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儿歌：《诗经·周南·螽斯》解读

《螽斯》是《诗经·周南》中的一篇。“圣功昭著终‘三颂’，王化流行始‘二南’。”（元侯克中诗）因为在“二南”中，因此关注的人就很多。因为《诗序》说此是称美“后妃子孙众多”的，故“螽斯”便成了子孙兴旺的吉祥语，频频出现在古人的歌咏之中。如李群玉诗：“条蔓纵横输葛藟，子孙蕃育羡螽斯。”苏轼诗：“闻子有贤妇，华堂咏《螽斯》。”八九畴诗：“百男佳庆咏《螽斯》，揖揖诜诜好蔓滋。” 查慎行诗：“雪衣飘然阅五世，螽斯蛰蛰还绳绳。”

《螽斯》喻多子从何说起？如果对《螽斯》细作考察，便会发现很有趣的意义转换现象，也可以从中看到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螽斯》原文如下：

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尔子孙绳绳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尔子孙蛰蛰兮。

螽斯为何物

在这首小诗中，一个最基本的名物就是“螽斯”，而且从“螽斯”其后紧跟的“羽”字看，这是一种有翅羽的动物。前人一致的意见认为它是一种昆虫。但是什么虫，各家意见不一，而且对其性能也有不同认识。

先来看词的分解。关于“螽斯”古有两种读法，一种以“螽斯”为一词，认为是一种昆虫的名字。如《毛传》云：“螽斯，蚣蝑也。” 《豳风·七月》言“五月斯螽动股”，《毛传》说：“斯螽，蚣蝑也。”显然毛氏是把螽斯、斯螽认作为一物的，即孔颖达所云：“此言螽斯，《七月》云斯螽，文虽颠倒，其实一也。”《尔雅·释虫》也说：“蜤螽，蜙蝑。”蜤音斯，蜤螽即斯螽。

另一种读法是把“螽”和“斯”分开，认为“螽”是虫名，“斯”是语助词。如宋儒袁文《瓮牖闲评》、严粲《诗缉》及清儒戴震《诗经考》、牟庭《诗切》、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等，都是把“螽”“斯”分解的。袁文说：“《春秋》书螽只曰‘螽’，《诗》以‘螽斯’名篇，犹是借本诗之二字，其间往往有如此者，岂可云‘言若螽斯’？‘斯’乃是助辞，与‘菀彼柳斯’‘蓼彼萧斯’之‘斯’同。”牟庭也说：“‘螽斯’之‘斯’读如字。斯，语助也，如言鸒斯、鹿斯、鸟斯、斯、兔斯，皆为单名，以斯足之，今人语犹然。”马瑞辰说：“螽斯盖柳斯、鹿斯之比，以斯为语词耳。斯螽以股鸣者，至此诗螽斯，三章皆言羽，盖翼鸣者也。”陈奂也说：“斯，语词。‘螽斯羽’与‘麟之趾’句法相同。传云‘螽斯，蚣蝑’，疑‘螽’下‘斯’字当衍。”胡玉缙《许庼学林》曾举七证以驳陈奂“斯为语辞”之说。

但如果从语音的角度细加考辨，这个问题便会迎刃而解。螽斯、蚣蝑实一音之转。螽、蚣叠韵，斯、蝑双声（《小雅·角弓》“民胥效矣”，《潜夫论·班禄》篇引《诗》“胥”作“斯”），音或轉为舂箕。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说：“螽斯、蚣蝑、蝑、舂箕、舂黍，一物数名，并字随音转。螽、蚣、舂，叠韵字，斯、黍、蝑、箕，一声之转。‘螽斯’二字为一虫名，与单名‘螽’者迥别……螽蟴随地皆有，初不为害，与食苗为灾之螽形略同而性绝异。”也就是说，“螽斯”是一种昆虫的名字，二字不能分开解释。

