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闽人东海图景文学书写

摘要：晚明东海文明开始进入一个发展的快车道，但是前贤多从历史、经济、地理等方面论述此时所取得的成就。与此同时，在闽人笔下东海呈现出不同的文学样貌。独特的海神崇拜塑造了众多海神形象，在闽人笔下海神不仅是个人生命财产的保护神，更被赋予充满温情的人性之美。除此之外，国防文学题材第一次以海战的形式进入文学视野，《闽海赠言》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国防文学集。此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新扬帆，使得闽人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都在闽人笔下有着丰富的呈现。

关键词：晚明；闽人；东海图景；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5006906

中华先民虽然自古就在滨海、岛屿之地居住，但是以农耕文明为主、游牧文明为辅的传统文明样式令先民对海洋的探索相对滞后与不足。相对较少的海洋文明书写则往往以“东海”这一较为模糊而又变动的文化地理概念概括。“东海”，先秦时期多指今天淮河中下游区域，濒临今之黄海。《礼记·王制》曰：“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1]东海为“徐州域”，即今鲁南苏北之地。《战国策·楚策》曰：“楚国僻陋，托东海之上。”[2]“东海”即“东海郡”，今山东日照市东南。《史记·齐太公世家》集解引《吕氏春秋》云：“东海上，乃东夷之土。”[3]“东夷”即淮夷。清代大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就明确记载：“淮夷，在南直徐、邳诸州境，亦曰东夷。”[4]汉魏以降，“东海”的文化地理概念开始南移，但是区域远远大于今天所说的东海。“释氏《西域记》曰：‘恒水东流入东海。盖二水所注，两海所纳，自为东西也。’”[5]此乃以印度为坐标，其东之水域即今南海。“东海”的文化地理概念直到明代嘉靖末期才出现与今天东海大致一样的区域范围。嘉靖四十一年（1562）理学家章潢在《四海华夷总图》中所绘“东海”，东面为“日本海”，北面为“朝鲜”，西面为长江口“浙江”，东面之南为“大琉球”（琉球群岛）、小琉球（台湾省）。而恰恰也正是这个时期，在文人笔下呈现出万花筒般书写的东海图景彻底超越了传统的渤海、黄海，成为中国海洋文明中最绚丽的一部分。然而令人略感遗憾的是，对晚明东海图景的书写前贤多从历史、地理、经济等方面进行，但是从文学视域关注此时东海图景的成果却寥寥无几。笔者不揣浅陋，书成此篇，权当抛砖之用。

一、海神颂扬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指出，海洋“表面上看来是十分无邪、驯服、和蔼、可亲；然而，正是这种驯服的性质，将海变成了最危险、最激烈的元素”[6]。正因为如此，生活在闽台海疆的东海之民在还不了解海洋的运动规律、无法抵御海洋灾难时，便会对海洋的广阔、深邃和神秘产生敬畏与恐惧，于是有关海洋神灵的崇拜也就自然出现了。闽人海神信仰由来已久，西汉之前闽越族的图腾蛇逐渐演化为后世的海神，清初郁永河《海上纪略》云：“凡海舶中，必有一蛇，名曰‘木龙’，自船成日即有之。平时会不可见，亦不知所处。若有木龙去，则舟必败。”[7]宋、元以来，福州、泉州等地成为海外交通的重要窗口，尤其是泉州港更是“巨商大贾，摩肩接足，相刃于道”[8]1489。然而大海喜怒无常，随时都可能发生船覆人亡的悲剧，南宋诗人刘克庄《泉州南廓二首》就描述了此种恐惧无奈之心态：“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实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只博黄金不博诗。”[9]因此，除了原有的海上保护神之外，这时期海神第一次被大量塑造出来，据林国平先生统计至少有15位。万历漳州名士张燮《东西洋考》载：海舟所祭祀的主要神灵有协天大帝（关帝）、天妃、舟神，“以上三神，凡舶中来往，俱昼夜香火不绝，特命一人为司香，不事他事，舶主每晓起，率众顶礼”[10]。

