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希神话悲剧意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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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希神话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复苏,神话在表现命运、反抗、婚姻爱情、哲理等主题时所蕴含的悲剧意识愈见鲜明,孕于海洋文明的古希腊民族具有一种勇于冒险和探索的积极进取的精神,而孕于农耕文明的古华夏民族更多的是具有一种安于现状、任劳任怨的消极抵抗的精神。本文就中希生存环境、婚姻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的不同点与相同点,尤其是中希民族对悲剧意识的体验进行了分析与解剖。
关键词:希腊神话 中国神话 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41 文献标识码:A
神话是人类童年的产物。原始初民以简单直觉的神话思维方式不自觉地建构了一个神话世界观。随着几乎每个民族历史的不断前进,孕育于不同民族文化形态中的神话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加之人类自我意识的蒙醒,表现在神话中的各民族对生命悲剧的体验也大大增强了,对于中希神话而言,亦如此。本文就中希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婚姻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等的不同点与相同点,尤其是中希民族对悲剧意识的体验,鲜明的体现在中希神话关于命运、反抗、婚姻爱情和哲理等悲剧主题上进行了分析与解剖,发现中希文化溯源于中希神话,二者有较强的对比性,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是可以互补的,它们共同丰富了人类的宝贵文化。
一 命运悲剧
早期人类在面对威力无穷的大自然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的思想与对自然的认识不够,无法驾驭自然与解释一些神秘的自然现象而将其神化或妖魔化,认为在自然界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超乎寻常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掌控人类,也可以掌控自然。在这种原始的简单的神话世界观中,看似荒诞不经的神话产生了,并且不断得到发展。面对“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理解”时,不同地域与民族的神话都渗透着很强的悲剧意识,对自然的征服中也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命运观。古希腊民族以海洋为生,变化莫测的海洋培育出希腊人放浪不羁,冒险追求个人利益的性格。因此,在希腊神话中,浪漫色彩很浓郁,并且“古希腊悲剧中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的命运观”。西方直觉主义美学家尼采说古希腊人“不是放弃命运,而是对命运的肯定,祝福和神化”。他们对生活和生命拥有一种积极的态度。而古老的华夏民族深居内陆,艰苦恶劣的农耕环境唤不起人们丝毫的遐想,人们必须靠天吃天、靠地吃地,长期以来形成了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坚忍不拔的性格,生活经验告诉华夏先民必须通过努力才能对自己的命运有所把握,这也说明艰苦的生活没有让这一民族对生活彻底失望。但无关乎现实利益的东西人们是不去思考的,面对无法解决的困境时更凸显其抵抗悲剧的消极的精神。与古希腊的文化精神相比,古华夏民族在某种程度上透析出叔本华悲观主义的色彩,在认识到“宇宙人生的可悲性”时,“主张自愿走向涅 ,放弃生命”。可以说文明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千差万别来,但在更深、更广的意义上讲,它们是相同的,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诠释着对生存与生命的理解,而神话便是其中最古老最原始的方式。
在希腊神话中,有很多与命运悲剧有关的“神谕”的故事,而中国的神话中则没有。实际上,这种“不可逆转”的神谕就是“未被古希腊先民征服的自然环境和未被认识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古希腊人认为的“命运”或“定数”。这种命运的悲剧往往被称为命运的“必然之车轮,无可逃避,唯有承担”。而在中华民族这个农耕文化的国度里,神话故事中缺失类似“神谕”的命运悲剧,这也说明了纯朴务实的原初先民理想化的生存愿望。所以就悲剧意识而言,中国神话更强调抵抗悲剧的精神,尽管这种抵抗是默不作声的消极的抵抗。
