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栖居地的远遁
时间：2021-03-02 07:51: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字：鲁迅 自然人性 脊梁精神
摘要：本文试从鲁迅一生创作的三部小说《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着手，分析这几部小说中流露出的自然人性描写及其在三部中的变化，从这一角度挖掘鲁迅作为该时代的一位优秀的启蒙主义人文知识分子对历史和人性的思索。
鲁迅小说多以冷峻坚硬的风格面世，他以一位启蒙知识分子的睿智和良知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但在充满着沉重的使命感和忧患感的文字里，我们也不时能品尝到优美纯洁的自然人性的佳酿，而且在他一生创作的三部小说集中，自然人性的描写伴随着鲁迅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化追求的探索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探照自然人性的角度从回顾的诗意眼眸走向了同情的目光，直至决然的远遁，这是鲁迅和如他一样的以笔寻求救国之路的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心情流露，是一代知识分子真实而矛盾的心路一角。
一、诗意故乡的祭奠和寻梦不得的前行
鲁迅的三部小说中，出版于一九二三年的《呐喊》的创作意旨可以说是最明确的，在《〈呐喊〉自序》中，鲁迅谈及选择文艺的目的在于改变国民精神，而《呐喊》中的篇章尤其要“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而当时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失败后学生运动的高涨期，思想界的波动起伏甚剧，应于时代的一种呼唤，我们不难感觉到《呐喊》的主导思想脉络也正是这样实践他的思考：“痛心于辛亥革命的失败，进而呼唤中国的反封建思想革命。”①因而《呐喊》中的《狂人日记》《阿Ｑ正传》等篇笔触直指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毫不留情地将文化中的一些痼疾呈现在我们面前。
在这样的整体格调中，《社戏》和《故乡》两篇小说却一派温情脉脉，仿佛小说集中两个旁逸斜出的不和谐音符，初看似乎和鲁迅整部集子的创作动机有些游离，可这也正显示出了作家当时创作心理的丰富性。如果说鲁迅的小说中确实存在着“启蒙意识和抒情动机”的“冲撞”②，那这两篇作品应是鲁迅在背负沉重的启蒙意识写作时，抒情动机占据上风的作品，充满了丰富的自然人性的描写，这其中又以《社戏》为甚。
《社戏》位处《呐喊》最末一篇，可能也是鲁迅自己认为这篇作品流露的怀旧感情甚多，而斗争性稍显薄弱的考虑。它从现实中的看戏着笔，描画了一幅乡村少年划船看戏、偷吃豆荚、相伴而归的田家夜景，整幅画面流淌出酽酽的友情和乡情，在这儿所有的人性都是美好的，乡下孩子的仗义、质朴和善良在双喜和阿发等孩子的无私行为中表露出来，无限地滋润着“我”这位远客的心田，令“我”领略到人生中再难忘却的“那夜似的好戏”。写此文时鲁迅已饱经世事，阅历种种现实人世的自私、猥琐，而回忆中健康舒展的人之性情无疑将现实中的鄙陋衬托得更加不堪，以一种田园牧歌的情调构造出一方诗意的天空。
而与《故乡》中的思想感情相比《社戏》要稍显复杂。《故乡》中的“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可还未登故土，心已禁不住悲凉起来，而少年闰土这一形象的浮现无疑成为灰暗心境上一抹神异的亮色，是一个“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一个十二岁的项带银圈的少年”，这时的感情基调类同于《社戏》，可随着小说向现实延伸，闰土和我之间不可逾越的隔膜成为了小说的真正意旨所在。鲁迅带着几分无奈告诉我们，自然人性固然美好，值得留恋，但在当时的中国是没有这种自然人性存在的土壤的，它往往会被奴化。《社戏》中的双喜、阿发等人如果一直写到成年，他们也难逃成年闰土要喊上几声“老爷”的命运，美好的友情被无情的现实磨成了碎片。鲁迅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将这些底层的真实揭示出来，方可能引起人疗救的注意，否则无非是无数个闰土的人生的重演罢了。《故乡》从更深的层次上表现了鲁迅在追溯纯美的自然人性时，随着思考的深入，心灵从回归到出走的转变。
从自然人性中走出，也可见鲁迅在启蒙动机的趋引下，“更强调个性主义的抗争精神，更强调‘憎’的必要，他反对为了‘爱’而牺牲个人的意志和个性”。但走出对自然人性诗意的祭奠之后，又用什么为沉疴负身的国民性注入新的活力，鲁迅尚未能探索和指出明确的道路，但已提出了希望：“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而希望的实现也只有着眼现实“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而鲁迅毕其一生，也正是执著现实，寻求一条“救救孩子”的道路。
二、自然人性和现实黑暗的夹缝中的生存与毁灭
相比《呐喊》，《彷徨》的底色要黯淡许多，缘于“五四”之后《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和作者一起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的人星云流散，作者深为革命队伍不成阵而感到孤独和彷徨。他在《题〈彷徨〉》诗中说“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其“主导思想脉络与《呐喊》有了一些不同，在这个集子中，对辛亥革命失败的痛心相对较淡薄了，对反封建思想的首先觉醒知识分子思想追求的痛心上升到主要地位”④。