至于说螽斯是一种什么样的昆虫，这是研究者最头疼的事情。问题出在文人远离生活实际上。秦汉文人多生活在农村，他们没有脱离劳动生活，因而对草木虫鱼之类，得口传目验，故能得其详。而魏晋以下的文人，有许多虽出自乡村，也不参加农业劳动，对动植物的形态，也多是得之书本，故每把相近的事物混在一起。陆玑《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说：“螽斯，《尔雅》曰：‘螽，蜙蝑也。’扬雄云舂黍也。幽州人谓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类也。长而青，长角长股，青色黑斑，其股似玳瑁文，五月中以两股相槎作声，闻数十步。”这里说得有点像蝈蝈了。《尔雅》：“蜤螽，蜙蝑。”邢昺疏说：“蜤螽，《周南》作螽斯，《七月》作斯螽，虽字异文倒，其实一也。一名蜙蝑，一名蜙，一名蝽，蜤音斯。”严粲则以为“螽斯即阜螽，非蜤螽也。毛氏误以此螽斯为蚣蝑，孔氏因之，遂以螽斯、斯螽为一物。”朱谋《诗故》又云：“螽类有五，在《尔雅》此土螽也。其种独蕃，秋冬之际，千百为群，飞集田野，绝不相害，非以股鸣者。”

其实，如果我们回到事物本身，顾其名而思其义，一些问题就解决了。清儒邹汉勋《读书偶识》曾据目验说：“此虫俗名山姑，又名长蚱蜢，身狭长，大者长于人中指，股亦长，但角不甚长尔。执其股则自舂，舂黍、舂箕之名殆由此。是虫与螳螂皆产子极多，余咸目击之。”由螽斯、蚣蝑、舂箕之音考之，邹汉勋说得很有道理。余友李蹊先生说：辽宁东部地区有一种蝗类昆虫，体形较大，也不吃庄稼。在谷子长到二三十厘米的时候，往往于黄昏后，三三五五，在空中跳跃式地飞腾（与麻雀较远距离的飞翔相像），发出“嗄（shā）——嗄（shā）——”的声音。儿童跟着唱道：“仨（sā）搭仨，俩（liǎ）搭俩，高粱谷子长一扎。”满村的儿童都唱起来。辽宁东部农村儿童在野外捕得蝗类昆虫，执其双腿下部，则该虫会自然上下颠簸，儿童随口而歌曰：“簸箕簸箕，簸（bǒ）簸箕；簸箕簸箕，簸（bǒ）簸箕。”斯，《说文》说“从斤其声”，其，即古文簸箕之“箕”字。所谓“螽斯”“舂箕”，当是以其动作类似人们簸（bǒ）簸箕，故而得名。古人对自然物的命名，或取其声，或取其形。《诗经》中，“鹿斯之奔”，亦言其奔跑时上下颠簸之状，“蓼彼萧斯”，言高高的蒿草随风起落之状，“柳斯”益明，不备举。但有的保存于其名称中，有的则随语言的发展而隐没了。此说甚善。此种昆虫，我们小时候也玩过，玩乐地大略相同。

简言之，螽斯是蝗虫类昆虫，又名长蚱蜢，身有薄羽，故言“螽斯羽”。武亿《经读考异》说：“近读并以‘螽斯羽’为句。考此宜从‘螽斯’绝句，‘羽’属下‘诜诜兮’连文为句。下二章‘羽薨薨兮’‘羽揖揖兮’并同。”马瑞辰、丁惟汾等皆从其说。但从诗歌节奏及内容考虑，仍当从“螽斯羽”断句为妥。

关于“诜诜”与“振振”两组词的解释

《螽斯》三章，每章三句。三章的意思基本一样，只是略易数词，以变化地唱而已。从词语内容上可分为三组，三章皆以“螽斯羽”开首，这是第一组，“诜诜”“薨薨”“揖揖”为一组，“振振”“绳绳”“蛰蛰”为一组。

