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为何要整本读经典
时间：2021-03-02 07:52: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8年的冬至之夜，我受邀在志达书店开讲的“整本读经典”系列讲座第一期迎来了最后一场，这次我讲的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集《恶棍列传》和《小径分岔的花园》。讲座结束以后，有位非常热心的听众留下来跟我深入探讨了一番这个话题：在我们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要整本读经典？
说实话，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在我决定在复旦附中2020届学生中开展“整本读经典”教学实践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读过一部经典小说了。前几年我主要的阅读兴趣都在历史与哲学上，即使偶尔涉猎一点文学书籍，也都是局限在诗歌和散文领域。
也许是受陈丹青“美剧是21世纪的长篇小说”这一说法的影响，我把阅读经典小说的兴致大都转移到了观赏美剧上。按照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的说法，我这是着了美剧的道，已经心甘情愿地成为了娱乐的附庸，沦为“娱乐至死”的物种。英国小说家阿道司·赫胥黎在反乌托邦主义小说《美丽新世界》中的预言正在逐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
虽然我不怎么相信阴谋论版本的“奶头乐”理论，但是布热津斯基开出的这条锦囊妙计的确可以起到缓和社会冲突的作用，我们即便能够跳出“大猪蹄子”的戏说宫斗，也很难逃脱“权力的游戏”的奇幻诱惑，更何况大屏幕上还有步步为营的“漫威宇宙”牢牢地牵引住我们的视线。
我对美剧和好莱坞大片并不排斥，相反，我非常热衷观赏它们。因为我知道在这个俶诡奇谲的“美丽新世界”，想要远离尘嚣，置身世外，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是，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在喧哗与骚动之余，我们必须捧起那些经典小说，重新找回阅读的乐趣。
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段沉迷于小说阅读的时期。我在小学阶段，几乎没有读过一本完整的课外书。
到了初中，我才有机会接触课外读物，我初一的语文老师家里有很多藏书，我跟初中同学一起到他家里玩时，才发现了他是一个藏书颇丰的人。我当即鼓足勇气，向他借阅了一套《水浒传》。那时山东电视台经常播放自制的电视连续剧《武松》（1983年出品），让我们这些自诩为“山东好汉”的毛头小子们对《水浒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读的第一部小说竟然就是《水浒传》，这可能就是我们山东人的宿命，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这种告诫完全不适用于我们。这次阅读《水浒传》的经历，让我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我后来走上文科生的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惜这位语文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后来我就只能在同学中借阅图书了。
不过，我同学家中藏书很少，且大多是盗版的武侠、言情之类。我读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金庸的《碧血剑》，这部小说让我对农民起义在历史上发挥的进步作用产生了怀疑，其中对李自成进京以后烧杀掳掠的描写，读来令人触目惊心，从此埋下了批判性思维的种子。
去年金庸去世之后，很多人在悼念金庸之时，都写到过金庸的武侠小说对自己人生观的影响。如果我们把这种影响与庙堂文化相对照，我们就会发现，金庸的武侠小说中所蕴涵的民间思想是多么根深蒂固和枝繁叶茂。比起孔孟老庄来，一部《射雕英雄传》所蕴涵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更加激荡人心，一部《笑傲江湖》所代表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更加脍炙人口。所以，我从不反对学生阅读武侠小说。不过，现在的中学生迫于升学压力，再也无暇阅读武侠小说了。
考上高中以后，我才有意识地拓展课外阅读。为此，我舅舅特地带我去了一趟城里的新华书店，我绕开那些莫名其妙的教辅书，直奔外国文学书架而去。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买的第一批书里就有《简·爱》这部小说。
