国历史上著名悬案之一。知县刘锡彤听信街巷传闻葛品连（小白菜丈夫）之死系杨乃武与小白菜因奸下毒的猜测而胡乱断案，不作调查，草菅人命，致成冤案。此案不但惊动了同治帝，还惊动了两宫皇太后，影响之大，堪称旷古，这样的做法就不是“风闻言事”而是听信谣言了。二是如《通志·官职四》所言的：“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径门外收采，如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这实际上是对告事人的一种保护措施。如北宋时，御史翟思以“风闻”奏事，神宗“有旨诘所自来”，御史中丞黄履谏道：“御史以言为职，非有所闻，则无以言。今乃究其自来，则人将惩之，台谏不复有闻矣，恐失开言路之意。”（《宋史·黄履列传》）不但保护了告事人，也维护了御史“风闻言事”的严肃性，保证了监察工作的正常开展。除了在台内听取“风闻”外，御史还会经常出使州郡，收采“风闻”。即“御史出使，悉受风闻”（《魏书·高崇传附子道穆传》）。通过这些方式，御史能获悉大量的案情和作奸犯科的事实，从而有效地发挥监察职能。

朝廷也会专门派人到民间搜集谣言，也就是一种所谓的“采风”。苏萍在《谣言与近代教案》一书中写道，由于谣言是一种舆论工具，古人对风谣的采集相当重视，有“圣王辟四门、开四脱、立敢谏之旗，听歌谣于路”的主张，有“观历县邑、采问风谣，然后乃近”的行为。《后汉书·李郃传》说：“和帝即位，分遣使者，各至州县观采风谣。”《东朝录》亦云：“皇太孙洪武三十一年，上亲择二十四人为采访使，以观风谣。”而一些大臣也力劝皇帝注意体察民谣。刘敞《论灾变疏》：“臣伏以圣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听者莫如民，是故观天意于灾祥，察民情于谣俗。因灾祥以求治之得失，原谣俗以知政之善否。”《后汉书·蔡邕传》载，东汉有“三公谣言奏事”制度。南朝时也有“台谏风闻奏事”，至北宋最为盛行。这种奏事，由三公或御史根据风闻的谣言内容上奏皇上，指出皇帝或某个大臣的过失。有些帝王则根据百姓的谣言所表达的意见，罢黜一些奸贪官吏，以平息他们的愤怒情绪。如《三国志·魏武帝纪》裴松之注所引《魏书》记载：“灵帝诏书，赦三府举奏州县政理无效、民为谣言者免罢之。”很多朝代都有“风闻言事”的做法，仅凭谣言就可以对官员进行举报、弹劾。据宋朝《东轩笔录》记载，官员苗振到明州做地方官，熙宁年间退休回到郓州，在那里买田造屋，从明州购买上等的木材用舟船运至郓州，当时王逵也正好退休，便作诗讽之，诗中有句：“田从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来。”此句一出，立即广为流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谣言。谣言传至京师被王安石听到，王安石大怒，立即让御史王子韶调查此事，结果苗振锒铛入狱，成为北宋因谣言入狱的第一人，此后又有多名官员因为谣言而获罪被罢官。

“采风”的具体方法，在《汉书·食货志》有一些说明，“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是说明周朝负责采诗的人是“行人”之官。何休《公羊传注》却说：“男年六十女年五十者，官衣食之，使民间采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这是说国家为了采集歌谣还养了大批人，周人是否有一套采诗制度还是疑问。史载正式设立采风谣制度的是汉武帝。汉武帝立乐府采诗，汉人大概是据此推断周人有采诗制度。“西汉时，政府或设‘风俗使’收采‘风闻’，或派使巡行天下，博采民谣。如汉宣帝时（公元前74～前49年）曾遣使十二人，‘循行天下。存问鳏寡。览观风俗，察吏得失’（《汉书·宣帝纪》）。东汉时发展到‘举谣言’方式，一般做法是：皇帝或监察官派使者深入民间采访评价地方官政绩优劣的民谣，作为朝廷考课官吏和实施监察的参考依据。如范滂，他一次就举劾了‘刺史、二千石权豪之党二十余人’（《后汉书·范滂列传》）。‘举谣言’的监察方式，至两晋又演变为‘风闻奏事’。”（《“风闻”不是谣言》）

