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都一样”的乌托邦想象

“男女都一样”是中国妇女在争取解放过程中出现的口号。参加生产劳动是走向解放的重要一步，1950年代初小说对此进行了描述，其中裹挟着伪女性化书写方式。伪女性化书写是指小说表面以描写女性为主，主张男女平等，事实上有悖男女平等要义，男性作为女性的对立面而存在，是在主张女性权利话语之时实施的女性压迫。其描写的女性在侵占男性生产劳动领域时，表现出趋于男性的特征，女性特征仅是生理表象，其内在以男性价值作为追求标杆。这是压迫女性的隐蔽描写方式，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现象。

无论伪女性化书写的具体表现方法，还是隐藏在其背后的思维模式，它们对于今天的女性创作都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然而研究界对此一直缺少细部研究，研究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妇女解放的想象路径——生产劳动

马克思主义者对生产劳动之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做过阐释。恩格斯指出：“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统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a德国的社会主义运动者蔡特金认为：“同工人受资本家压迫一样，妇女受男子的压迫；而只要她们没有达到经济独立，他们将继续受到压迫，而她们获得经济独立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劳动”。所以“在当前经济发展中，妇女劳动是必要的”b。上述论者都指出生产劳动对于妇女解放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c因为“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d中国妇女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也确立以生产劳动为中心的方针。由此可见，社会上下都认识到女性参加生产劳动的重要性。1950年代初，在时代大气候的激励下，作为遭受四重压迫的中国女性，深受鼓舞，纷纷走出家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小说对此进行了形象的刻画，伪女性书写也随之出现在小说中。

伪女性化书写发生的时空常常和生产劳动场景紧密相关。作者意图在劳动中展现新中国女性的英姿。乡村、城市的女性都进入了小说写作的范畴，她们或是普通群众，或是领导干部，都无一例外地热爱生产劳动，是生产的行家里手。小说对此进行了细致的描绘。为了能进行技术革新，更快更多地纺纱，纺织女工古小菊不断努力，“把新的办法试验了两天，第三天就把看台能力提高到每人看四十八台。”e一个女工看四十八台机，这需要超强的工作能力，因为这不仅是对体力的挑战，更是对意志的考验。在农村，妇女也是劳动能手，且看她们的劳动场景，“九月天气，棉花吐絮了，雪白一片，跟天上飘动的白云一样。地里，有许多年轻妇女，筐挂到手腕上，用另一只手摘棉花。怪马溜的，手一伸，一大团棉花絮就络到手里了，向筐里一扔，动作可真熟练。”f妇女们热爱劳动，在劳动中得到了快乐。女性走出家门，与男性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在与男性享有平等的社会劳动权时，广大的女性重拾了自信。她们昂扬的精神风貌在小说中一览无余。女列车员赵凤英是革命农民家庭的女儿，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感到幸福愉悦。小说描写她看到旅客出站时幸福的心情，“赵凤英默默地看着这些从她窗下走过的人群：工人、农民、军人、工作干部、老太太、年轻姑娘……心里激荡着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她今天的心情特别愉快，她觉得她周围的事物似乎比平时更加美好，而每一个走过她窗下的旅客都使她有一种亲切之感，似乎每一个人都向她点头微笑，而她的嘴角上的一对酒窝，也因微笑而显得更深了，幸福的愉快在包围着她。……”g女性在生产劳动中获得了幸福感，挖掘了自身存在的价值。

