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域外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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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同时也是也是一位翻译大家，在灾祸连连、动荡不已的清末民初时期，鲁迅先生与其弟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为中国文学界及翻译界注入了新力量，本文尝试从翻译目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三方面对《域外小说集》进行分析，论述了鲁迅特有的翻译思想和改造旧社会的爱国主义。
关键词：鲁迅；域外小说集；社会效用及爱国主义
作者简介：陈妃，女（1985-），单位：重庆师范大学，职称：助理实验师，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8-0-02
一、关于鲁迅的翻译
毛泽东评价鲁迅为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给中国留下了极其宝贵和丰富的精神财富，而国内外学界对鲁迅的研究几乎也都集中在其文学创作上，但是在中国近现代的翻译进程中鲁迅对我国的翻译事业也做出了重大贡献。鲁迅从1903年开始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哀尘》一直到1936年病逝前翻译完成的俄国作家的果戈里的《死魂灵》，在这三十年间，他总共翻译了三百万字，先后翻译过匈牙利、俄国、苏联、日本、西班牙等十余国的近百个作家的文学作品。鲁迅先生的翻译作品体裁十分丰富，包括童话、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本文将以鲁迅及其弟周作人合译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域外小说集》为例，从其翻译目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三个方面分析鲁迅特有的翻译观以及其忧国忧民、立志改造旧社会的爱国思想。
二、鲁迅与《域外小说集》
《域外小说集》是在一位蒋姓友人的资助下并于1909年由鲁迅与其弟弟周作人开始合作翻译的，最后一共收录了27篇。虽然鲁迅先生只翻译了其中3篇，但负责了所有的审定修改工作以及翻译作品的选材、翻译方法等工作。在翻译界有很高的评价，对译者和中国翻译界都有很重要的意义，被誉为“中国近代译论史上的重大文献”（陈福康，1992）。可是这本译著的销量却差强人意，不超过50本，在当时晚清翻译界未能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却在五四时期得到了读者的赞赏和认可。因为这本译著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非一般的意义：首开先例选择了东欧、北欧及俄罗斯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是“叫喊和反抗的作家”（王友贵，2001）；是鲁迅翻译生涯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鲁迅直译翻译观形成的标志。自《域外小说集》之后，
（一）《域外小说集》的翻译目的
鲁迅生活在风雨飘摇的动荡的清末民初，许多有志之士为了民族的独立与强大，为了救生活于水生火热的普生大众脱离苦海，不断地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知识，并尽可能地把西方的哲学、文学和科学引进到中国，鲁迅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在1920年《域外小说集》的序中，他明确地写道：“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 “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倒是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善良的灵魂、酸辛和挣扎--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四卷1981:427）。鲁迅先生希望通过翻译介绍西方文化让国民感受外国的文学思想，从而达到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的民族文化，以振兴中华民族。
（二）《域外小说集》的翻译选材
《域外小说集》收集了7个国家10位作家的16篇作品。在《集外集拾遗》中鲁迅写道：“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效果的，才明白了这世界上也有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先生说道：“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此《域外小说集》的选材着重于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作品，如波兰、波西尼亚和芬兰等国家，同时还选择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名人名著，比如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科夫、安特列夫，美国的王尔德和美国的爱伦坡等。这些作品反映了反对列强帝国的强权主义、反抗压迫，这极大程度上贴近了中国的现实。
经过对原著的重重筛选，《域外小说集》的作品多为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欧洲短篇少说，比如鲁迅先生翻译的象征主义杰作《谩》和《默》，具有意识流色彩的《四日》，都具有浓厚的异域风情。虽然选译的作品篇幅短小，但艺术系很高，从偏重作品的政治性到作品的艺术性，这些译作反映出译者翻译目的和思想倾向，希望通过介绍西方先进的文学思想，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新鲜空气，使国民第一次感受到不同于长篇小说的新文体风格，开启了中国短篇小说的新时代。
（三）《域外小说集》的翻译策略
明末清初翻译界奉行的是“意译”、编译甚至是改译，对翻译标准没有一定的规范，译者自由发挥的空间较大。当时的翻译人才稀少，精通母语与外语的人才更稀缺，加上大多数译者都考虑到中国读者的传统的审美情趣、阅读习惯等方面的原因，因此对原作的故事情节、叙事结构等方面都作了重大的增减和编译。 如著名的翻译大家林纾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林纾采用的是分工合作的方式，即由林精通外语的朋友口授源语文本的意思，再由林进行润色修改，运用改译编译等手段呈现出原著的异国风情。
在“意译”盛行的清末民初，鲁迅仍坚持惹人非议的“硬译”策略，因为鲁迅知道意译与直译的根本分歧就在于翻译依附于本国文化的语言层面的体现是以主体文化还是异域文化为本位的呈现，而要达到改造本国现状的社会效用就必须要采用“死”的直译策略。鲁迅开始思考并检讨以往的翻译方法，从改译和编译到直译，并在翻译《域外小说集》过程中付诸实践。
鲁迅在为《域外小说集》写的《略例》中归纳那时的改译编译为：“任情删易，即为不诚。故宁拂戾时人，移徙具足耳”，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直译观，这也是翻译实践活动中最应该遵守的翻译原则之一，即“信”。而《域外小说集》的问世正体现了鲁迅先生的“直译”观。
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中鲁迅更详细地阐述了其“宁信而不顺”的翻译观：
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面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风姿，但这保存，却又常常和易懂相矛盾：看不惯了。不过它原是洋鬼子，当然谁也看不惯，为比较的顺眼起见，只能改换他的衣裳，却不能削低他的鼻子，剜掉他的眼睛。我是不主张削鼻剜眼的，所以有的地方仍然宁可译的不顺口。
鲁迅在《域外小说集》中严格执行直译的要求，开天辟地地音译地名、人名和其他专用名，照译了小说的形式篇章结构、小说情节、人物对话等。徐寿棠阅后评价道：“字字忠实，丝毫不苟，无任意增删之弊，实为译界开辟了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许寿棠，1981）。为了能最大程度达到“异域化”的效果，致力保持源语文本原汁原味的风情，直译是最直接的一种翻译方式，鲁迅先生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才会坚持不懈地努力着，终于在新文化运动后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自《域外小说集》之后，鲁迅大多数情况下坚持采用直译的翻译策略，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存外来文化的“异域性”，而且在之后他的所有译作序中都阐明了这点。因为鲁迅意识到要重建和启蒙中国文化就必须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先进文化。
三、小结
鲁迅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学巨匠，也是一位翻译大家，引导着中国近代翻译发展的方向，是现代中国翻译界的开拓者。鲁迅先生毕生都致力于文学创作和翻译事业中，《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先生翻译生涯的早期作品，同时也是鲁迅先生独特翻译思想逐渐成熟的代表译作。这本译作的翻译目的、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无不体现了他忧国忧民、改造社会和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思想。虽然当时的销量不理想没有引起预期的效果，但在中国翻译史上的历史意义是不可小觑的，因为它为中国翻译界开辟了新的道路，为中国读者带来了新的视野。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75。
[2]王友贵，翻译家周作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4。
[3]许寿棠，亡友鲁迅印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4。
[4]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27。
[5]鲁迅，域外小说集[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6]顾均，周氏兄弟与域外小说集[J]。鲁迅研究月刊，2005（5）：32-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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