盛世谣言“叫魂”术

我国古代的谣言大体上呈现出“两多两少”的状况：乱世多，盛世少；王朝末期多，王朝早期少。一般而言，衰世受困于谣言，乱世离不开谣言，盛世不在乎谣言。然而身处“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竟然脆弱得经受不起一缕“叫魂”的谣言。

1768年，正值康乾盛世顶峰。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将年号定为“乾隆”，其寓意不言而喻：新继位的君主从上天（“乾”）得到了不可胜数的支持（“隆”），他（弘历）将以自己的全副身心（乾惕）使得父皇（雍正）留下的“丰功盛德”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然而，1768年春天至深秋的几个月中，一个从浙江德清县传出的有关“叫魂”妖术的传言，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便在整个帝国内传播，并且还不时触动着民族问题这根敏感的神经。这惊动了以弘历为首的各级统治阶层，为了找到事件的幕后黑手，官方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除妖运动，让几乎整个中华大地都被一个叫作“叫魂”的谣言所笼罩，最终几乎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叫魂”案。这场大恐慌少有记录，被淹没在18世纪中国欣欣向荣的宏大叙事中。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教授于1990年出版《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书，从这起不见经传的事件入手，层层深入，梳理普通民众、官僚知识分子和最高统治者皇帝的不同反应，勾勒出清朝盛世中政治生态的阴影。

1768年初，浙江德清县县城东面城墙的水门与城桥坍塌，亟待重修，当地的县令阮知县从邻近的仁和县雇用了一位名叫吴东明的石匠。工程进行了两个多月，吴东明发现米的储备已不足以供他的一班人食用，便赶回三十里外自己的家乡——运河岸边的商业重镇塘栖采备供给。当他回到家中，一个名叫沈士良的农夫为一件蹊跷吓人的事来求他帮忙。沈士良诉苦说，自己多年来饱受两个侄子的苛刻暴戾之苦而无计可施，便决定诉诸于阴间的力量来报复他们。那个人告诉他，有的石匠会在干活时将活人的姓名写在纸片上，贴在木桩顶部，借助大锤撞击木桩带来神秘的力量诅咒那些被写下名字的人（民间称之为“叫魂”），结果是那些人因此被窃去精气，不是生病，就是死去。此刻，沈士良拿着卷着的纸片问吴东明：这东西有用吗？你们有这个法儿没有？吴东明是知道沈士良重述的那些流言的，但他更怕自己被牵扯进叫魂的罪恶勾当，立即召来了当地保正，将沈士良扭送进德清县里盘问。阮知县下令将沈士良打了二十五大板然后将其开释。

吴东明虽然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并被免予处罚，然而，妖术问题给吴东明带来的麻烦却并未就此结束。人们纷纷传言在德清县修桥的过程中有人从事了“叫魂”勾当，继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以“叫魂”为核心内容的谣言却以不可遏制的态势在浙江各地流传开来。

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因为被叔叔疑心在外面赌钱遭受毒打后逃离家乡来到省府杭州乞讨谋生。1768年4月3日三更时分，当计兆美来到西湖边的静慈寺时，他的口音引起了当地人的恐慌，有人质问他是不是为了德清造桥的事到杭州叫魂来了。计兆美坚决否认自己是来叫魂的，在遭受一顿暴打之后，他被扭送到了当地保正家中。保正恐吓他说，再不说实话就要严刑拷打。最后，伤痕累累的计兆美不得不违心地承认说自己确实是来叫魂的，他说自己身上本有五十张纸符，但已将其中的四十八张扔进了西湖，他用剩下的两张纸符咒死了两个孩子（孩子的名字是他编出来的）。最后，计兆美被移交到了钱塘县衙。不过，由于在审理的过程中计兆美的供述破绽百出，且未能从一干人中将吴东明辨认出来，他胡编乱造的故事因而也就不攻自破。用刑后，计兆美承认他的全部故事都是出于害怕而编造出来的。

在随后几个月的时间内，吴东明的副手郭廷秀、游方僧人巨成（“萧山事件”）、乞丐丘永年、净庄和尚（“胥口镇奇事”）等人又在不同的地方被卷入到了所谓“叫魂”事件中，事件的发生地也从开始的主要集中在浙江一省开始向江苏、山东、安徽等省扩散开来。虽然这些案件后来证明都不过是捕风捉影，但大众的恐慌心理却以爆炸般的速度向全国范围内蔓延，普通老百姓的社会安全感几乎丧失殆尽。

