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池柳色雨中新
时间：2021-02-27 08:00: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读江流的小说集《龙池》和散文集《邂逅集》等，无端地就把钱起的“龙池柳色雨中深”改成“龙池柳色雨中新”了。
没什么关联，但又有些类似：柳色总是新的，虽然每年相似而确实又是旧的，但看它的人仍然因这“雨中新”的柳色而愿意看下去。
只是江流笔下的“龙池”是澡堂，没有龙，也不会有龙。主题与耿龙翔的《明镜台》几乎一样，但乏善可陈。江流的小说代表作应该是写于一九六二年的中篇《还魂草》。
《江淮论坛》1964年第5期发表的黎洪的《〈还魂草〉及其评论宣扬了什么思想》中说：“《安徽文学》发表了江流同志的中篇小说《还魂草》以后，在文艺界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种评论是反对和批判的，一种评论是肯定和赞扬的。批判的同志们认为：《还魂草》掩盖了社会的阶级矛盾，模糊了社会的面貌；《还魂草》所描写的主要人物——杨丽鹃的生活理想是卑傲的，不值得礼赞和歌颂的；《还魂草》有着人性论的错误倾向。赞扬《还魂草》的同志们却认为：《还魂草》的主题‘富有积极意义’，它‘揭示了新旧社会的本质不同’，‘塑造了一系列的形象和鲜明的性格’。”江流仅写了几百字的《龙池》“后记”有三分之二也是说这个事的：“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直至‘横扫’的年代里，它曾经引起了持续多年的波澜。且不讲批斗会之类，单说讨伐它的文字，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刊登出来的，就比这个中篇本身的篇幅多出好几十倍。”这真是荒唐的年代里才显得“正常”的事。用革命的眼光来看，它完全是歌颂新社会的：旧社会，血吸虫病令万户萧疏；新社会，使濒临死亡的人们一个个活过来了。
我读《还魂草》，当然是用文学的眼光看。用文学的眼光看，江流在《还魂草》中显示了他的小说/文学才华——我不怀疑这一点：江流写《还魂草》，肯定是用血吸虫病患者的不同遭遇来歌颂新社会。而这样的出发点和目的，以及作为故事核心元素的血吸虫，很显然对小说获得文学品质，是一个比较大的制约和障碍，一般大概最多能写到《枯木逢春》那种比较“高”的图解水平。但江流把它写得具有悲剧史诗气质，尤其是第一章，虽然地点只是一个祠堂，这祠堂辐射的也仅仅只是一个村庄，但就如同整个人类都集中于此，整个世界都在此，到了被全部毁灭的最后关头——已经落下无数次的致命之剑，又再次在众目睽睽中，向幸存者悚然落下！而原因，被故意隐藏而没有说出。隐藏了原因，就意味着任何原因都有可能，包括无原因。于是，祠堂这个暗淡的早晨发生的一切，就有了象征的普遍性，从而超越直接身在其中者，而向所有人暗示了人的存在与命运，常常具有的不可知与不可控制性。
第二章年轻孀妇杨丽鹃收养一双儿女和第二个丈夫也写得细腻而精彩。尤其是收养第二个丈夫过程中杨丽鹃的心理活动，与最后突然不能自控地说出“你还是做孩子们的爸爸吧”，着墨不多，却有着既合理又出人意料，甚至震撼的艺术效果。
在艺术上看，江流是像短篇小说大师写短篇小说那样精心地写《还魂草》的（尤其是第一章到第九章，第十章之后弱一些，但主要原因不是他不再精心地写，而是被要突出新政府治疗血吸虫的过程而冲击）。这首先表现在这个中篇的结构极其严密，起伏有致，并且有多重起伏。其次是叙述与描写有机结合，摇曳生姿，极少有干巴巴的交代性语言。尤其是描写，许多小说家的描写仅仅是用于人物，江流不，他极其擅长景物描写，以及将景物描写与写人相结合，或者使景物描写就是在写人。这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都有出色的表现。例如第一章通过景物描写渲染出了沉重、压抑的悲剧氛围，第二章杨丽鹃说出“你还是做孩子们的爸爸吧”后的那几句——“拏紧右手，猛地旋转过身子，把那古老森严的祠堂门撇在背后，却对着那寒云幂幂的天空，又深深地磕下头去。”以少胜多，意味极其丰富（是“意味”，而不是“意义”）。
