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的“高原语态”：极简形式与迷状人物
时间：2021-02-27 07:53:5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往返于藏区和都市的行旅中，万玛才旦似乎从未改变：他虬髯尽显的脸始终平静如镜，声音清淡，语带迟缓，一身书卷气仿佛深埋于连绵不断的孤寂与忧伤中。咖啡馆、电影院、会议厅、采访间，聊天空间无论在哪儿，万玛总是姿态如一：他时常侧身倾听，不同意时腼腆笑笑，再艰深难应对的“大话题”也会被简化成细微真诚的“小感悟”。他偶尔摘下头顶的棒球帽，露出半白发色，说话的语气渐弱至哑，像是消失在高原的余音。他说出的话和隐藏的话一样多，神秘中有让人无法参透的悲喜。朋友们形容他“很像活在神话里”，他说这可能与西藏的佛教观念有关，因为文化里根植了悲观，导致作品中呈现出这种文化氛围。每当回忆起与万玛才旦见面的情形，眼前总能闪现出这些生动的细节来。
万玛才旦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撰写小说，大学主修藏语言文学。在西北民族大学完成本科以及硕士学业前后，有过一段在地方行政单位做公务员的经历，随后的一个机会让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人生从此开出另一片天地。至今已出版藏文小说集《诱惑》《城市生活》《岗》，中文小说集《流浪歌手的梦》《嘛呢石，静静地敲》《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乌金的牙齿》等，翻译著作有《西藏：讲不完的故事》《人生歌谣——德本加小说集》等，最新出版的小说集《乌金的牙齿》扉页简介称其为“作家、导演和翻译家”[1]。在布吉蒂·杜赞（Brigitte Duzan）为《万玛才旦短篇小说集》法译袖珍本撰写的前言中，他称万玛才旦为中国电影的“先锋”， “十年内一直领导着真正堪称‘作者电影’的藏族电影”[2]。作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少数族裔导演，万玛以自己的两部小说为基础、自编自导的作品《塔洛》（2015）和《撞死了一只羊》（2018），先后获得“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和“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两大殊荣。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夏天，作家万玛才旦的小说《气球》（2019）斩获第七届“花城文学奖中短篇小说奖”;导演万玛才旦的影片《气球》入选威尼斯电影节两大官方竞赛单元之一的“地平线”竞赛单元，继《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之后第三次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的青睐。在2019年12月8日落幕的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上，《气球》斩获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万玛才旦左手文字，右手影像，在成为大师的路上用力奔跑。
谈论万玛才旦的小说和电影，很容易联想到“作家电影”的旧题，但万玛的创作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在“作家导演”电影之外又增加了一重新维度：民族电影以及附载其中的宗教书写。一方面，他坚持作家创作的独立性、纯粹性和边缘特质，认为“拍摄的真义就是要把一般的电影扼杀掉，进而树立一种以写作、以言语行动为本的电影”（同为作家导演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之语）[3];另一方面，他深谙民族资源的丰厚、清楚民族影像的魅力，在藏语、中文之间自由游走，以变动灵活的手法再现现代化冲击下藏族社会关乎文化遗存的日常问题，刻写藏地、藏人、藏语、藏乐的生命史，在典故、风俗的娴熟运用中为每个故事带来神秘亦流畅的阅读体验。万玛才旦的电影因此兼具文学的理想化和电影的世俗化：他可能想以文字的纯粹否定影像的繁杂，也可能想以影像的自由否定文字的克制，在联结电影与文学的可能性及取消电影与文学的可能性之间，有万玛才旦用心着力的神秘地带。
如果说万玛才旦是最好的艺术片导演之一，必须要归功于他的人物使用的语言和其浸染的现实，他的叙事和藏区故乡密不可分。他说，“我们都在寻找文化和故乡的根，但最终只有荒诞的景象。这在西藏的景观中是尤其明显的。变化愈快，荒诞感愈强。”[4]在这里，游牧者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身份危机和一种必须以“高原状态”呈现的美学产生了交响。万玛导演试图证明，一个缺乏密集行动、具有讽喻元素的故事依然可以使人着迷。作为一个成熟的创作者，想法和形式势必要合二为一，主题和修辞必须互相匹配，万玛才旦电影的可取之处正在于此：他在不言于喻（隐喻）、典（典故）的极简语言内，流畅讲述了一个人、而不仅仅是藏人的故事;轻松变现了一个具有宗教感、而不仅仅是宗教的主题。在艺术领域，复调的暧昧总让人陶醉。
在香港《明报》的一次采访中，万玛才旦将《撞死了一只羊》的故事称为“一场冥冥中的相遇”。他说，“世界上有很多神秘现象，又使你会觉得跟某些人有关联，却说不出来。你不能用方法去解释。又可能是一个人有两面，外在内在，分裂的。”“一个人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但善恶在某个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变。”[5]正如获得了“身份证”却失去“好人证”的羊倌塔洛、梦里施舍现实放下的杀手（司机）金巴，受挫的、迷失的、裂解的人物替代紧张情节，成了万玛才旦作品里最具华彩的焦点。他的电影没有关键时刻，没有情节因果准则，没有人物关系演进链，更没有剧情顶峰，构成了对类型电影典范最彻底的质疑。确保创作者和观众之间亲密关系的，正是这些处于分裂状态的“迷途”人物，他们的精神危机不经意间唤醒了今天这个“液态现代性”社会里异常矛盾、脆弱的观影个体。
导演万玛的影像如作家万玛的文字，朴素而迷人，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端坐面前的本尊，以安全距离建立阅读自由。他对调度控制的偏执使形式超级简化，蒙太奇近乎消失了，故事分割成数个意味上无始无终的时空连续体。他既不靠高質感的“漂亮影像”吸睛，也不靠人造的“隐喻影像”引人。人物总能凭借恰当的亮点得分，万玛总有合适的语言过滤掉多余的、突出想要的，在无尽荒凉的山野、风雪漫天的高原公路、被推至理发店边框的人物、色彩分层的梦与现实中，万玛才旦展现了影像修养的自觉和语言创造的天赋。
侯孝贤曾以喜欢的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为对象，发出过自省式的诘问：“一个导演如何能以反复出现在其每一部电影中极其平凡的单一主题来凝结张力甚至使情感结晶化？一位导演如何能使自己拍摄的每一部电影的相加总和建构成一个独一无二的作品？一位导演又如何自处于不断由现在式时间所制约的历史规律的当下？”[6]这些问题同样适合抛给万玛才旦。他未来如何以创作回答这些问题，将决定他在作者电影、少数族裔电影和艺术电影叠加的道路上能走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