二 反抗悲剧
在中希神话中存在大量以“反抗”为主题的悲剧,前面所涉及到的“命运悲剧”其实也是“反抗”的悲剧,而在此将侧重点移在反抗神与自然方面,对神的反抗包括凡人和神以及神对神的反抗,对自然的反抗包括征服与利用自然。这反映了早期人类在主客未分的朦胧意识中想摆脱自然以获取最大自由的努力,是人的天性使然。中希神话中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也大有异趣。古希腊人表现在神话中的是人神交合、世俗欲强烈,光怪陆离,在故事叙述上也表现出神秘曲折的跳跃感及节奏变化的急促紧迫;而华夏民族由于长期单一的农耕文化,艰苦恶劣的生存环境迫使人们无言地承受苦难,沉闷,散漫与色泽的单一间接地反映在神话世界里。这里其实蕴含着一种巨大的悲剧意识,将自然给人的局限全部移植在人对其默默的反抗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悲剧的力量。
在希腊神话中,神与人的区别在于神可以长生不老,拥有超穷的力量和渊博的知识,可以以自己的超大力量去惩罚不尊重他的人,因而作为凡人对神的彻底反抗,其实隐喻着希腊先民对自然的征服欲。而中国的神话则不同,由于万物有灵论与图腾崇拜思想的影响,诸神多呈现为半人半兽的结合体,就连东方创世始祖女娲与伏羲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这些神往往具有古典的集体主义、自我牺牲及造福人类的崇高精神。从这里也可看到不同地域,民族与文化传统的中希神话有一些共性,亦有不同。在希腊神话中,从第一代神的家族始,杀父娶母、杀子祭神、杀子复仇等血腥与乱伦故事中,我们是可以隐约地看到希腊人的原罪意识,就连普洛米修斯盗火,也不同于中国燧人氏的钻木取火,这“对有思想的原始人来说,似乎是一种罪过,似乎是对神圣自然的一种掠夺行为”,至于基督教的罪感文化,理应有它的渊源。恩·卡西尔在论述宗教与神话关系时,这样说“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我们不可能确定一个标明神话终止或宗教开端的点。宗教在它整个历史过程中始终不可分解地与神话的成分相联系并且渗透了神话的内容。”而对于同孕育于欧洲且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希腊神话与基督教文化来说其必然有密切联系,希腊神话是有其宗教内涵的,古希腊原始初民不自觉地感受到了一种原罪意识,且其亦以感性直觉的形式表现在了丰富的神话世界中,且类似于“惩罚”的主题在后来的各种文学形式中也很常见。
反抗自然的神话意义可以有多种解释。因为“自然”这个词本身意义的多样性。中希神话中都有这方面的例子,如希腊神话中各司其职的众神,海神波塞冬、太阳神阿波罗、月亮神阿耳忒弥斯等;中国神话中盘古化为万物,有湘水、洛水神,河伯等。近乎一则则历史故事的传说,自然很少被神化,往往很难征服,相反强化了征服者的那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如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当然,自然给人类带来的某种局限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克服的,人类要认识并适当地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在中希神话中关于“天梯”的故事也不少,实际上这也是人类反抗自然,想进入“神”的世界而长生不老的愿望。在中国神话中,关于“长生不老”的传说很多,在《山海经》中,类似“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的故事亦很多。所以人类试图通过努力建功立业来达到对生命的延续及对生命价值的提升。
三 爱情婚姻悲剧
爱情与婚姻是包括神话在内的文学历久弥新的主题。中希神话中不一例外地均有许多浪漫传奇、色彩斑斓的爱情婚姻故事。但由于中希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文化精神的迥异,致使在最具有情感波发的爱情婚姻神话中,对于感情的传达、对于婚姻爱情的态度以及在感情出现危机时的举措都相应地表现出不同来。希腊的海洋文化孕育了人们敢爱敢恨、大胆去追求自己所想的外露张扬的性格,同时他们也很重视基于个人自由与尊严的独立;华夏的农耕文化孕育了人们对于爱情的敢于追求,并通过忠贞不渝地追求或反抗来自他人的阻力最终成为眷属的美好品格。较希腊人重性,重欲,与张扬人性不同,中国古人更注重情与德,讲究在情感表达方面要含蓄蕴藉,用情要专一。然而对于爱情婚姻而言,并非人人都能得到幸福,神话中也一样。在最美的悲剧中暗含着人类在情感方面复杂矛盾的困惑。与中国神话不同的是,希腊诸神不像中国神话中的“神”所具有的尊严与庄重,他们是不受伦理道德约束的人,希腊神话更像一部“人话”。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及后来神话历史化,使其更符合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忠贞不渝,用情专一,再则农耕文化较缺乏开放、轻松的环境,人们更敬重同甘共苦的情感,表现在婚姻爱情方面为重情与德,削弱了爱恨情仇所引起的强烈的情感变化,往往表现得含蓄深沉。可以看出,中希神话都很赞美、肯定、同情女性。