“诜诜”“薨薨”“揖揖”是意思相近的三个词。“诜诜”旧以为“众多貌”或“和集貌”。如《毛传》说：“诜诜，众多也。”陈奂、王先谦等又申其说，据《释文》引《说文》作多辛，又《玉篇》言：“多辛，多也。或作莘、马辛、羽辛、兟、甡。”故征引文献，力证多辛多辛、甡甡、兟兟、等，皆为众多之意。《说文》说：“诜，致言也。从言从先，先亦声。《诗》曰：‘螽斯羽，诜诜兮。’”马宗霍《说文解字引诗考》卷一又据《说文》申之说：“许训训致言，盖其本义。致言者犹谓先之以言也。此诗诜诜重言，借为状词，则不必用本义，但取声近。从‘先’得声之字，‘毨’为鸟兽毛盛，‘’为马众多貌，‘侁’为往来行貌，皆有多义。则诜诜亦是多言之意，故诗人借以状螽斯之羽矣。”朱熹则据《诗序》“子孙众多”一义而引申为“和集貌”，云：“后妃不妒忌而子孙众多，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张次仲《待轩诗记》、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说：“诜诜，和集貌。”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平时在野外见到的螽斯，多单个跳跃于草丛中，群居和集之状并不多见。二是螽斯所表现出的主要特征并不在它的羽翅，因此状螽斯群聚之羽也不确切。严粲说：“螽蝗生子最多，信宿即群飞，因飞而见其多，故以羽言之，喻子孙之众多也。”这是把螽斯与群飞食禾的蝗虫误认作是一物了。考诗之意，“诜诜”当是形容螽斯羽振动之声的。诗上句言“螽斯羽”，此言“诜诜”，正言羽翼之声，犹诗言“肃肃”。《唐风·鸨羽》“肃肃鸨羽”，《毛传》云：“肃肃，鸨羽声也。”《小雅·鸿雁传》“鸿雁于飞，肃肃其羽”，《毛传》云：“肃肃，羽声也。” “肃肃”形容鸨之“羽”与鸿雁之“羽”的声音，“诜诜”则是形容螽斯之“羽”有声音。诜、肃皆齿音，为一声之转。今多言“沙沙”，清黄景仁《过高淳湖水新涨舟行芦苇上十余里》诗：“何物舟背沙沙声，葭薍丛中靡舟入。”诜、沙双声。

与此相联系，《毛传》把“薨薨”也释为“众多”。如果看看《齐风·鸡鸣》篇的“苍蝇之声”“虫飞薨薨”，便会明白，“薨薨”也是形容虫飞之声的。《大雅·绵》“度之薨薨”，这则是以“薨薨”形容投土之声的。此处“薨”，其本字当作“”，故《集韵·登韵》引《博雅》说：“，飞也，或作，通作薨。”

同样，“揖揖”也应当是描写声音的。《毛传》、朱熹等皆训“揖揖”为“会聚”。说者多以为“揖”通“集”“辑”，像清儒陈奂、马瑞辰、王先谦等皆有此说。考诗上下章意，疑“揖揖”通“缉缉”。《小雅·巷伯》“缉缉翩翩”，《毛传》云：“缉缉，口舌声。”字又通“咠”，《玉篇》：“咠咠，口舌声也。”“揖揖”实即“唧唧”，揖、唧双声。僧贯休《轻薄篇》：“木落萧萧，蛩鸣唧唧。”张籍《秋夜长》：“愁人不寐畏枕席，暗虫唧唧绕我傍。”白居易《闻虫》：“闻虫唧唧夜绵绵，况是秋阴欲雨天。”《秋声赋》：“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这里当指虫鸣声。《御纂诗义折中》言：“揖揖，让也，群飞而相下，如人之揖让也。”显系望文生义。

至于“振振”“绳绳”“蛰蛰”一组，则是祝福语，与子孫兴旺意思相联系。“振振”是兴旺的样子。《毛传》以“振振”为“仁厚”，陈奂以为与《中庸》篇所谓的“肫肫其仁”的“肫肫”同义。他说：“郑注云：肫肫，读如诲尔忳忳之忳忳。忳忳，恳诚貌也。今《诗》作谆谆，并与振振声同义近。”朱熹则云：“振振，盛也。” 严粲说：“振振共有二训：盛也，信厚也。《诗》言‘振振’者三，此诗当如‘均服振振’之训为‘盛’，《麟趾》《殷雷》当为‘信厚’。”季本说：“振振，感动相亲之意。”马瑞辰则训为“众盛”。王先谦又据《说文》“振，奋也”，《释言》“振，迅也”，郭注：“振者，迅也。”《太玄》“振，动也”等训，认为此“言后妃子孙受贤母之教，莫不奋迅振动，有为之象也”。细考各家之说，虽有小异，实为大同。“振振”本义当是言众多、旺盛之貌。《诗序》言“子孙众多”，是以“振振”为众多意，众多则必盛。《左传·僖公五年》“均服振振”，杜预注说：“振振，盛貌。”“振”又通作“震”，《文选·（潘岳）藉田赋》：“震震填填”，李善注说：“震震，盛貌。”“振振”又作“轸轸”，《文选·羽猎赋》“殷殷轸轸”，李善注：“殷、轸，盛貌也。”《毛传》于此“振振”训“仁厚”，于《麟之趾》《殷其雷》“振振”皆训“信厚”，“厚”与众盛之义亦相通，物众盛必厚，只不过是言德之众盛而已。《鲁颂·有》“振振鹭”，《毛传》说：“振振，群飞貌。”“群飞”与盛众之义也不相违。所谓“奋迅振动”，则是旺盛的表现。