而《彷徨》中的自然人性的描写，也不同于《呐喊》，不再以一幅幅明朗的画面展示，不再是书写的主体，而是深深渗透在那一个个孤独的彷徨者悲凉的命运当中。《在酒楼上》刻画的人物吕纬甫，作者以大篇幅在他的话语中展开了两个事件：一件是吕为早年夭亡的小弟迁葬之事，另一件是吕为早年识得的小姑娘顺姑送剪绒花之事。吕纬甫口口声声说这都是些无聊事，又偏不能抑制地向多年未见的老友倾诉，而作者投影这些事件的目光也饱含同情。可见在这些仿佛无聊的事件当中有着令吕纬甫和作者不能忘怀和割舍的质，这个质不就是人和人之间诚挚纯朴的善意和亲情吗？正是一种美好的自然人性。可在与《呐喊》中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有着明显的不同，自然人性的描写不同于《社戏》和《故乡》中的欢快的叙事，而是将其放在一个个苍凉而无奈的人生中去写，自然人性既美好，可又显得那样绵软而无力，无力给生活更多的亮色和力。鲁迅自己也在给一位读者的心中，曾这样论及自己的心情“无非说凡是富有感情的人，即容易受别人的牵连，不能超然独往。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她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⑤。前进的斗志和温情的留恋常成为一对矛盾，在这群早期的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心头交织，有时候知识分子会为此而磨钝了斗志，如吕纬甫一样成为一个消沉的随随便便的人，在一方小小的自然人性的温暖里将自我放逐，寻觅一个精神的避难所。这种矛盾的心态正是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情。
再看同样描写悲剧人物的《孤独者》同样也反映了这样的处境，觉醒者魏连殳在孤独中一步步走向了没落和死亡，在他身上同样可以看到自然人性的闪光，在抚养他的祖母去世后，族人们都在为他能否遵循丧仪的繁文缛节而担忧，而魏连殳不仅遵从了所有的丧仪，而且出人意料地痛哭了一场“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从这哭声中，立刻晓然魏连殳绝不是冷漠绝情的愤世者，而是至情至性，甚至多愁善感的觉醒者，他不仅为祖母的离世痛哭，而且伤感于祖母“少见笑容”的一生，这种爱在痛哭的那一瞬外延了，指向了所有如他祖母一样一辈子辛苦操持家庭却绝少自己欢乐的苦难女性。这也是魏连殳孤傲绝世的外表下流露出来的自然人性的美，因而他也就能做到在亲戚本家的虎视眈眈下将祖母留下的器具赠给祖母的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屋都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
在这些觉醒者的身上往往都交织着多重的痛苦，然而“生命的力量，尤其是心灵的规律，就在于它本身设立矛盾，忍受矛盾，克服矛盾”⑥。自然人性和抗世违情错综地交织在如鲁迅一样的渴望醒世救世，又常被悲观绝望的情绪笼罩的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人文知识分子身上，成为《彷徨》写作的一大特色。《彷徨》的意气是颇冷的，吕纬甫和魏连殳等人或在灰色的生涯里度日或走向了没落和死亡，所以鲁迅自己也说《彷徨》“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复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⑦。那么关于自然人性和抗争精神二者的矛盾，鲁迅的思索也由来已久，他的写作是一直希望能给当时的中国一剂对症的良药，而鲁迅又是一直主张个性的抗争的，“对于在长夜里久经磨难的鲁迅来说，一切空泛的、超时间的精神价值都不过是海市蜃楼的幻影而已”。因而他也反对当时梁实秋先生倡导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可见自然人性固然美好缱绻，但在鲁迅心中它仍是不宜多写的对象，因此在《彷徨》中不再有独立成篇的回忆和赞美，而是都将它放在了觉醒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中去写，这是吕纬甫和魏连殳的彷徨，也是鲁迅的彷徨，是一代人文主义者的精神苦旅。这样的思考使鲁迅在回顾过去时，往往期望不仅仅是构造一个精神的避难地，而是能挖掘出于当日中国人有益的力量来。“这呼唤着爱的、反顾过去的人之子、地之子的鲁迅，与抗拒着爱的、反叛过去、向着未来的魔之子的鲁迅，是一个统一体。因此，鲁迅在反顾过去时，也是努力挖掘着在民间传统中所保留着的民族的复仇精神和生命活力，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⑨正是这种不绝的努力，也成就了鲁迅一生中最后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
三、荒诞中掘出的脊梁精神
《故事新编》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其作品除《不周山》写于一九二二年，其余均创作于一九二七年之后。在鲁迅人生的最后十年，从二十年代中叶起“鲁迅开始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他将自己从先驱者的位置挪到旧营垒和新世界之间，当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这个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稳了脚”⑩。这时鲁迅的思想更趋稳健和成熟，《故事新编》中的作品是一种“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11]。用古人古事暗喻今人今事，使古代题材表现出新的意义，故曰《故事新编》。
