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回眸《长城》
时间：2021-03-02 07:51: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不知不觉，已是越八奔九（十）的年岁，日常活动有限，每当阳光满窗，我即去楼后的花园闲步，无论秋冬与春夏。
园里树木成荫，花卉繁多。有阔叶的法国梧桐、洋槐、白杨与翠柳;还有甜桃、柿子、大枣、红杏、海棠、核桃等果树。寒冬里，甬道旁，棵棵腊梅绽瓣开放，其醉人的馨香引得路人流连观赏、拍照。春节刚过，向阳处的迎春花丛，一片金黄，让人驻足久望。继而，红白玉兰、杏花、桃花、丁香、榆叶梅、红叶李、樱花等，依次开放，香气飘散满园。
那天上午，我正漫步于花香中，手机响起。是现任《长城》主编李秀龙约我写一篇刊物初创的纪念文章。我随即应下;转而又担心自己脑老笔拙，恐难成文;再与秀龙通话商议时，他叫苦说，您看，《长城》创办四十年了，最初的老领导、老编辑多都不在了。您创刊时是主持刊物的副主编，最知情的，您的回忆是最珍贵的，还让我去请谁？
我无言以对，只能默默地追思当年创刊的点滴往事……
40年前的太行山麓，也是这个季节，春花染山。
那些日子，我总有种喜兴之感，心里似展现着一个更艳美的春天，那就是铲除“四害”的遗毒，文艺大繁荣的时代即将到来。此时，我正在一个叫瓦房台的山村“蹲点”，炽热而清新的生活让我激情涌动。一天上午，河北省文联一位同志忽然打来电话，要我速回石家庄，田间主席有要事和我谈。
诗人田间也是省文联党组书记，主持文联工作。他满脸挂笑地告诉我，作家们要求筹办大型文学丛刊的事，省委有关领导已经点头。我高兴得欣然拍掌。想到河北是歷史文化悠久的大省，部分中老年作家都在写历史或现实题材的中长篇作品;我自己也准备写一部揭露日寇在家乡热河强制推行鸦片种植、毒害国人的长篇，办丛刊就多了个发表园地，立即欣然表露，这可是一桩大好事啊！田间老师依旧微笑着瞅我，可好事总得有人去干啊！你当算作家中的“壮劳力”，党组已经研究决定，由你搭班子筹办……
哦？！这是我从没想过的事，就急切地申诉，我从没办过刊物，鉴别作品的能力也……田间老师打断我，可我知道你办过报纸呀！我强辩，那是两码事儿。
不管我怎样申诉理由，田间老师没一点松动口气，总是和蔼而坚定地说服我，已经上报省委，不能变动了。再说，你写作的成长经历，也曾多得刊物编辑的帮助与扶持，现在也该做点“园丁”工作了。我承认他讲的道理与事实，就是忧心自己的能力难担此重任。我又去省委宣传部找了副部长齐斌，他说我不该来叫苦，要鼓起勇气，敢于挑重担。
真的是重担啊！最难的是刊物要办，不给编制和经费。屡次请示，答复总是暂由文联内部调剂。但当时省文联的编制、经费都很紧缺，领导要我动脑子想其他办法。我愁苦几天，还是捋出点头绪。办法是，编辑从各地借调（暂由原单位发工资）;经费嘛，力争刊物多发行，逐步做到自给自足。
人员借调还算比较顺利。先给我熟悉的作家朋友写信或打电话，征得本人同意后，再与其单位领导商议。在原单位领导支持下，承德市创作组的潮清（编过《河北日报》文艺副刊多年）、承德宽城县文化馆的陈映实、衡水地区的孙耀和谷峪，都愿意来帮忙。潮清和映实的工资仍由原单位发;孙耀和谷峪当时都在农村，需发给一定的生活费。尤其是谷峪，当时还戴着“右派”帽子，除他的生活费外，生产队还另要一份买工分的钱，否则不给他家分口粮。为了谷峪能来编刊物，我们一一答应。