“绳绳”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戒慎”，即警惕谨慎，这是《毛诗》的解释。《尔雅·释训》：“，戒也。”意与毛同。《玉篇·系部》引《韩诗》说：“绳绳，敬貌。”“敬”也是警惕慎重的意思。欧阳修：“绳绳，齐一貌。”范处义说：“绳绳然，循理而不紊其序。”此虽为新说，实是对毛说的阐释。二是众多不绝之意，这是宋儒黄櫄、朱熹、严粲等人的解释。黄櫄说：“绳绳，不绝之貎。”朱熹说：“绳绳，不绝貎。”严粲说：“如绳之牵连不绝。”这是两个不同的解释系统。今从朱熹等说。《大雅·抑》“子孙绳绳”，《韩诗》作“承承”，《广雅·释诂》：“承，继也。”《汉书·礼乐志》“绳绳意变”，师古引孟康曰：“绳绳，众多也。”何楷说：“绳，《说文》云‘索也’。绳绳者，言如绳索之相续不断也。”

“蛰蛰”也是众多之貌。欧阳修说：“蛰蛰，众聚貌。”黄櫄《毛诗集解》说：“揖揖、蛰蛰，其解释未详，要之亦见其会聚之貎与子孙众多之意耳。”这是从诗的整体意思推测的。其实这个问题，清儒谈得很清楚，陈鳣《简庄疏记》说：“‘蛰’为‘卙’之假借，《说文》云：‘卙卙，盛也。从十，甚声。汝南名蚕盛曰卙。’盖子孙众多，亦如蚕盛也。”马瑞辰也有同说。陈奂以此“蛰蛰”作“卙卙”，是三家《诗》说。夏辛铭《读毛诗日记》说：“‘蛰’‘集’同部字，‘蛰’又读如‘什’。《三苍》‘什，聚也。’‘聚’即众多之意也。《说文·十部》：‘卙卙，盛也。’小徐曰：‘《诗》宜尔子孙蛰蛰兮，蛰蛰与卙卙义近。’段氏曰：‘今江苏俗语多云密卙。卙音如蛰。’‘蛰蛰’即‘卙卙’，‘卙卙’即有众多义矣。毛于‘振振’训仁厚，于‘绳绳’训戒慎，失之。惟‘蛰蛰’训‘和集’，与《序》义颇合。胡承珙据《尔雅》注改‘和集’作‘和静’，‘和静’非众多，传义不必改也。”至于《毛传》说“蛰蛰，和集也”，这是从品格上说的。众多而能相聚，自然是相互能“和”，其实这也是从“众多貌”引申出来的。而后人却因《毛传》之释，望文生义。如范处义言：“蛰蛰然，收敛而不犯非礼。”梁寅《诗演义》言：“蛰蛰，言其聚而若蛰藏也。”季本言：“蛰蛰，退藏不竞之意。”何楷言：“曰‘蛰蛰’者，安静而各得其所也。” 方应龙言：“‘蛰’即‘蛰虫’之‘蛰’，伏藏盘聚意。”（《诗经传说汇纂》引）《御纂诗义折中》言：“蛰蛰，聚也，雍睦而聚处，如虫之盘蛰也。” 朱鹤龄《诗经通义》言：“蛰蛰，多而不乖离也。”牟庭言“蛰蛰兮者，潜居不动之貌”，皆不可从。