从此以后，我就打开了一个课外阅读的新天地，像《简·爱》《爱玛》《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罗宾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欧阳海之歌》《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穆斯林的葬礼》《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王朔文集》这类小说，我就是在高中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抽空读完的。
从以上书目中不难看出，我当时读的书虽然杂乱无章，但我是一个“又红又专”的学生。高中三年，我从来没有因为语文成績而苦恼过，几乎每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即便是在高考复习极度紧张的高三学年，我还是坚持读完了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就阅读状态而言，我现在最怀念高中时期阅读小说的情景。因为那时我还处于庄子所描述的混沌状态，无论何种类型、何种题材的小说，于我而言都是陌生而新鲜的，我都是带着一颗赤子之心贪婪地阅读着，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
我当时语文成绩很好，并不指望课外阅读来帮我提高分数，反而每每为了提高数学成绩而挤压课外阅读的时间。考进大学中文系以后，读书时间虽然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图书馆里的图书也基本上满足了我读书的需求，但是读书的功利性、目的性明显增强了许多，再也回不到那个“无目的阅读”的自然状态。
我在大学期间紧跟着大学老师讲述文学作品选和文学史的节奏，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作品，单就小说而言，我尤其钟爱20世纪以降的西方现代派作品。虽然我也是一个在野地里生长起来的孩子，原本应该更亲近《边城》这种现实题材的作品，但奇怪的是，我对现代派小说情有独钟，像法国的新小说、美国的黑色幽默小说、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等等，一读起来就有一种舍不得读完的感觉。即便是卡夫卡那些未完成的小说片段，我都能津津有味地读进去。
工作以后，我当然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花在小说阅读上了，不过每年的寒暑假，我还是会集中阅读几部时兴的小说。尤其是像《追风筝的人》《朗读者》《城邦暴力团》《2666》《我的天才女友》这种在中学生中比较受欢迎的小说作品，我总是想先睹为快，以便跟上时代的阅读步伐。
近几年由于智能手机的勃兴，我阅读小说的机遇越来越少了，有时候也不免怀念起当初埋首阅读小说的日子。我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小说阅读带来的那种快感，我只能非常遗憾地说，这种快感，我已经很久没有体验过了。正是源于对这种感觉的无限怀念，我才下定决心重新阅读那些被打入冷宫的小说经典。
之所以强调是“重读”，一则因为我之前的确读过这些小说，二则是因为卡尔维诺对经典下过一个描述性的定义。卡尔维诺是我最为欣赏的小说家之一，他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的“绪论”部分，给经典作品一连下了十四个描述性的定义，其中第一个定义还启发了台湾作家唐诺给他的新书重新命名为《重读》——这本书在台湾出版时名为《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因为卡尔维诺首先把经典作品描述为那些读者不断“重读”而不是“在读”的书。
其实强调“重读”的作家还有很多，比如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也一再强调“重读”的必要性。纳博科夫说：“奇怪的是我们不能读一本书，只能重读一本书。一个优秀读者，一个成熟的读者，一个思路活泼、追求新意的读者只能是一个‘反复读者’。”可惜现在的读者连尝试首次阅读一本书的能力都没有了，更遑论成为一个“反复读者”。
唐诺在咖啡馆遇见的14位作家，事实上是16位，在大陆出版时又增加了两位自由主义学者——约翰·密尔和以赛亚·伯林，原本是以20世纪的小说家为主，比如海明威、康拉德、纳博科夫、博尔赫斯、格林、福克纳和艾柯等，不过他的口味比较独特，一般不会选择这些作家的代表作。他长期从事图书编辑工作，自称是一个“专业读者”，但是他写的这些“读书报告”，没有半点学院气，更不会向读者贩售那些高深莫测的文学批评术语，倒是完全可以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读。
我选择“整本读经典”的书目标准，有一点跟他不大相同，就是力争选择适合中学生阅读的20世纪的中外小说家的代表作。这个书目几经修改，最终定为以下12本：沈从文的《边城》、余华的《活着》、卡夫卡的《变形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短篇小说集）、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短篇小说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我把这12本风格迥异的现代小说作为整本书阅读的推荐书目，和热爱小说阅读的中学生们一起阅读或重读起来，希望帮助中学生重新点燃阅读的至乐。