最重要的是，他的这种景物描写，或将景物描写与写人相结合，或使景物描写就是在写人，使得小说获得了强烈的美学性质。有没有美学性质的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没有美学性质的小说，不过是话本。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文学存在母题，那么，这个母题就是人以及万物的存在与在。单个文学作品，可以只写这个母题系统中的一个子题，但都应该指向或者暗示母题。江流的《还魂草》，突破了血吸虫流行区人们新旧社会两种命运的惯常图解思维，以使所写的人的生存与命运成为一个象征，或者成为一个指代的方法，指向了整体概念的人的存在与命运，这就大大加大了这部小说的总体容量。而考虑到1962年时的中国社会实况，江流应该仅仅是直觉地这样来写《还魂草》，那么，我认为江流具有杰出的小说/文学才华，就不是溢美之词，而是能够成立的判断了。
江流的其他一些小说为什么没有类似《还魂草》的水平？原因很简单，艺术直觉因为没有能上升到理性的认识，未能有意识地保持以使其再现。
江流的散文，例如《邂逅集》中收入的散文，由于写作的时代因素，都属于“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外部世界的知识”性质的散文。中国进入文学“新时期”后，新诗，然后是小说，重点从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转移到意义与真理的探究。表现为新潮文学中人在哲学本体论的意义上不再处于附庸的地位，表现为对“外部世界”表象掩蔽下的“意义与真理”的探究，而这一点又决定了文体的转变：“外部世界的知识”现在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了，平面性表层结构因其之后有了藏有深层意蕴亦即“意义与真理”的深层结构而立体化，语言也以呈现性描写句型为主，在组合运用中获得或发挥它的超越了字典涵义的功能，这样，结构和语言都处于运动中，从而使形式也成为有意味的。变革最迟的是散文（参见我的《中国新时期散文沉疴初探》与《散文文体非文学成分研究——中国新时期散文沉疴再探》。1988年6期《百家》《沈天鸿评论专辑》、1989年1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当然，江流的这些散文，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外部世界的知识”的散文中，属于上品：他能把知识使用得不显堆砌，也没有传播知识的痕迹。
我有些困惑并且觉得值得一说的是，在《还魂草》中，能够不让个体消融在抽象的群体内容之中，不使人的复杂的存在与生存服从于简单的政治性图解的江流，为什么在散文中没有表现出这些？思想情感莫不中规，缺少分裂的自我的激烈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因人而异的种种深刻而新颖的思想发现或情感体验，而让散文服从了知识性？是因为他接受的是上述那种散文的观念，认为散文就是并且只能这样？或者是持续多年对“大毒草”《还魂草》的批判，让他为了不再写出“大毒草”，而选择了写这种知识散文？
知识散文自然也是需要的，因为它客观上传播了某些知识。但唯有文学性质的散文，才能表现散文的高度与深度。能写知识散文的人非常多，能写文学散文的人很少，而写出过《还魂草》的江流，应该是能写文学散文的人之一。我这样说是因为，文学性质可以理解为诗性，而诗性首先适宜于诗，其次就是散文，再次是小说。江流的小说《还魂草》是具有诗性的，能把小说写得具有诗性，他当然能写具有诗性的散文。但是，现在这只能是一个推理性的判断，因为，他没有写这样的散文。
最后说一个无关但有趣的事：巴金早年有短篇小说集《还魂草》，汪曾祺1947年曾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江流《还魂草》、《邂逅集》的书名，原来是有来历的。
江流（1923—2001），江苏射阳人。中共党员。1940年参军，历任八路军五纵队阜宁大队团部文书，中共射阳县委宣传部通讯员，《华中日报》、《皖北日报》及《安徽日报》编辑、记者，《安徽日报》副总编辑，《安徽文学》主编等职。安徽省文联编审。1936年开始发表作品。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歌集《淮水谣》、《大别山区红色歌谣选集》，小说集《雪夜》、《熟视无睹》、《龙池》、《外部问题》，散文集《邂逅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