《螽斯》是一首古老的儿歌

《诗序》说：“《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毛诗序》的这一观点，基本上奠定了两千年说诗的主旨。尽管宋以后也不妨歧说时出，但除个别者外（如《诗故》以此为“众妾相安相乐之词”，《诗切》以此为“刺周南公子美衣服”），大多不违“子孙众多”之说。如朱熹一方面批评《诗序》“不达此诗之体，故遂以不妒忌者归之螽斯，其亦误矣。”而另一方面又说：“后妃不妒忌而子孙众多，故众妾以螽斯之群处和集而子孙众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严粲也是一方面批评《诗序》“螽斯微虫，何由知其不妒忌乎？”而另一方面又说：“此诗之意，全在‘宜’‘尔’二字。风人意在言外，见后妃子孙众多，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张纲《经筵诗讲义》则并连“不妒忌”三字也给予肯定，他说：“后之说诗者谓螽斯微物，性或难知，是以于此序不能无疑。臣窃尝深求之。盖上古穴居野处，日与鸟兽相亲，故能毕知万物之性。三代去古未远，学者皆有师承，研穷物理尚皆精审，故其所言有后世不能及者。且《七月》诗言‘斯螽动股’‘沙难振羽’，以至历纪在野、在宇、在户之侯。《月今》言螳螂生、腐草化，以至獭祭鱼、豺祭兽、鸠拂羽、虎始交，皆非后人所尝见而知者，然载在典籍，垂信万世。由是观之，螽斯之不妒忌，诗人必有以知其性矣，固无足疑也。”季本则略易旧说云：“美后妃之化也。后妃有不嫉妒之德，故众妾辑睦，而化及于子孙也。”又说：“众妾之辑睦如是，故其子孙亦皆振振而亲，绳绳而聚，蛰蛰而藏，其德皆如其母，不但生育之众多而已，凡此皆后妃不嫉妒之所致也。”伪子贡《诗传》以为“周人庆文王之多男而赋《螽斯》”，何楷以为“祝太姒子孙众多”。又有学者在多子上大做文章，如苏辙说：“螽斯，蚣蝑也。不妒而多子，一生八十一子。” 朱熹说：“螽斯，蝗属……一生九十九子。”蔡卞《毛诗名物解》则说：“螽斯，虫之不妒忌，一母百子。”故姚際恒感叹道：“皆不知何从数之而得此数耶？”（《诗经通论》）今之学者或改易旧说，以为此是祝贺人生子女的歌（袁梅），或以为祝人多子多孙的诗（程俊英、屈万里等）。但螽斯为蝗类昆虫，在今人的观念中，以蝗喻人，实际上是骂人，故高亨先生别出新义说：“这是劳动人民讽刺剥削者的短歌。诗以蝗虫纷纷飞翔，吃尽庄稼，比喻剥削者子孙众多，夺尽劳动人民的粮谷。”（《诗经今注》）此说虽合于今人的观念，却不合于诗那欢快的情调。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又以为是农村对螽斯的赞歌，则更使人感到莫名其妙了。

窃疑此当是孩童戏螽斯的歌子。彭乘《墨客挥犀》卷三中有一段记载：“熙宁中，京师久旱。按古法：令坊巷各以大瓮贮水，插柳枝，泛蜴蜥，使青衣小儿环绕呼曰：蜴蜥蜴蜥，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在青衣小儿歌中，我们可注意者有两点：一是在孩子的心里，蜥蜴像人一样有感情，有灵性，能听懂人的语言；二是人可以通过与蜥蜴的谈判，达到目的。正是由于儿童的幼稚心态，所以童谣中出现了大量哄骗小虫、小鸟并向虫鸟训话的歌子。如：