二、“男女都一样”的书写悖论

随着阶级斗争的展开，并不是所有女性都是被解放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指引下，女性解放运动和阶级斗争相结合，从属于阶级斗争。在斗争过程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她的阶级属性，其次才是她的性别归属，作为敌对阵营的女性，她们没有被解放的权利，只能是专政的对象。尽管她们也是女性，但是她们由于自己的阶级属性而丧失了自己的性别特权。小说中出现的地主婆子都是生产劳动的破坏者，仇视共产党政权。对地主婆子的处理方式表明了在阶级斗争旗帜下的妇女解放很大程度上是泯灭性别差别的行动，女性只有是先进阶级的成员，才能获得劳动的权利。同时，不容怀疑的事实是：一旦被归入先进阶级阵营，这些女性都是这一阵营的一分子，她们的识别标志是同志而不是性别，男女在这层意义上得到了平等。问题的纠结在于男女平等参与生产劳动之后，性别差异就毫不客气地显现了出来。小说刻画了女性在“男女都一样”口号下的积极行动，当然这要归功于小说家带有倾向性的叙述，他们让女性和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为了显示阶级解放而带来的女性解放，小说家不惜想办法让男性退场，由女性来承担原来由男性独霸的生产劳动领域。年轻姑娘云芝主动要求学习耕地，因为她的父亲参加革命牺牲了，家里只有弱母孤女，参加合作社后，她就是撑门立户的角色。作者将她身边可能出现的男性人为地清理干净，为她进入男性生产领域做好准备，让她去学习耕地。耕地是一种重体力活，在农村一般都是男性承担，或许正因为这样，小说家才会把这种农活写入小说中，让云芝学习耕地，以此显示男女平等，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小说这样描写云芝第一次独立耕地的情形：“耧，总是不定的，像在生谁的气，在她手里跳动着，颠簸着，她手心开始觉得麻木，手臂也在发酸，眼前转动着金花，一圈一圈的愈来愈大，额角上的汗珠，开始冒出来，像露珠，像大豆，并且滴下了。”h显然。这种劳动超出了云芝的承受力。但是小说家在描写过程中，对这种现象充满了赞赏之情。“这闺女真出奇！真想不到！”i问题在于，年轻的姑娘的这种男性化倾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女性的解放是否一定要以丧失自己性别意识为代价。就真的像明光主任说的：“咱新社会还分什么男的女的？”j这些问题，在1950年代许多小说家眼中是忽略不计的。《汽车进庄来了》k、《女车间主任》l等小说在塑造女性形象时都存在这种伪女性书写倾向。

在伪女性书写中，女性的成功以男性退场为前提，此时，男性成了女性的潜在对手，女性成功标志在于侵占男性专有的生产劳动领域，而且只有占有这一领域才能形象地显示女性解放。这是在平等旗帜掩盖下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双向的。为了给女性提供表现机会，她们身边的男性只能处于失语状态，比如云芝的父亲已经死亡，张玉洁的丈夫在镇上合作社工作，她们只能独立支撑家庭，这才能给她们超强劳动的机会。在争取超强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女性貌似成功者，但是，这种成功背后可怜的一面很令人无奈，她们拼命侵占男性领域，不外乎表明男性获得价值的空间，女性也可以在这里成功，读者可以看到这些女性都以男性的价值标准在寻求自己的价值。

这种泯灭了差别的平等让女性在1950年代的小说中显得意气风发，然而，细读这类小说，伪女性化的描写让人对女性解放不由得变得警惕起来，张玉洁在和顺子逞强比赛扬场后，“劳动的时候，她觉得腰麻生生的有些发酸，甚至差一点仰倒了。”m作者描写了女性在劳动后的身体反应，不禁令人感到这种劳动强度对于女性的超负荷性。在此，小说家为读者留下了当代文学起步时期在生产领域里伪女性书写方式，女性们试于男性比高低，她们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1950年代初及其后续的时间里，由于“片面理解‘巾帼不让须眉’、‘男人能做的事，妇女同样能做到’，许多妇女凭一时的热情，在工作中特别是在体力劳动中，不顾自身的生理特点，大量消耗体力，有的落下了终生的病痛，甚至出现一些伤亡事故。”n小说家在运用伪女性化书写方式时不仅对此没有反思，反而借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正是在小说家秉持的“男女都一样”的视野中，男性却成了女性的对立面。男女之间是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斗争。在小说世界里，女性都能成功地颠覆男性——公公、父亲、丈夫、恋人等——话语。生产中、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中，为了显示女性的强势，小说家常常用男性来对她们加以衬托，肆意雕琢男性自私、落后等恶劣品质，从精神上贬低男性的存在价值。陈常德不求上进，一心只想过自己的小日子，不断催徐淑芳结婚，徐淑芳以分手威吓他，小说结尾处暗示陈常德有上进的表现o，这是对男性还算客气的描写，有的小说为了丑化男性，人物的外貌言行具有漫画色彩。周一杰p、许清廉q等人物形象的描写方法都有此特征。很显然，小说家想以此为女性解放壮大声势。