四 哲理悲剧
尼采在哲学著作《悲剧的诞生》中认为“悲剧神话的衰落是人类失去了不可察觉却又无处不在的守护神,失去悲剧神话的人就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生存的根”,“没有神话,一切都会丧失其健康的天然创造力”。其实,尼采在其悲剧理论中论述的神话的悲剧性,是对于一切神话均适用的,其悲剧性一定程度上是来自其深刻的哲理性,囊括宇内,纵横古今。而中国神话对于悲剧意识的削弱,与之相应的也缺乏哲理性。此外,中国神话的历史化、神鬼不分的观念与注重实用理性的儒家思想的删改,及华夏民族不善于进行抽象的思辨思维等原因,均造成其神话本身较缺乏哲理性。而古希腊民族则不同,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形成了迥异于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在希腊神话诞生时便孕育于一种“真理”之中。“古希腊悲剧终极性地生存着原始的真理语言,是宗教艺术、哲学还没有分裂之前的意识形态的母体,是无法被后世的概念性语言相消融的原始意象”。而面对同样的处境,中国人很少去思考与现实利益无多大关系的形而上的问题,“知足常乐”“富贵在天”的思想很有市场,这种终极意义上的悲剧意识被有意忽略了,那种耐劳与韧性及坚强的精神被凸显了出来,但是“只有当我们被迫进行思考,而且发现我们的思考没有什么结果的时候,我们才在接近生产悲剧”,希腊神话便是这种深沉的悲剧意识的不可企及的范本。
希腊神话在揭示其悲剧性的同时,也在探讨人类不幸的根源。神话世界观以其直观的思维深入人的内心深处,探讨困惑人类普遍文化心理的原因,这与希腊民族善于思辨的哲理性思维密切相关。在神话中,唯有哲理性愈强的故事,其所揭示的人类困境愈鲜明,如忒修斯“不和的金苹果”所隐喻着人类不幸根源在于人的欲望,赫拉象征权力与财富,雅典娜象征着智慧与荣誉,阿芙洛狄忒象征着爱与美,帕里斯是欲望所指,是希腊人性格气质在神话中的表现;而华夏民族的实用理性思想使其很少去思考关于终极性的哲理,或是有意无意的避开,以其处在一种“知足常乐”的达观命运之中。中希神话在“哲理性”“悲剧性”“悲剧精神”方面的侧重点不同,较希腊神话而言,中国神话缺乏哲理性,但更凸显其抵抗悲剧时的那种精神,将关注点指向行动中的人,而希腊神话更多的是将视角对准人在行动中如何表现。
总之,源于不同文化传统的中希神话,在面对不可回避的悲剧主题,譬如命运悲剧,反抗悲剧,婚姻爱情悲剧与哲理悲剧时,中希神话均以光怪陆离的感性直觉形式阐释着人类对于命运最基本而又最深刻的理解,同时也表现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来,由这种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同文化精神在中希各民族的身上呈现了出来。古希腊民族敢于冒险与探索,崇尚武力,肯定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生活方式是人与自然的最高契合;而古华夏民族安于现状,坚强的意志与韧性培育出达观的处世原则。中希文化溯源于中希神话,二者有较强的对比性,也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是可以互补的,它们共同丰富了人类的宝贵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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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华夏出版社,2004年。
[8] 斯威布:《希腊神话与传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作者简介:
郑艾萍,女,1962—,河南郑州市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与应用语言学,工作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屈妮妮,女,1975—,陕西临潼人,在读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工作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