颠当颠当守牢门，蠮螉寇汝无处奔。（《酉阳杂俎》前集十七引秦中儿歌）

萤火萤火，你来照我。（清郑旭辑《天籁集》）

虫儿斗，雀儿飞，飞高山吃白米。高山哪有白米吃，虫儿钻窠雀儿急。（悟痴辑《广天籁集》 ）

鸡毛鸡毛上天去，你给老爷搬砖去。搬来金砖盖金殿，坐个天子万万年。（朱自清《中国歌谣》引）

黑老哇黑老哇（乌鸦）给我洗洗手，你娃拉屎我给你去唤狗。

金龟子金龟子喳一喳，不吃黄瓜吃菜瓜。

烟、烟，你往那边走。那边有馍馍菜，这边有你妈的鞋。（后三则为晋南儿歌）

而蚱蜢因其性顺，又善跳跃，不伤人，故而是孩子们喜玩的昆虫之一。前引李蹊先生所述的辽东儿童习蚱蜢事，即是一证明。晋南也玩螽斯的习俗，螽斯晋南又称蛨蛨（晋南人读为bai-bai），小孩们往往捕到蚱蜢后，执其后腿，其前身则上下有节奏地晃动，如妇女织布时身子前后晃动的样子。故孩子们随口唱说：“蛨蛨、蛨蛨织木捻（方言称粗布），织你姐（jia）的鞋（hai）木捻。”据了解，玩蚱蜢的习俗许多地方都有，这说明《螽斯》作为儿歌是完全有可能的。像螽斯这样的昆虫，很可能也是上古人类的食物之一，因此古人对它有细微的了解。现在有些地方儿童习蚱蜢，同时也食蚱蜢，像太原市的孩子在玩时就食蚱蜢。想来这一定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否则在人们物质生活普遍提高的今天，特别是过着优裕生活的城市孩子，绝对不可能自己想到要吃蚱蜢的。

再从《螽斯》篇的句式到所用词语看，也十分近于儿童语言。就词语而言，小孩子最喜欢用叠字，如帽子称“帽帽”，花儿称“花花”，小猫称“猫猫”等，而此诗九句中，就有六个叠词，这与小孩子的口吻十分吻合。从语言上考察，通篇三章，所用句式皆为三、三、七式。这种形式，明快活泼，朗朗上口，是儿歌中最流行的诗式之一，今有许多童谣儿歌，仍是这种形式，如：“你拍一，我拍一，你吃苹果我吃梨”，“小喜鹊，叫喳喳，爸爸给我买花花”，等等，多不胜举。

不过《周南》中编入此诗，意义则发生了变化。此诗用于房中乐，当是取其祝“子孙众多”之意，即《诗序》所谓“《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这其实也是用诗断章之义。从《诗经》编订时起，此一意就已确立，故而到汉三家，也都以《螽斯》为美后妃众且贤之作了（参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至于“螽斯非善类，何以比后妃”的责难，也只是今人从现代人的观念出发提出的问题，要知道在上古时代，人是融于自然之中的，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使人有了“自然间充满温情”的理解“呦呦鹿鸣”，志在与同类共享丰美的草源“鸟鸣嘤嘤”，志在“求其友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是为了养育它长大。至于螽斯，也自然具有了人一样的品性。“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在天人合一的观念支配下，取喻螽斯，便成自然。

在解释此诗上，明显存在两个不同的系统，一个是纯经学的解释系统，另一是准诗学的解释系统。前者产生于先秦，后者兴起于宋降。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对诗体的理解上，也即“尔”的解释上。毛、郑以为这“尔”字所指后妃，将此诗理解为“兴”体，以为前两句写螽斯，后两句言人事。尽管毛、郑没有明确说明这是“兴”，但其解释中“兴”的意思却很明显。故孔颖达说：“此实兴也。《传》不言兴者，《郑志》：‘答张逸云：若此无人事，实兴也，文义自解，故不言之。凡说不解者耳。众篇皆然。’是由其可觧，故《传》不言兴也。”朱熹等则以为此诗全篇为“比”体，“尔”指的是螽斯。辅广《诗童子问》说：“此诗先儒皆以下两句为说后妃，如此则是兴体，非比也。且众妾而以‘尔’‘汝’施于后妃，亦非礼矣。故先生止以‘尔’为指螽斯而言者。得之如此，方是比体。直言彼物，以比此物而已，更不必言此物也。若后妃有不妒忌之德，则宜有多子孙之福气，理事皆当然也。”就从诗的文脉上看，朱熹的解释更合情理。