幸运的是，许多小说家在迎合“男女都一样”这一话题时，他们的创作不自觉地忠于了生活的样貌，描写出代际更迭之时女性的真实生存风景。在许多伪女性书写中，女性解放已成事实，读者可以看到她们在虚构的世界里雷厉风行地按自己意愿行事，然而，对她们迎头阻击的力量，小说仍然进行过描写，尽管小说家是以反面力量予以呈现的，读者可以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强大。石玉珍积极参加生产劳动，石大娘骂女儿：“你是七老还是八十，这样子怕闹呀！让你一个人浪到东浪到西你称心么？”r石大娘用带有贬义的方言“浪”字表达了她对石玉珍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抗旱劳动的不满。云芝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学习耕地，周围的人议论不断，“云芝那闺女，哪有个闺女的样子……”，“不像话！这还成什么话嘛！哪有闺女去学耕地的。”“想挣分嘛！充男人，黄狗咬月亮，影子没有。我看只是出洋相。”“没有教养……”s这些话语形象地描写出1950年代初轻视女性的社会风气。当然，小说并不想把这些言论作为批判对象，它的注目点在于女性在生产领域中敢和男性一比高下的英姿。小说家以性别平等的视野想象男女关系。伪女性书写下的人物时常给人拔高的嫌疑，因为社会舆论对她们是毫无影响力的，小说家人为地替他的人物铲除了前进障碍，这使人物失去感染力。这种失误和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无关系。

在表现男女平等时，读者在有些小说中也会发现基于男女平等之间的差异，女性在与男性争强时，男女之间的差别已然泯灭。但是当她们退出这一世界时，男女差异便不自觉地显现出来。张玉洁在看到多日不见的丈夫时，生产劳动中显示的要强能干就不见了踪影，“她也不好意思和王春雨说什么。挨过她丈夫身前的时候，两口子只是对看着笑了笑。”临近分手时，张玉洁悄悄地问丈夫和自己组签合同之事，王春雨眼中的张玉洁是这样的：“她很结实，很强壮，她的温柔的性格似乎与她的外形并不相称，甚至她很容易害羞。”t此时，小说对女性的描写基本符合男性历史文化对女性审美规范的要求，男性话语对伪女性人物刻画形成牵制作用。女主人公的男性化行为与女性化外貌描写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是政治话语和传统男权话语的摩擦，它表明过渡时期对女性评价坐标尚未确立之时而出现的言语矛盾。因此，小说中的女性给人既割裂又真实的感觉，这种创作时的矛盾，或许也是过渡时期作家的创作特征。

三、伪女性化书写的当下面相

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在生产劳动中获得了尊严。为了体现她们这份尊严来之不易，小说家将男性设计成她们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一）想象方式的二元性

在男女对峙之时，女性都是一副真理在握的姿势，她们在生产劳动中以强者的面貌出现，男性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对男性打压的过程，也是女性不断超负荷付出的过程。直到1990年代前后，随着性别差异日渐被研究者关注，部分学者痛切地发现1950年代的女性被“男女都一样”的光环忽悠了，林丹娅写道：“类似‘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半边天’的这么一种表征男女绝对平等意识的社会性口号，不但不能起着解放妇女的作用，反而成了女性在此名义下生存必须格外付出的无言的牺牲；而女性在此名义下只能无言的忍辱负重，却又支持了中国‘妇女半边天’论断式口号。……它带来的实际效应与其中口号的浮夸同出一辙，它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包括男性与女性的所有国民意识深处，这使中国女性的解放似乎只进行到某一个组织表层：她们以主人的新角色集体参与了社会活动，但在个体关系中，她们又必须笼罩在从属于男性的阴影之中。”u林丹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可惜的是，1950年代的小说作者没有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而仅仅是一味高唱赞歌。当然，作者也受他们观念的制约，这样的反思也只有在跳出阶级话语体系、性别差异再次回归到人们的视野中时才有可能。这并不是等于说性别差异思维就能带来一劳永逸的效果。作者也应该防止性别差异带来误区，如果绝对地对待性别差异，那就有可能仅仅关注女性自身的特质，尤其是生理特质，现今盛行的“身体写作”即可见到这种危险，再加之商品消费的诱惑，有些女性解放书写已成了女性身体空壳展示的舞台，它同样也成了伪女性化书写。从表象看，1990年代以来的女性身体书写是对1950年代初期及其以后文学忽视性别差异的反拨，但这两者的想象方式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把两性关系推向极端的文学书写，在当代文学的起始阶段，小说对女性解放的想象方式即为当今的小说书写埋下了伏笔。现在，小说对性别差异的强调未尝不是对过去性别平等的反弹，秉持这种反弹，再加上经济利益的诱惑，它一不小心就可能使创作成了伪女性化书写。1950年代小说被重新提及的意义由此凸显。