1768年蔓延于中国东部与中部的大恐慌是以各地有关妖术的种种信念为丰富的养料滋生而成的。从细微末节来看，地区间的情况并不相同，但各地的信念中都包含以下一些要素：在某种条件下，人的魂能够同拥有魄的躯体相分离；一个人若掌握了另一人的魂，便可以利用它的力量来为自己谋利；若要偷取别人的魂（亦称“叫魂”），可以通过施展妖术来实现，或者可以对着已从受害者身上分离出来的某种实物（例如男人的辫梢或女人的衣襟）念咒，或者可以把受害者的名字放在一根将要打入地下的桩子的上面或底下，并在打桩时念诵受害者的名字，等等。而这个“叫魂”故事中重复出现的“辫子”元素引起了统治当局新的、更大的恐慌。

对于以少数民族身份统治中国的乾隆皇帝来说，他所担忧的不仅是“叫魂”谣言引发的社会秩序的混乱，还包括在这谣言背后是否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是否有人在借“叫魂”事件中频频出现的辫子问题勾起汉人的痛苦回忆进而挑起民族之间的冲突呢？这是一个事实上必须加以高度提防但在官方正式语言中又不能公开挑明的问题。

在满清征服中国的年代里，各地以抵制削发令为中心意象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抵抗运动。在很多地方社区，要让人们团结起来，与其呼吁他们去效忠已经濒临灭亡的明朝政治秩序，毋宁号召他们以抵制剃光前额来表现出捍卫自身文化尊严的决心。在谣言传播的最初几个星期内，无论是乾隆皇帝还是地方各级官僚都倾向于将剪辫案作为普通刑事案件处理，但随着谣言传播范围的日益扩大， 这个既无实际伤害，又无政治企图的流言，却触发了乾隆的敏感神经。随着事态的发展，乾隆皇帝最终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他一口咬定妖术背后存在政治风险，决定全力开动官僚机器，对日益猖獗的妖术传言发起大规模的反击。于是，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开始了。

到了10月底，历时3个月的除妖运动已经使官僚系统疲于奔命。虽然乾隆本人表面上仍然要求各省不得懈怠，但其内心其实也对能否最终抓获妖首产生了怀疑。洞悉皇帝心理的军机大臣趁机建议停止这场冤案百出的除妖闹剧，不过为了给处境尴尬的乾隆皇帝一个台阶下，军机处在发给各省的廷寄中将迟迟未能抓获主犯的责任归结为地方官员玩忽职守，对朝廷迭降谕旨敷衍塞责。11月初，官方叫停了对叫魂妖党的大规模清剿运动，但同时要求各省对事态发展保持高度警惕，不可掉以轻心。

叫魂的谣言本身精美得玲珑剔透，就像一个幽灵，以至于让接触到它的人们都爱不释手并且或出于炫耀或出于慷慨的与他人分享，它出自普通民众对现实沮丧、对未来感到惶恐不安，却在那个镀金的盛世，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官僚与民众共同导演了这场闹剧，闹剧看似简单，实则深邃，看似荒唐，实则必然。这场发生在200多年前的除妖运动向我们展示，谣言有的时候竟然在相当程度上是社会“自发”的产物，既非故意亦非谋划。

对谣言，古人主张“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认为“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恶能听言？不知情，恶能当言？其与人谷言也，其有辩乎？其无辩乎？”

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在他所著《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一书中指出，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甚嚣尘上。这是信息的黑市。他从精神分析角度阐释道：谣言可以被看作是精神癌症。卡普费雷独到地认为，谣言是对权威的返还。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并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是一种反权力。更刁钻的是，他还认为，当谣言揭露了人们丝毫未产生怀疑的某个事实和某些隐藏的真相，从而增加了政权的透明度。他还从人性角度分析道，传谣者推心置腹地吐露隐情，与人分享秘密，在交易中显得十分伟大，他表现出像一个掌握了珍贵知识的人，一个启示者，在谣言的接收者那里，他的形象增添了无数光辉。卡普费雷也给出了谣言的结局：谣言的迅疾，来自信息本身价值的不可避免的逐步贬值。

恶者播弄谣言，愚者享受谣言，勇者击退谣言，智者阻止谣言，仁者消解谣言。谣言止于智者，当全民皆为智者的时候，“辟言乃信”。

参考书目：

1.[法]让·诺埃尔·卡普费雷；郑若麟译.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2.苏萍.谣言与近代教案[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1 .

3.[美]孔飞力；陈兼译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

编辑：齐庆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