当借调的编辑尚未到位时，党组让刘艺亭同志暂时帮我筹备。艺亭是老同志，富有办刊经验，尽管当时他的“错划”还没改正，有些事，如起草“编者的话”（即发刊词）等，他真的热心帮助。我们还一起商讨办刊方针、计划、组稿等具体事宜。光刊名就起了三个：《长城》《登攀》《沃土》，最后由文联领导定为《长城》。好在没几日，《长城》编委会成立，经省委批准，由原省文化局局长、时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副书记路一兼任主编，省文联副主席甄崇德和我任副主编，日常工作由我负责。当筹备工作大体有些条理时，我去路一同志处汇报。那时他在保定家里修改长篇小说。路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老作家，曾在北平加入“左联”并办刊物，富有编辑经验。听完我的汇报，他非常兴奋，就办刊方针、特色、团结作家等诸方面讲了很好的意见。强调：刊物一定要反映时代，发扬艺术民主，在贯彻“双百”方针等诸方面应起到一定的组织、推动作用;刊物编辑要善于识别作品的高下，还要像园丁那样爱百花，善于识别香花与赝品;刊物要勇于面对现实，冲破“条条”“框框”，选用从生活出发、人物形象鲜活、揭示生活本质的好作品;同时要提倡风格、体裁多样化，让不同读者都能得到艺术享受;刊物还应办出独有的地方特色。他说，这当然要取决于作家的作品，河北这块沃土有自己的作家群，作家们不同的艺术追求，就赋予了作品的各自特色。他还举出老作家梁斌、孙犁的作品为例。但他又说，提倡刊物地方特色并不排斥省外作家，相反，还需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我省是老区，约稿时切勿忘记在我省战斗、工作过的老作家……老领导这些语重心长的厚望，我都如实写进《编者的话》里。
借调的编辑们陆续报到，都是与我多年交好的作家朋友，对办好《长城》热情都很高。经过短暂的学习讨论，大家都认为：刊物初办成功与否，尽快拿到好作品才是第一位的。大家都愿意尽快走出去，分头去京津沪和省内各地区拜访作家，征求办刊意见并约稿。我与潮清分头去了京津保（定），孙耀去了上海，陈映实、谷峪分头去承德、张家口、衡水地区。
我到京后，先去探访早年就结识的刘绍棠。1956年春，我们一起参加全国首届“青创会”，在“华北小说组”学习、讨论十多天。他欣喜地说，咱河北创办大型文学丛刊是大好事，恰好适应了文艺蓬勃复苏的春天。被“四人帮”专制禁锢多年，作家们都在争分夺秒地挥笔写作，《长城》恰好给作家提供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他常称自己是“河北人”，一是他家乡通州原属河北;二是他十几岁高中没毕业就考取了《河北文艺》见习编辑，工作半年多又去考北大。他故作神秘地微笑，你这次没白来，我“戴帽”后，就躲回通县老家。村里一位农业社老社长，待我就像自家的孩子，给我找最安静的住房，还掏心窝子安慰我，爷们，甭只看三指远，早晚国家有用上咱爷们的时候。他支持我“偷”着写作。实不相瞒，现在我手里就有三部长篇初稿——《地火》《春草》《狼烟》，你要哪部？我好高兴！最后与绍棠商定：先给《长城》改好《地火》。
到浩然家里时，他告诉我，他“文革”中的问题，市委已有结论，不影响他发表新作品。转而又叹息，唉！有的边远省份，不了解我的近况，还在发表批判我的文章。我说，那你就快写小说，在《长城》发表，人们就会知道你没有任何“问题”了。他会意地一笑，我倒有部长篇，正在改。我希望他尽快改好，以这部作品“亮相”。这部小说就是当年连载于《长城》第二、三期的《男婚女嫁》（后来出书时改名《山水情》）。此后，全国报刊再也没有批判浩然的文章了。
我还去天津请教了梁斌和孙犁，两位河北老作家都对办刊谈了很重要、很中肯的指导意见;同时也都答应给稿。去保定，拜访了老作家徐光耀，他答应写一篇《小兵张嘎》的创作体会。我回石家庄不久，就收到他寄来的新作。