但是到了晚明，妈祖崇拜一枝独秀。妈祖，又称天上圣母、天后、天后娘娘、天妃、天妃娘娘、湄洲娘妈。妈祖原名林默，世人尊称林默娘，莆田县湄洲岛人。生于北宋建隆元年（960），二十八岁羽化成仙，成为东海海疆人民尊敬的海神。万历、天启年间，随着东海海疆人民海外贸易的昌盛，歌颂妈祖的诗文更是层出不穷。如晋江人林云程《天妃庙》云：“野涨泛溪八月潮，出城骋望水门遥。港通海外昆仑舶，邸倚天南万里桥。地自一初名别洞，鼎从万历纪神尧。烟光云气相涵映，决眦十分景色饶。”[11]133诗歌描绘了妈祖庙外万帆竞发，天、地、海一色的壮丽景象。再如南安人黄思近《题安海天妃宫》云：“宫开泽国面峰岚，一望青天水气涵。片席遥飞波处所，长桥横锁海东南。鸥凌海浪乘风泛，山敛夕辉对客酣。银汉秋霄扬月彩，群公登览恣幽深。”[11]138晋江安海镇为万历、天启年间东海海域重要的出港码头，出海人民为求得平安，少不了祭祀妈祖。另外，抗倭名将沈有容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率水师在料罗湾、南澳岛海域和彭山洋（澎湖）大败倭寇后，为感恩妈祖保佑，主持重建浯屿天妃宫，次年竣工，特撰碑记：

万历辛丑夏，余时承乏浯铜，奉檄南征。谒祈神祗，睹楹宇湫隘，实心徼厥灵：狙战捷乎，请更诸爽垲者。于是师抵南澳，攻岛彭山，歼之。聿怀神惠，日笃不忘。乃筑乃塈，乃石乃材。乃建前堂，前堂翼翼，乃开后寝，后寝肃肃。视拓旧址深广倍之。于是居民、过旅、爰兵士商渔，罔不走集，敬恭祝祷，灵盖赫然矣。——《重修天后宫碑记》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10月第32卷第5期翟勇：晚明闽人东海图景文学书写碑记盛赞海神妈祖不仅是将士浴血海上的保护神，亦是平民百姓日常生活中心灵的安放地。

除妈祖信仰外，一些本来海神色彩并不浓厚的神亦纳入妈祖信仰体系中，如临水夫人。临水夫人，俗名陈靖姑，福州下渡人，传说生于唐代，后被人尊为“扶胎救产，保赤佑童”的女神。但是她又同时掌管江河，为闽江流域的船民所崇仰。嘉靖年间，高澄出使琉球，使团成员多数为闽人，当海上遇险时众人求救于天妃诸神，后经天妃降箕曰：“吾已遣临水夫人为君管舟矣，勿惧！勿惧！”回到福州后，高澄偶然在福州水部门外发现了临水夫人祠，请教祠中道士，道士曰：“神乃天妃之妹也。生有神异，不婚而证果水仙，故祠于此。”又曰：“神面上若有汗珠，即知其从海上救人还也。”[12]历代歌咏临水夫人的诗文多为歌颂其护幼保婴，赞颂其海上护佑平安者较少，徐火勃《龙源庙》可为少有作品之一：“临江遗庙祀婵娟，少女宣灵五代年。蝌斗横纵阶下出，妖蛇降伏井中眠。春秋野老更罗袖，伏腊村童送纸钱。苔满古碑行客吊，妆楼无主锁寒烟。”[13]

在妈祖崇拜一枝独秀之时，其他海神仍在闽台民间拥有自己的信仰者，如玄天上帝。玄天上帝是北极玄武星君的化身，又称真武大帝、玄武大帝，是北方之神，主管天宫二十八宿中的北方（玄武）七星宿。根据阴阳五行来说，因北方属水，故也称其为水神。为祈求船舶顺水平安，泉州一带民众在宋时就尊玄天上帝为海神，并在东海之滨法石村建真武庙望祭海神：“玄武庙，在三十六都郡城东南石头山上。庙枕山漱海，人烟辏集其下，宋时建，为宋时望祭海神之所。”[14]随着明代永乐皇帝对玄天上帝的进一步加封，各地信仰玄天上帝非常普遍，在闽台两地玄天上帝被尊称为上帝公，李亦园先生即云：“早期的移民都随船供奉与海洋有关的神，包括妈祖与玄天上帝（北极星神，作为航海标志），以求平安渡台。”[15]郑成功收复台湾时，玄天上帝被供奉在船上，被视为航海保护神。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大力推崇玄天上帝，修建了许多玄天上帝庙。玄天上帝在明代的推扬也直接激发了文学的书写。在闽南、台湾民间神话故事中玄天上帝变得更形象生动：