在这部小说集中，鲁迅不再将笔墨用在情意融融的自然人性之上，而是用尽曲笔在一派荒涎中，从我们民族的神话、历史里试图构筑源远流长、顶天立地的脊梁精神，以拯救危难中的中华民族，这是鲁迅在创作主旨上较前两部更明确的地方。《故事新编》中刻画了女娲、后羿、大禹、黑衣的人、墨子等一系列英雄的形象，一方面鲁迅消解了传说和历史为这些英雄笼罩上的神圣光环，多从精神、心理状态或世俗层面来写他们，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还原，“女娲”是一位不时会感到无聊和空虚的创世女神，“后羿”每天为了自己和嫦娥的一日三餐焦头烂额；可另一方面鲁迅又从消解后的平实里为我们构筑起了新的民族精神和生命活力，“女娲”在创造时感到“从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后羿”在灰色的琐屑生活中还是有着“身子岩石一般挺立着，眼光直射，闪闪如岩下电，须发开张飘动，像黑色火”的神来一瞬，特别是《理水》中“面貌黑瘦”、“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的“禹”和他的随员们，“从神情上”即可被人“认识正是禹”的这样一群人，正因为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以文化山为中心的考察大员、官场学者以及小民奴才是截然不同的，他们注重实情、实践、实际效果，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这种文化精神，以及相应的沉稳、坚毅、刻苦的文化性格正是鲁迅一直推崇的真正的“中国的脊梁”。
因而在其后的《采薇》《铸剑》《出关》《非攻》《起死》等篇中，可鲜明地看出鲁迅在接纳传统文化思想上的主张，他所主张接受的不是古圣贤所捍卫的“先王之道”，不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老庄哲学，而是墨家主张的实干精神，是“黑的人”冷冷的复仇精神。这些大多写于鲁迅生命最后时期的篇章，是鲁迅这位精神界的斗士终其一生对国家、民族和人的命运种种探索的结晶，《故事新编》的触角指向了古代，也源于要在当时的中国现实中塑造英雄，难免会有矫饰，而古代的神话和传说，有回忆和想象的巨大空间，英雄理想的艺术表现“一般地说，在较早的过去时代，才能找到它最好的现实土壤”[12]，给人更好的审美感受。黑格尔曾说“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13]，而英雄的理想主义往往使读者在阅读的审美感受中进一步地解放心灵，追求更高的心灵自由。马尔库塞也认为艺术可以获得“人性解放”，可以“反抗现存秩序”，生成“新感性”[14]。鲁迅《故事新编》亦庄亦谐的文字背后也正是这样的理念，这是鲁迅作品时代性的一面，但也不仅如此，他不是为一个时代中的某一政治风潮而写，也不是为某一政治使命或社会问题而写，他的笔指向的其实质是中国人的心灵，这些心灵中的痼疾由来已久，它们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也和个体的生命意识相连，人类一方面沉于现实，另一方面“也不放弃而永远不会放弃对于现实的个体的完整性和有生命的独立自主性所感到的兴趣和需要”[15]。《故事新编》中这些看似从容的“游戏笔墨”中女娲和大禹等舒张健康有力的人性，正参照出现实人世中人心和人性的不自由和可悲，激发人的内心需要和追求。文学的价值和功能虽是一个多元化的选择，但鲁迅选择的是用自己的作品呼唤出理想的人性，这也正和鲁迅的“立人”主张一致，鲁迅曾说：“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6]鲁迅的立国思想是以“立人”为根本，所以鲁迅的启蒙思想，仅从本文中所阐述的自然人性描写在三部作品中的演绎变化，可知其最终的指向是“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是个体人格的现代化。这是一份鲁迅对历史和人的答卷，而且这份答卷在时代的变迁中始终闪烁着思想的魅力，启示着我们今天的现代化进程。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贾建红（1975－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工作。
①③④王富仁：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页，第173页，第87页。
②王晓明：《被倾覆的双轨马车》，《王晓明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⑤⑨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第135页。
⑥[12][15]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第242页，第248页。
⑦[11]《〈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9页。
⑧ 孙郁：《被亵渎的鲁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11] 王晓明：《鲁迅的最后十年》，《王晓明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13][14]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93页，第387页。
[16] 《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