潮清在北京拜访了魏巍、李英儒、陈大远、李瑛等多位名家。他们有的是河北籍，有的在河北生活、工作多年。拜访魏巍时，老作家兴奋地回忆，冀中是我第二故乡，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与那里的乡亲们生死与共四年多，也一起分享了胜利的喜悦。他的长篇小说《东方》第一部，写的就是那段生活。他极赞同河北创办大型文学丛刊，并愿意将正写着的中篇报告文学《邓中夏》支持《长城》（两个月后收到文稿，以头题发表在次年首期）。孙耀去上海，我记不得他都拜访了哪位作家，收获也比较显著。胡万春答应将新时期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给《长城》。加之本省老中青作家李满天、张庆田、长正、韩映山、马金牛等，都答应将自己的新作供《长城》发表。
就这样，经过我们月余的辛劳，对办好刊物有了底气，也增强了信心。于是，向文联领导汇报筹备情况后，决定《长城》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7周年之后的1979年6月创刊、出版。
应该说，《长城》在全国的大型文学丛刊中，创办是比较早的。我们出版创刊号之前，记得只有上海的《收获》和北京的《十月》。加之那时的作家们刚刚挣脱“四害”的枷锁，创作激情奔放，并愿意自己的新作盡早与读者见面，自由投稿也异常踊跃。当时，我们为开拓稿源，在创刊号的封三，发了简短的约稿信。没料及，大批自然来稿蜂拥而至，而且多是大部头的中长篇，几乎每日都有成袋子的稿件从邮局送来。尽管加重了编辑们的工作量，大家还是兴奋地选出了一些可发表的好稿。如于雁军的《登攀》，真实感人;冯骥才的《我这个大笨蛋！》，风趣幽默。浙江作者于小源的中篇小说《商鼎》，堪称佳作。此篇不久作为头题发表，深受读者喜爱。作者也从此步入文坛，连续写了多部中篇和长篇。一凡的中篇《饲养猴子的人》，发表后收到十多封读者来信，希望刊物多选发这样喜人的作品。
我们拜访、约稿的作家，大都及时寄来作品。这样，《长城》一、二期排出了很可观的作家阵容。长篇小说（选载）有路一的《赤夜》、浩然的《男婚女嫁》、刘绍棠的《地火》、长正和李满天的《人间伏虎》、张朴的《地下医院》;中篇小说有韩映山的《莲蓬荡》、潮清的《大院琐闻》等;诗歌有田间、李学熬、严阵、尧山壁、白鹤龄、村野、马金牛等新老诗人的作品;散文、随笔有孙犁、梁斌、陈大远、张庆田、刘章等新作;还发表了李英儒的电影剧本，徐光耀的文论。
魏巍的报告文学，杨沫、柳溪的中短篇小说等，也都如约寄来，相继安排在近期发表。转年的第三期，我们又编发了《中篇小说特辑》，集中发表了刘绍棠、从维熙、蒋子龙、浩然、胡万春等名家的新作。此举令大型刊物的同行惊异：这么多名家新作，你们是怎样拿到手的呀？这是1980年初冬，我和甄崇德副主席去镇江参加大型期刊首次会议时（当时多数省份还没办大型丛刊，有的只派一名“观察员”参会），许多同行对此惊叹不已。会后，我们又约来张笑天的中篇《老将离休之后》、贾平凹的中篇《二月杏》，这两部作品的发表，都收到多封读者的赞扬信。
值得说明的是，《长城》初办时，没有诗歌编辑，但作为综合性的大型文学刊物，又不能冷淡诗人，一、二期是请外编刘章帮忙编了两期稿。嗣后，诗人旭宇、刘小放调来编诗歌，选发了多篇较有影响的诗作。我印象较深的有：顾工的叙事诗《拉开夜的帷幕》，崔合美的叙事诗《他卖掉了眼睛》等。
为增强编辑力量，没多久，又有赵英、阮华、赵沫英等，先后调入编辑部。阮华偏爱外国文学，他有时也约来较有影响的中短篇译作，给刊物添彩增色。大概到1982年末，肖驰和肖林也充实到《长城》，肖驰任副主编。此时的编辑部，可以说兵强马壮了。