上帝公，五代时泉州人，姓张，杀猪为业，事母至孝。母嗜猪肾，虽高价亦不售。留归奉母。母死后一日，顿悔杀生过多，罪恶深重，乃走至洛阳桥畔，以屠刀剖腹，投肠肚于江中，遂成佛。后其肠化为蛇，肚化为龟，每兴风作浪，竟又再显灵收之。故民间庙祀者极多，所塑金身，都穿盔甲、手执剑，一脚踏龟，一脚踏蛇，状其降伏二妖也。[16]

而万历年间建阳人余象斗《北游记》的创作更是把玄天上帝的传播从民间纳入文人知识范畴。《北游记》共四卷、二十四回，主要叙述了玄天上帝的出身、成道及下凡除妖保民之事。小说虽然总体成就不及《西游记》，但是亦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有情的玄天上帝。

二、国防文学

东海在南宋之后已经成为联系海外的交通要道，对东海控制权的争夺也渐渐成为华夏民族内部以及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争夺的焦点区域，因此发生在东海上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文学对海战的书写亦同时产生。廖肇亨在《浪里挑灯看剑：中国海战诗学之书写特质与价值信念初探》一文中云：“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文天祥（1236—1282）《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曰》一诗为中国海战诗歌的滥觞殆无疑义。”[17]然而大元百年以及明初郑和下西洋等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在中国文学中却罕见题咏。虽然明中期诗僧德胜在《补海汛词一首》序中云：“定海关外，杨周等山守汛诸兵风境凄。感古今词客多有《出塞》《凉州》等作，而略东南边海之苦。余窃不满，聊补古人之缺题，故云补海汛，情见乎辞！”[18]但是文学对海战的关注直到嘉靖中后期才在倭寇扰乱东南沿海的战役中到来。而此时发生在东海上的战争亦成为关系华夏民族利益的国防战争，其中描写闽台军民抗倭、抗荷的国防文学①题材虽然是首次登上文学舞台，却呈井喷式呈现，涌现出一批爱国诗人，如俞大猷、陈第、何乔远等。

有“俞龙戚虎”美誉的俞大猷不仅是一位抗倭民族英雄，亦是一位文人。俞大猷（1503—1580），字志辅，号虚江，泉州洛江人。俞大猷在与倭寇的长期战斗中发现倭寇虽然乘船而来，但是更擅长陆战，不善海战。鉴于此，俞大猷从战略高度提出：“贼海来，当以海舟破之，若我专备于陆，贼舟舍此击彼，我不胜其备，贼不胜其击，逸在彼而劳在我，非计也，宜多集海舟击之。”因此在《舟师》一诗中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了海战中抗倭健儿之英勇：

倚剑东溟势独雄，扶桑今在指挥中。岛头云雾须臾尽，天外旌旗上下冲。

队火光摇河汉影，歌声气压虬龙宫。夕阳景里归篷近，背水阵奇战士功。[19]95

夕阳西下，一场与倭寇在海上的殊死决战一触即发。英雄手执长剑和指挥旗帜，身先士卒，猛冲敌舰，勇敢战斗，终扫净倭氛，全胜而归。颔联、颈联描述了战斗场面之激烈，刀光剑影、厮杀震天、旌旗翻腾，展现了抗倭男儿同仇敌忾之高昂士气与保家卫国之决心。全篇对仗工整，情景交融，声色并茂，气势豪雄，语言铿锵，起句“倚剑东溟势独雄”力重千钧，突出诗人与将士的高大形象，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壮丽的海战画卷。同时场景由静转动再到静，转换自然，不失为海战诗中之精品。朱双一认为：“它开创了中国海洋文学中‘海战诗’的新类型。在此之前，以海洋为题材的作品并不少见，写江河湖泊中的水战的，也非绝无仅有，但这样直接描写海战的，似乎很难找到先例。”[20]

