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维熙“荷花淀派”时期的文学创作
时间：2021-03-02 07:54: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作家从维熙于1953至1957年间，创作了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和散文，这些作品主要收录在散文小说集《七月雨》和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凭借这些数量和质量均有限的创作，从维熙始列于“荷花淀派”队伍中。在当前的文学史叙述中，从维熙的“荷花淀派”身份都无异议，但几乎无人知晓他的贡献，即使其1950年代唯一的长篇小说《南河春晓》也被文学史深沉地遗忘了，被遗忘并不代表其文学成绩无可观之处，反而给“十七年”文学研究留下开拓空间。
一、“二元”叙事：如何平衡
“二元”对立的“新人新事/旧人旧事”叙事模式成为延安文艺及“十七年”文学的一大传统，显现着“十七年”文学在创作主题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的政治化和概念化特征。基于对新时代全方位呈现的诉求，和同代大部分作家一样，从维熙的创作表现出对时代政治和祖国建设事业的极大热情，深情讴歌“新人新事”。如《报矿姑娘》中义务报矿员青兰为祖国建设事业无私奉献。《接闺女》中老井顺义接普选员。《代耕》中青年鱼枝和春贵抢着为军属卢大爷代耕。《夜过枣园》中医生石翠兰深明大义、先公后私的品德。《鸡鸭委员》中翠枝儿为社里无私奉献。《云间摆渡》中摆渡姑娘红铃忘我的工作。而对于“旧人旧事”，从维熙则以同情的理解和诗意感伤的笔触传达着他们在转折时代里的困境和诸种负面情绪，他们对急遽变动时代的不适感和患得患失感尤为触目。《春雨》中张老汉在借种籽事件上流露出矛盾复杂的心理。《夜过枣园》中铁虎子因媳妇石翠兰在自己小孩病重却先医治别人小孩时流露出憋屈等复杂情绪。《望月老头》中单干户中农鲁春拒绝加入合作社。《老莱子卖鱼》写老莱子的一己之私。《远离》中秋儿娘除夕之日面对刚回家旋即离家的丈夫时颇感无奈。《红旗》和《合槽》中单干户老歪人物在入社问题上的内心矛盾与挣扎被如实记录。《第一层台阶》中写老中农田本顺掘掉自家旧地界石时的痛苦。纵观从维熙的创作，他的“新人新事”叙写大都狭义化为新时代里的青年们合乎政治标准的奉献和人生理想的实现，这些“青年被重新定义为未来、希望、创造，而且指涉新的中国，老年也再次被描写为传统、保守、四平八稳”①而“从文学与现实关系的角度来看，‘新人的故事’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社会革命的要求，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时代氛围。对‘新人’的赞许和期待中包含着时代对社会变革热烈的期待。”②
从维熙的“旧人旧事”叙写注目于转折时代里落后的中农们和他们的“矮子”形象。他们因不忍割舍一己之私而犹豫徘徊，内心的痛楚以及对新社会的不适感均被纳入观察视域。究其因，这些中农甚或富农，在个人物质利益与新时代的无私奉献要求之间大都选择了个人眼前利益，这样的选择确乎不合时代政治规训。他们大都被人为设置的先进人物引导进而无条件放弃眼前利益。从维熙不回避这一过程中小人物们内心的矛盾和痛楚，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对乡土民间朴素又深厚的感情和他的平民立场，他不会像同代一些作家那样粗暴地对待这些本来已经不幸的人们。
因战争思维的惯性和中共高层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上的反复，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路线一再影响着文学创作，“好人好事”和“坏人坏事”遂成为作家们塑造人物形象的又一固定模式。“坏人坏事”叙事的选择有效地保障了作家们的政治生命，从维熙自不例外。如《远离》中党员井泉除夕之日舍弃与家人团聚前往合作化运动的前线。《春雨》中合作社村组组长郭林与生俱来的先进。《望月老头》中望月老头公而忘私，能先别人之急。《入社的礼物》写即将入社的贫农满福添钱为社里献出一份大礼。《春子落生的时候》中区委书记井连春为治水患过家门而不探看怀孕待产的妻子，最后于突发水患中牺牲。同时，从维熙遵循阶级斗争的指向，启用“坏人坏事”模式力图“描写各种各样的否定人物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势力，是为了使读者认识，并鼓舞读者去批判和斗争。”③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富农是被限制、中立和斗争的对象，青年从维熙更为激进。《八月的梆声》和《村野的风暴》着重讲述富农们猖狂破坏合作社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乡村建设的正常开展，“继续革命”由此被合理化。短篇小说《曙光升起的早晨》已探及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政权中变质堕落干部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持续关注，成为1957年下半年从维熙遭受批判的重要原因。
从维熙通过“新人新事/旧人旧事”、“好人好事/坏人坏事”的叙写，从形式上印证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无比正确，他和同代作家一道致力于“批判集体化过程中的小农意识”，再现“‘一大二公’的合作化”与“实行‘单干’的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④，认可集体主义价值观对乡土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势和乡土子民的日常生活拥有的统领地位，强化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风潮，真诚地拥护党这一時期几乎所有涉及农村和农民的方针政策。表现在作品中即作者欣喜于落后人物发自内心的转变，如在“入不入社”问题上，从维熙通过大量事实肯定了合作社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力，满足了人民尤其是贫民们“翻身农奴把主做”的愿望。只是当合作社的发展方向有违乡土中国子民“有吃有喝，分房子住”的简单理想时，乡民们则不得不“放弃农民祖祖辈辈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⑤，进而表露出对合作社的认同危机。这被从维熙敏锐地捕捉到了。实质上，“从土地主人向国家主人的转型不只是一种外在形式上的变化，它更意味着试图对于个体思想和情感加以历史改造的实质，以便适应新形势之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诉求。……它首先预示着放弃。”⑥从维熙基于合作化运动对中农、富农的利益诉求的剥夺，重点考察了政治对民间的强势介入及中农、富农们在面对这一历史巨变时的隐曲心态。这成为其稍后创作上的突破点。
其时，从维熙的小说集中凸显了政治青年们至公至诚的无私奉献、超乎想象的政治热情、神乎其能的政治动员能力及对未来积极乐观的体认。我们毫不怀疑政治动员时代里一个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对政治痴迷的传奇，但从维熙的歌颂有时就过了头，如《红林和他爷爷》中当河堤被水冲决时，十一岁的红林跳下水“上牙紧咬嘴唇，嘴唇出了血”救大堤时想着：“这是全组的副业，大伙儿的财产……”，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发自天性的合乎其年龄特征的内容全然消失。《七月雨》中劳动模范老福叔偷摘包谷棒时被年仅十二三岁的二林子发现，二林子即以集体主义荣誉感与价值观批评老福叔。作者的这些设计有悖人伦常情，而情节设置上的小题大做甚或符号化显现着创作者的浮躁和稚嫩，尤其替先进人物老福叔设计如此低级的错误凸显着小说理念化与符号化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