追昔思今，当年小说家及其作品的得失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警醒意义。就伪女性书写看，今日的有些女性创作进入了性别差别绝对化的书写，这类女性书写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已经被市场彻底绑架，与市场一起狂欢，女性书写已经成为消费的对象，它貌似表现女性，为女性张目，实际上，这里的女性是失去灵魂的，根本不能承载女性解放的追求。它和1950年代初期小说创作一样，女性解放在小说领域里已走向歧途。然而，文学实践表明文学不能仅仅关注某一方面，它还应该注目人的其他诸多面相、更应重视自身审美价值追求。从这点看来，1950年代的伪女性书写为今天的这类写作敲响了警钟。

（二）伪女性书写消失的可能路径

平等和差异一直是女性解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这也是1950年代初期和1990年代以来伪女性书写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只不过一方紧抓平等，一方注目差异。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高举身体写作的写手，他们将女性身体空壳和消费娱乐结缘，别有用心地执著于女性书写，美其名曰关注女性自身，这样的言论也只有她们自己相信。事实上，自1980年代以来，有论者就将后现代理论引进女性主义研究，在此理论映照下，身体书写的弊端早已显露端倪。这些论者指出“女权主义者之间关于‘平等与差异的对立’的论争就是在政治上弄巧成拙的方式表达出的意义的一个恰当的实例。这里，一个二元对立体被创造出来以供女权主义者作出选择，她们要么支持‘平等’，要么支持它的假设对立面‘差异’。事实上，这个对立面本身遮蔽了这两个概念的相互依赖性，因为平等并不是把差异消灭，而差异也不排斥平等。”v这些主张给文学创作以极大的启示，伪女性书写也有了消失的理由。男女不再绝对讲求平等和差异，不再为了突出女性与男性的平等而不断人为地拔高女性，也不要因为强调男女的差异去刻意突出两性的不同。男女两性不是二元对立面，它们的内涵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而不是静止不变的。在此观点的洞照下，女性书写或许能找到新的方向。这也让读者看到伪女性书写消失的可能路径。

中国女性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质疑反对之声不绝如缕。对此现象，董之林先生在阐释当代女性主义批评现状时曾指出：“当代女性主义批评作为一种边缘话语出现的时候，并没得到学术界普遍承认，至少对这种话语的学术性还有种种疑虑。比如在一些十分正规的学术讨论中，只要涉及这个话题，就少不了听到这种议论：现在女人的权利究竟太多，还是太少；女人的天性与她们的社会角色，还有她们希望获得的权利之间的关系也许从根本上就是无法调和的；更难听的说法是女性主义批评给男性生活带来灾难，使女人变得不像女人，甚至家将不家，国将不国了。总之，把女性主义批评狭隘地理解为两性之战的产物，把它从当今学术语境中分离出去，无视这一份富于生产性的理论资源，是将有关女性主义批评的讨论庸俗化的常见做法。”w针对这种现状，关心女性解放的人必须对此予以足够的警惕。作为传播媒介之一，小说理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运用文学语言书写女性解放的应然状态。可惜的是，目前有些小说不仅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它们反而不断地授人以柄，末流者已经将女性身体与商业消费捆绑在一起，为女性解放留下了予人诋毁的证词。面对这种创作局面，或许重回中国当代小说的起始阶段，也许能找到它的某些病因，其中之一就是伪女性化书写。本文的批评即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力求触摸1950年代关于妇女解放的诸多文学想象方式之一的伪女性化书写，尽可能找到今天和1950年代这种书写方式易为人忽略的联系，以有利于当今妇女解放的小说书写。

【注释】

a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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