再如他的《与展推府》：

匣内青萍磨砺久，连舟航海斩妖魑。笑看风浪迷天地，静拨盘针定夏夷。

渊隐虬龙惊阵跃，汉飞牛斗避锋移。捷书驰报承明主，沧海而今波不澌。[19]96

将军百战气势雄，直斩倭贼东海中。“笑看”“静拨”句透露出运筹帷幄之自信、从容。颈联展现将士们奋勇杀敌、气势震天之雄豪。全诗感情豪壮、一气呵成，可谓令人欢欣鼓舞、引人奋发昂扬之快诗。

在万历年间国防战争中，沈有容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民族英雄。 沈有容（1557—1627），字士弘，号宁海，安徽宣城人。任福建都司签事时曾亲率战舰赴台剿倭，大破倭寇。另外“（万历）三十二年七月（1604），西洋红毛番长韦麻郎驾三大艘至澎湖，求互市，税使高窠召之也。有容白当事，自请往谕。见麻郎，指陈利害。麻郎悟……扬帆去”[21]。两次海战不仅使日本侵占台湾推迟了二百多年，而且首逐荷兰侵略者，使荷兰人侵占台湾亦推迟了二十多年，可谓收复台湾第一人。对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当时闽地文人也给予了热情的歌颂。晋江人郭元春《赋东番捷》生动再现了将军用兵之奇：

时正值隆冬，寒江严威，凛凛刺人肤，将军中流四顾，但见巨涛起沫弥天，极目喷雪，指谓军士曰：“此非雪夜擒吴元济时耶？疾之毋徐！”岛夷方饯腊相酬曰：“莫予毒已。”俄而守者遥望之，曰：“彼泛泛若见若不见者，商舶乎？渔舸乎？”俄而曰：“以商舶意之，过多；以渔舸意之，过大。”方疑方骇之际，将军遂从天而下，一鼓而歼之矣；是韩信、李愬之兵也，不亦千古同一奇哉？[22]23

兵贵神速，沈有容克服巨浪滔天、远途奔袭等种种不利客观条件，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大获全胜，扬我华夏神威。逢此大捷，“闽省缙绅所赠言”不可胜数。如同安人傅钥作《破倭东番歌》赞曰：

年年海上二三月，恶少勾连倭窃发；随风南北疾如飞，朝在闽陬暮在粤。

今冬潜迹据东番，何处商渔不断魂？将军按剑冲毛发，自请提兵气欲吞。

狂风挟浪兼天涌，几折征樯神不竦；黑水黄云千里遥，楼船鼓角旌旗拥。

穷追两战便成功，矢石身当用火攻；海底波中枯白骨，腾腾杀气贯长空。

壶浆异域迎稽颡，宣抚终朝解衣赏；汉有伏波铜柱标，君今名姓勒其上。[22]62

倭寇勾结沿海奸民横行海上，给沿海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但是飘忽不定的行踪加大了打击难度。沈将军率部众、驾巨舟，克服狂风巨浪，身先士卒，直捣倭寇老巢。中间两联更是把敌我海战中惊心动魄的场景展现得淋漓尽致。

再如张燮《赠沈将军东番捷》：

羽林束发事从戎，四十威名剑盾中。海上楼船吞巨浪，日南夷国慑雄风。

扬旌万里烽烟净，挟纩三军苦乐同。会识勋标铜柱早，只今谁并伏波功？[22]91

“海上楼船吞巨浪”句，一“吞”字使沈将军所率领的部曲之威武雄壮尽显。

与上述赞扬沈有容将军英勇果敢的诗歌不同，与沈有容同舟往台湾剿倭的陈第所作《泛海歌》两首则直接歌颂了闽地健儿视死如归的豪情：

万历壬寅十二月初七，余同沈士弘将军同往东番剿倭。初八晚，舟过澎湖沟，飓风大作，播荡一夜一日，勺水不得入口，舟几危者数矣。余乃作歌以自宽，歌曰：“水亦陆兮，舟亦屋兮，与其死而弃之，何择于山之足、海之腹兮。”

飓息舟定，沈士弘具酌请复歌，余乃发其渡海之意，歌曰：“学而不足用者，耻兮；用而不能无用者，鄙兮。无用而不废时用者，谁氏之子兮。”[23]

