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人生》（纪实文学）
时间：2021-03-02 07:58: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探索彷徨中初获成功
1977年之后，中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最先感受到这种巨变的，当然是神经最敏感的作家。文学的潮头，是“伤痕文学”的涌现。
《人民文学》1977年11期发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引起了中国文坛和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这是一篇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充满了强烈的启蒙精神的小说。它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所造成的“精神内伤”，小说发出的是“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强烈呼声。
对“文革”苦难的揭露真正成为一种潮流，是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发表在《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为标志的。这篇小说以悲剧的艺术力量，震动了文坛，作品中对人性、人道主义的描写，突破了长期以来关于文艺的清规戒律，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而讨论最终得出的肯定性结论，又使这篇小说成为我国文学界在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的先声。到了这时，人们才真正理解到，他们确实经历了一场人为的灾难，他们以往忍受的一切是应该而且可以否定和唾弃的。于是他们压抑许久的愤懑立时喷涌而出，当这种愤懑大量地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便形成了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思潮涌动之后，紧接着，是“反思”文学的潮流。这个时期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侧重于暴露和控诉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个人以及家庭所造成的悲剧。
路遥没有盲目追赶当时的文学潮流，一是这样的创作思路并不对应路遥的题材优势和心理体验；二是路遥更多地在思考文学的价值和生命力。他当时在与文学同道讨论文学话题时，表现出对俄罗斯文学的喜爱和倾慕，这是之前阅读外国文学经典著作时，偏重于俄罗斯文学的缘故。他喜欢托尔斯泰的宏大，也喜欢艾特玛托夫忧伤的抒情。
同时，在陕西省作协，或者说在陕西文学界，有一位独特的作家——李小巴，对路遥的创作影响很大。李小巴和许多作家的不同是因为，他既是作家，同时还是潜心研究中外文学作品和小说理论的学者。这种兼顾创作与理论的特殊身份，注定了李小巴的大脑里储存着不少别样的见解。从1976年路遥大学毕业到《延河》工作，一直到1985年，将近15年时间，路遥几乎隔一两天就要到李小巴家里来，在李小巴的小书斋交谈。他们很少闲聊天，谈的话题几乎全与文学相关。路遥每每有创作冲动，或是小说的最初构思，都要找到李小巴，对他讲一遍。李小巴给予路遥的启发和指教，让路遥获益匪浅。李小巴则逐渐发现，路遥不仅有着出众的聪明和机智，而且有着陕北人特有的智慧寓于稚拙的幽默感。路遥讲述的一些艺术细节，时常逗得李小巴发笑。
这段时间，路遥一边在编辑部从事日常的编辑工作，一边审视着文坛的动向，思考中，在业余时间创作了10篇左右的短篇小说。写作的顺序已不得而知，只能知道陆续在全国期刊上发表的顺序是：
《不会作诗的人》（《延河》1978年1期）；
《在新生活面前》（《甘肃文艺》1979年1期）；
《夏》（《延河》1979年10期）；
《匆匆过客》（《山花》1980年4期）；
《青松与小花》（《雨花》1980年9期）；
《卖猪》（《鸭绿江》1980年9期）；
《姐姐》（《延河》1981年1期）；
《月下》（《上海文学》1981年6期）；
《风雪腊梅》（《鸭绿江》1981年9期）等等。
对于一般的作者而言，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能发表10个左右的短篇，是可以得到些安慰的，但是对于路遥来说，这些短篇大多发表在省一级刊物上，而且都没有引起文坛注意，更谈不上有轰动效应，这与路遥的期望值相差甚远。要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中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年代，一篇短篇小说，就可能产生轰动效应，作家不仅能得到评论界关注，而且常常一夜成名，而这恰恰是路遥所期待的。
这时期，陕西作家莫伸在《人民文学》（1978年1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窗口》，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贾平凹发表在《上海文学》（1978年3期）的短篇小说《满月儿》，也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朋友们的这些成绩，无疑对路遥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但是，路遥并没有表现出焦躁情绪，他依然认真地工作，到了夜晚，依然独坐于一盏孤灯下，烟雾缭绕中，熬夜读书、思考。他要积极寻找自己创作的突破口。
1978年冬天，路遥躲在《延河》编辑部后院一间小屋里，闭门谢客，一周之后，一篇极具挑战精神的中篇小说诞生了。
路遥将这篇小说——两本八开大稿纸的手稿，先拿给诗人、《延河》编辑晓雷看。小说标题处是空白，只有一句扉语：金盆打了分量在。晓雷一口气读完那部作品的初稿。
只觉得脊背上冷汗津津，心里边波涛汹涌。这是用否定的态度，正面描写文化大革命的残酷与丑陋的小说，那时，我的心理还停留在一种旧有的理论定势中，恪守着一种所谓的发展和贡献的论断，忽然看见一部讨伐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檄文，不能不感到震惊。当路遥征询小说的题目时，我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地商讨，最后觉得《牺牲》一题最为恰当，既是点名主人公在两派的斗争中牺牲了肉体，又暗示主人公和两派群众组织都做了一次无谓斗争的牺牲品。（晓雷《颓败的瓦屋》）
之后，路遥又将作品拿给作家李小巴和《延河》编辑部主任董得理审读，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李小巴和董得理都肯定了这部作品，这个中篇小说既不属于“伤痕文学”，也不属于“反思文学”，与当时的潮流不甚合拍。尽管内容是以描写“文革”中两派武斗为背景的小说，但作者的着眼点是在塑造县委书记马延雄这个人物。在两派群众组织即将爆发大规模武斗的危机关头，是他不畏艰险，挺身而出，企图阻止一场无谓的伤亡事件的发生。这部反映“文革”生活的作品，主题和角度，都不同于当时文坛上弥漫的那种控诉、抱怨情绪。路遥独辟蹊径，赞颂了在那个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怀着对人民群众无比的热爱，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护群众的英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