我在教学过程中开始整本书阅读教学的摸索，是在我工作的第二年（2004），当时我在上海市松江二中开设了一门自主选修课程——《红楼梦》导读，当时还未听闻“整本书阅读”这个教学理念，对于一个新教师而言，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我原本打算以《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的判词为纲，逐一梳理“金陵十二钗”的命运遭际和性格特点，从而引导学生共同探讨《红楼梦》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艺术成就。
没想到具体操作起来简直难于上青天，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只有一个人在选课之前完整地读过一遍《红楼梦》，其他学生根本没有精力在短时间内把《红楼梦》通读一遍，所以这门“人物形象”课最终就演变成了我对“红学”的梳理课。好在“红学”博大精深，足以填满一个学期的选修课时。
之后好几年我都没敢再碰“整本书阅读”，直到2008年9月我才有机会重新摸索“整本书阅读”，当时我在上海市松江二中，跟一位英语特级教师张婷老师，合作开设了一门选修课程——外国文学经典导读，我们两个人轮流给学生上课，我用中文讲，她用英文讲，导读的篇目由我们一起商定，我现在还记得的篇目有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狄更斯的《双城记》、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叶芝的《苇间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等。
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美好的教学经历，属于我个人教育生涯的黄金时代。张老师虽年长于我将近30岁，但是我们一拍即合，随即各自展开备课，并在教学过程中互相听课，课后互相切磋琢磨，让我这个晚生受益匪浅。可惜张老师很快就退休了，我们再也没有机会继续探索“整本书阅读”的教学实践。而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也因迫于高考的压力，转移到研发批判性课程上去了。
下面我再从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养成的角度，来谈谈我对阅读小说的功用的认识。基于高考作文在文体上的命题取向，大多数中学教师都会在高中阶段侧重于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而忽视了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但是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批判性思维能力。
从2009年迄今，我致力于开发适合于我国中学生的批判性课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在此过程中，虽然我也在密切关注基于创造性思维能力養成的创意写作研究，但是一直没有精力深入探索这个领域。直到2017年6月，我在告别了高考的前沿阵地（高三年级）之后，重新回到高一年级，才有机会申请了一个课题，得以在课堂教学中探索如何将小说阅读和创意写作整合起来。
创意写作大体上可以分为虚构类写作和非虚构类写作，非虚构类写作的主要文体形式是撰写回忆录，这显然不大适合于中学生，所以我把研究重心放在了虚构类写作训练上，训练的主要文体显然是小说。小说创作与批判性写作训练的路径大相径庭，批判性写作旨在训练学生说理系统的清晰性，而小说创作旨在训练学生讲故事的能力。
过去有一种说法，认为写作，尤其是文学创作，是不可教的。其实不然，只要我们稍微翻看几本像美国编剧大师罗伯特·麦基写的《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这样的书，我们就会发现，故事创作是有章可循的，而且颇具可操作性。
如果还有人像之前那位热心的观众一样，非要追问一下阅读小说究竟有什么用的话，我只能先给他一个庄子式的回答：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庄子》一书，自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用现代的学术眼光来看，虽系哲学著作，但却大多以虚构的寓言故事出之，堪称小说创作的滥觞。据考证，“小说”一词即出自《庄子·外物》篇“饰小说以干县（通悬）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之句。陈鼓应今译作“粉饰浅识小语以求大名，那和名达大智的距离就很远了。”可见庄子“小说”之本义，并非现代“小说”的文体概念。
但是小说一家，作为先秦诸子的百家之一，早在庄子之前就出现了。庄子《逍遥游》篇中所引《齐谐》一书就被《文心雕龙》视作小说家言，只不过当时被称作“谐隐”而已。《庄子》一书明显深受先秦小说家言的影响。这也就怪不得惠施要以“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讥之。
由此可见，被庄子引以为“质”的惠施，可以被视作历史上第一个质疑小说功用的人。至于庄子究竟是如何答复的呢？我暂且只能透露：庄子仍以“大而无用”之寓言答复之。而这正是庄子的诡谲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