汉文化历来重视叶落归根，死后归葬故里山川。但此诗鼓励健儿舟、海亦为埋骨之处，好男儿为国为民捐躯，何必马革裹尸还，此中透露出闽人超越生死的洒脱与豪气。

三、海上贸易

闽地山多地少，唐之后人口又趋于饱和，因此通过东海进行海外贸易渐渐成为闽人生存的第一选择。尤其是宋元以来泉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之后，东海之上闽人之帆不绝如缕。北宋泉州惠安人谢履《泉南歌》就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场景：“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地力。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船通异域。”[24]流寓泉州的李邴曾用“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来赞誉宋代泉州商贸的繁荣。闽地人民不仅冒险于海上，外域商人也来到闽地经商，《诸蕃志》云：“有蕃商曰施那帷，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业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25]明初至中叶一百多年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泉州等地市舶司等管理机构也被裁撤，闽地海外贸易受到沉重打击。但是闽南商帮最先冲破海禁航行于海上。西班牙人来到菲律宾之际，在马尼拉贸易的华商亦以漳、泉商人为主：“漳人以彼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见留吕宋者盖不下数千人。”[26]随着隆庆以来海禁政策的逐渐松弛，尤其是海澄设县以后，闽南商人获得了合法的经商权利，“饶心计与健有力者，往往就海波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凡捕鱼纬萧之徒，咸奔走焉。盖富家出赀，贫人以佣，输中华之产，骋彼远国，易其产物以归，博利可十倍，故民乐之”[27]435。与此同时，漳州月港亦繁盛起来。《海澄县志》载月港之繁华云：“方其风回帆转，宝贿填舟；家家赛神，钟鼓响答；东北巨贾，竞骛争驰，以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万。若微遭倾覆，破产随之，亦循环之数也。成弘之际，称小苏杭者，非月港乎？”[27]342月港自“商人勤贸迁，航海贸易诸番”后，闽南农民争种经济作物，九龙江两岸遍栽桃李果树。“往事已经新宇宙”“满山桃李怨啼鸣”。到处是“桃花潭水听歌声”“芳林荫竹乱飞觥”的幽美、富饶景致。月港不仅景美，海外贸易更是繁盛。漳州郑怀魁更是以才子之笔盛赞月港之繁荣：

继焉富商巨贾，损亿万，驾艨艟，植参天之高桅，悬迷日之大篷，约千寻之修缆，筑天后之崇宫，建旗鼓之行列，启八窗之玲珑。乃涓吉旦，祀阳侯，鸣金鼓，发棹歌，经通浦，历长洲，触翻天之巨浪，犯朝日之辱楼。献馐飱于七洲之水，焚毛羽于双仑之丘。望夕晖之落云，知明发之多飓。聆水声之渐响，虑礁浅之可忧。夜睹指南之针，日唱量更之筹。外域既至，内港湾舟，重译入国，金币通酋，期日互市，定侩交旧，异玩希珍，十居八九。[28]

郑赋极尽遣词造句之能事，用华艳繁复的词语描绘了月港的繁忙、商船航行的惊险、异域商品的丰富。此赋虽名《海赋》，但绝不仅是单纯的咏海之作，而是包含了作者对明代海禁政策的反对。郑氏一再主张开洋互市，与海外互通有无。时税监高寀于月港横征暴敛，损害海商利益，遭到时任海澄县令龙国禄的抵制。郑怀魁特作《龙使君水鉴舟共泛放歌》《烟海攀辕画记》以歌。

在历史上漳、泉商人往往是并称的。倭乱时朱纨云：“今日通番接济之奸豪，在温州者少，在漳泉为多。”[29]虽然明代泉州港由于淤积渐趋衰落，但是晋江安平港后来居上，繁盛一时。晋江大儒何乔远云：“安平一镇在郡东南陬，濒于海上，人户且十万余，诗书冠绅等一大邑。其民啬，力耕织，多服贾两京都、齐、汴、吴、越、岭以外，航海贸诸夷，致其财力，相生一郡人。”[30]136李光缙亦云：“吾温陵（泉州）里中，家弦户诵，人喜儒不矜贾，安平市独矜贾，逐什一趋利。然亦不倚市门，丈夫子生及已牟，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近者岁一归，远者数岁始归，过邑不入门，以异域为家。壸以内之政，妇人秉之。此其俗之大都也。”[31]史母沈孺人寿序另外《安海志》亦记载：“安平人尚贾，十家而七，以贾为业。即农、儒、童、妇亦皆能贾。”“宋元于今，商则襟带江湖，足迹遍天下，南海明珠，越裳翡翠，无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题之国，无所不到。”[32]而这种业贾之风在《秋日安平八咏》中又是那么自然、轻灵、和谐：