其次是对“振振”“绳绳”“蛰蛰”等词语的训释。纯经学的解释，所追求的是内在意义的丰富、深广，是对人生意义的无限伸张，故以“后妃子孙众多”为基本出发点，在“人伦德道”方面做深开发，于是出现了把“振振”释作“仁厚”，把“绳绳”释作“戒慎”，把“蛰蛰”释作“和集”的现象。这种解释代表着一种道德观念，一种价值追求，代表着早期儒家对于社会文化道德建构的努力，它对于培养人的道德素质，营造人文生态环境，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这一解释，很可能在《诗经》编定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故而在汉儒那里没有形成太大的分歧。如《韩诗外传》卷九，一引“孟母断机”事，一引“田子为相三年，得金百镒奉母，母责以不孝”事，两事并引《诗》“宜尔子孙绳绳兮”，言贤母使子贤，其对绳绳的理解，显然与毛同。宋儒疑《序》，从诗的情理出发，在古训中发现了“振振”“绳绳”“蛰蛰”等具有“众多”的意思，而且这一意思与上文的“诜诜”“薨薨”“揖揖”所含有的众盛之意，也正好相呼应。于是改毛、郑之说，从诗的文本出发，做出了新的理解。可以说这一理解更符合诗的原意。但宋元以降的《诗》学家毕竟不能完全摆脱旧经学的影响，故而在解释上难免仍存在与人事牵合的倾向。如范处义《诗补传》解释“振振”“绳绳”“蛰蛰”说：“振振然，奋起而自能有立；绳绳然，循理而不紊其序；蛰蛰然，收敛而不犯非礼。”姚舜牧说：“诜诜，似拟其羽之柔和；薨薨，似拟其羽之展舒；揖揖，似拟其羽之敛戢。总之，则翼庇群妾而无妒忌之害也。振振，状其生之多且仁（注意：这里把毛氏所言之‘仁’与朱氏所言之‘多’调和为一了）；绳绳，又状其嗣生而不穷；蛰蛰，又状其含生而不尽。此‘蛰’字即‘龙蛇之蛰’‘蛰’字。《易》曰：‘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薨薨是其动之辟也，揖揖是其静之翕也，是皆有生意存焉。故其下曰‘绳绳兮’‘蛰蛰兮’。”经的理解实际上是一种过于理性的考虑，却忽略了诗人本是发之于情的。因而以理说诗的时候，往往容易出现杯弓蛇影的现象。

“詩”与“经”的现代读法

从诗的内容上看，这是一篇儿歌，是儿童在戏蚱蜢时所唱的。大意是儿童对螽斯说话，螽斯翅膀扇动，沙沙作响。于是祝愿它儿孙兴旺。“宜尔子孙”，“宜”是语助词，没有实意；“尔”即“你”，指螽斯。诗开始只有一章，后来入乐，经乐师之手，则复叠成了三章。因此三章只更易数字，内容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反复表达一种意思。这种情况在《诗经》中是常见的。它的主要特点是把儿童的天真与情趣表现了出来，而且通过此，让人看到了人类与自然融于一体的原始关系，以及人类早期对于自身周边自然物的关注。他们的眼里不只是有可供食用选择的草木鸟兽以及鱼类，也有与自己一同生活于自然中而且随处可以接触到的微小昆虫。像此类物，除了蟋蟀之类以表示季节转换者外，在后世诗人的笔下是很难见到了。因而当《诗经》出现时，也使得后人不好理解，故而做出了种种猜想。但只要我们回首童年的岁月，由此而遥想人类的童年时代，这一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诗的内容无非表示儿童对于可供玩乐的蚱蜢的喜爱，并以善良的心灵给蚱蜢以美好的祝愿。