《长城》的编辑，绝大多数是作家、诗人，为了解决编刊与创作的矛盾，依据大家的意见，实行了分班制，总有一部分编辑能深入生活和创作。编辑熟悉生活，对编稿也有益。谷峪陪同老作家丁玲重访北大荒两月余，写了中篇小说《春归燕》等;潮清深入生活写了中篇《催化剂》《赝品》等;孙耀的短篇小说两次登在上海《收获》;陈映实回老家平泉，还兼任县农工部副部长，“蹲点”也跑面。他后来连续发表《眼力》等系列中篇，生活气息浓郁，人物新颖，作品质量提高一大步。分班制令兄弟刊物羡慕不已。
发现与培养新人，是办刊开始就提至重要日程的。编辑们都做出自己的努力。刊物第二期就开辟了“青年作者之友”专栏，选载了青年作者马金牛的长诗《枣乡山泉》。作者高中毕业后一直在乡劳动，写的也是亲身经历的家乡生活，语言生动，人物形象鲜活。诗人刘章还以《生活土壤出新苗》为题，写了评介文章，在同期发表。从此，刊物力求每期都有文学新人之作。紧接着，宋聚丰、肖玚、张凤洪、陈新、张荣珍等，都以他们的中篇处女作先后登上《长城》。宋聚丰的首部中篇《白云升起的地方》，是他托人将稿子捎到编辑部的，陈映实初审觉得基础不错，于是请他来编辑部修改。我读后还写了篇推荐文章，作品刊出反响极好。聚丰一鼓作气，连续写了多部中篇和剧本，成为我省的高产作家。肖玚的中篇《丁字路口》，张凤洪的中篇《房管局长老焦头》，均是作者的处女作，还都荣获了省“文艺振兴奖”。王默沨虽然不是初学写作，但他被错划后被逐回农村老家二十余年，有丰富的生活积累。我们请他到编辑部，听他讲述苦难中的亲历亲为，约他写部中篇。他仅用一个月的假期，写出了18万字的小长篇《踏莎行》。经过反复修改，《长城》以头题选发，极受读者喜爱;同时也引起花山文艺出版社的重视，很快出版了单行本;全国多家省市电台热播。《长城》又与花山文艺出版社联合，为他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刊物与《河北日报》发表了多篇笔谈。默沨创作激情大振，一鼓作气，陆续出版了四部长篇和十几部中篇，成为我省作家队伍的中坚。
由于《长城》起步比较早，文稿质量逐步提高，发行量不断攀升。据当时负责通联和发行的郑世芳同志记载：从最初的2万多份很快增至10.2万份，订数最多的四川省竟然超万。刊物收支有节余，大家欢天喜地。
1983年初，省委决定调整省办文学刊物，将原来的《河北文学》《长城》《幽燕》（花山文艺出版社主办）三刊合并，保留一刊。也因《长城》当时发行量相对较多，才保留下《长城》。
一晃，《长城》40岁了，伴随着时代飞跃前进，她的服务质量也不断攀升，支持刊物的作家队伍也逐步扩大，办刊人也因离退休制度或其他缘由时有更新。我祝愿《长城》青春永驻，越办越好。
2019年4月10日
张峻，笔名：张黎、亚云。1933年11月生于河北隆化县八达营村，汉族。解放战争后期参加工作，曾任隆化县委通讯干事、秘书，原热河省委组织部干事，承德报社组长、编委，区、县委副书记，《长城》常务副主编，省作协副主席、顾问。1949年发表作品，1956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夜过黄土岭》，1956年和1965年两次出席全国“青创会”。1964年后相继出版短篇小说集《搭桥集》《大山歌》《金鸡宴》，中篇小说集《睡屋》《张峻近作选》（小说、散文各一集），长篇小说《擒龙图》《历史在说》，文集《文缘春秋》等。作品在省内外多次获奖，有的被译成英文、日文，介绍到国外。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曾获中国作协“文学创作六十周年纪念”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