灵岩山下万人家，古塔东西日影斜。巷女能成苎麻布，土商时贩木棉花。（一）

山镇田稀多贾海，小村市闹亦成圩。只惊五斗碱仍浊，不怕三餐饭少鱼。（二）

寥氏为钱礼上苍，何如大宛面如王。南风一片孤帆入，帛布人夸欲斗量。（三）[33]

海上贸易的繁荣促使重商主义思想抬头，在闽南地区尤为凸显。明末晋江人“史某，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而就贾。又有高元近者，邑之庠生，弱冠因贫从贾，远贸西南，多年始归”[30]133就是典型的例子。泉州城内大商人郑梅峰，曾“出金钱数千缗，委二三苍头转毂旁郡国，通四方异货，遂赢得为奇胜，身治产积居，不窥市井，不行异邑，坐而待收……一年之中，收息什之；数岁之后，收息百之；最后息千之，公以此起家”[34]。这种富商巨贾，当时在泉州城内还大有人在，甚至惠安崇武镇，也出现了“文献黄氏”一族数十人从事海外商业活动，成为富甲一方的巨商。邹漪明《明季遗闻》记载，以安平镇作为根据地的著名海商郑芝龙，那时“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35]。

但是在经商的同时闽商亦重视教育，有的是贾儒兼营，有的是从儒入贾。如“赠公伟姿观，善心计，初治邹鲁家言，后乃弃去行商”[31]王母慈节史太孺人传。杨乔“十岁通经史大义，会父及伯父继殁，仲兄遭宿疾，不任治生，乃辍儒之贾”[36]。另外闽人经商本末相守：“用贫求富，农不如贾，积德累行，贾不如农。故兄伯晚年税驾于贾，而息肩于农，筑庐田间，锄云耕月，笠雨蓑风，酿禾而醉，饭稻而饱，徐徐陶陶，春秋不知，荣枯不问。”[31]寓西兄伯寿序

闽地具有天然的山海之利，物产丰饶。德化瓷器、安溪茶叶，以及绸缎、中药材、糖等皆为出口的大宗商品，从海外载回之物为“犀象、玳瑁、胡椒、苏木、沉檀之属，麇然而至。工作以犀为杯，以象为栉。其于玳瑁或栉或杯；沉檀之属，或为佛身、玩具。夷赀之外，又可得直”[8]947。 徐火勃在《书事寄曹能始》一诗中再现了商品交易的种类：“东接诸倭国，南连百粤疆。货物通行旅，赀财聚富商。雕镂犀角巧，磨洗象牙光。棕卖夷邦竹，檀烧异域香。燕窝如雪白，蜂蜡胜花黄。处处园栽橘，家家蔗煮糖。田妇登机急，渔翁撒网忙。”[27]491由此可见，闽地海上贸易繁盛：船通四海，满载域内农副产品出东海走向世界，世界的珍玩异物亦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经闽地行销全国。

四、结语

晚明半个多世纪应该说是东海文明的黄金发展时期，古海上丝绸之帆重新在这个时间节点、地理区域进入发展的巅峰期：闽地古老而又神秘的海神崇拜，国防文学在闽人笔下的第一次集中书写，海上贸易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同时，打破了传统的以望海、观海为主的海畔文学书写模式，进入到涉身海中，渡海、游海的深海描写。但是客观来说，东海文明的闽人文学书写应该说还没有完全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虽然体裁种类繁多，诗、词、赋、文、小说等都有描画，但是文人往往带着好奇甚至讽喻的态度对待相对陌生的海洋文明，这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这种海洋文明的文学书写传统为后代接续，并在清代文人笔下走向常态书写。

注释：

① 国防文学指华夏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战争文学书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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