前人因以此诗为比体或兴体，故也很难对其艺术做出正确的分析，不过在曲说中也不乏妙趣。如刘玉汝《诗缵绪》说：“比有二例，有专比，有兼兴。专比之中，又有二例，有全篇比，《鸱鸮》《伐柯》是也；有全章比，《螽斯》是也。每章三句，皆只说螽斯，暗藏所咏之事而不露，故曰全章比。三章一意，惟易迭字为韵，以致其殷勤再三称美之意。无浅深，无次序。” 陆深《诗微》说：“《螽斯》之诗与《樛木》三章，皆后妃之德也。词气和平，文义回互，反复而吟咏之，则深淳醲郁之化，自溢于音响节奏之余。以声诗言之，三叠之类也；以声乐言之，三阕之类也。而古调从可识矣。”张次仲说：“诗言子孙众多，皆自和睦中来，着意全在‘诜诜’‘薨薨’‘揖揖’六字。大抵人物之类，一有羽翼，便有不兼容之势。今惟有羽而诜诜、薨薨、揖揖，则以和召和，所以振振、绳绳、蛰蛰，故曰‘宜’也。众妾感激之情，有不能形容者，姑借螽斯以吟咏之，意味无限。”又说：“风人意在言外，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其由不妒忌，意味深长。”吕大临说：“螽斯将化，其羽比次而起；已化而齐飞有声，既飞复敛羽而聚，歴言众多之状，其变如此也。”对于艺术来说，是富有弹性的，因而也有无限的可阐释性。虽说不合于我们的认识，但也不妨作一种参考。

旧经学将此诗的意义胶着在“后妃子孙众多”上。“子孙众多”是家族兴旺的标志，也是幸福之家的表现，故人言“多子多福”，所反映的正是传统的幸福观。何以能“子孙众多”，在于其“不妒忌”之德。因为“不妒忌”，所以能“嫔妾俱进”，所以传说中文王有百子，即如孔颖达所解释的：“以其不妒忌，则嫔妾俱进，所生亦后妃之子孙，故得众多也……三章皆言后妃不妒忌，子孙众多，既言其多，因说其美，言仁厚、戒慎和集耳。”由于“不妒忌”的美德，故而迎来了家族的兴旺，并使得这个兴旺的家族人心仁厚，充满祥和之气。而这一种景象正是中国所有的大家族都在期盼的，因而它有了普遍的典范意义，同时这对于古代社会与家庭的和谐，无疑也有很好的导向作用。

就此诗的观念而言，它是中国人多子欲望的反映。“多子欲望”实是华夏先民在与各种灾难斗争中形成的一种观念。原始时代无论是战争还是水旱之灾，都有可能断送一个种族。只有大量繁殖人口，才能使氏族避免毁灭的命运。神话中对于生殖女娲的颂扬，其实质就是对于生殖的赞扬。出于氏族部落生存、延续的需要，在中国上古文化中，充满了对于生殖的崇拜和歌颂。上古帝王，无一不是一大群儿子者。黄帝有二十五子，颛顼大约也有二十多个儿子，帝俊约十八九个儿子，尧有十子，舜有九子，周文王传说有百子。在金文中，像“百子千孙”之类的嘏辞，屡见不鲜。《诗经》中，像《椒聊》篇以花椒多子，美誉生殖。《假乐》篇言：“千禄百福，子孙千亿。”《既醉》篇言：“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庄子·天地篇》言华山封人祝尧，其三即曰：“使圣人多男子。”这无一不是崇拜生殖的证明。同时古人还把人口的增减认作是一个王朝盛衰的标志。如《文献通考》卷十《户口考》言周成王“致理刑措”，天下安定，人口增长达一千三百七十万余，“此周之极盛也”。“秦兼诸侯，所杀三分居一”，“三十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到汉初人口所剩，不及六国之十分之三。“汉自高祖讫于孝平”，人口上涨，达五千九百多万，“汉极盛矣”。因此也可以说，多子欲望，形成于中国人对种族延续的关切。这在今天看来虽已过时，而于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历史言之，则是有积极意义的。它所体现的是对人的价值意义的充分肯定。

其次，在对螽斯多子的祝愿中，也反映了中国人的仁善之心。他们对于草木虫鱼，无不以仁善之心待之。即使微小如螽斯，他们也不会使用暴力，用强制方式让其服从自己的意愿，而是用温情抚慰它们的心灵。今人所说的“大爱无边”，在古人则谓之“仁”。“仁”其实就是温爱，是博施，它能化解一切戾气、邪气，让世界保持永恒的和谐与安宁。汉儒之所以要把“振振”释作“仁厚”，把“绳绳”释作“戒慎”，也正是出于他们对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的体悟。中国民族富有的是仁善之心，而缺少的是进攻与侵夺。这在道德上虽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而在利益追求上，却不得不让位于西方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