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管理思想史的解读方式及其演进的经济学资源
时间：2021-04-17 08:15:0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
管理是一项古老的活动，管理学却是一门年轻的科学。尽管如此，在不到百年的简短历程里，管理学在世界范围内，以超乎于常规的速度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理论景象。我国理论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也迅速赶上，在研究领域的进展几乎与世界同步。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国外的管理理论大多带有问题导向，其理论发展的脉络不仅具有清晰的逻辑理路，而且，也能够符合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我国理论界在诠释、推介先进管理理念的同时，却缺乏应用于实践的愿望和能力。学者与业界的隔阂增大，有关经理的思想并不能顺利转化为经理们的思想，直接降低了科学研究的效用并且阻碍了研究的深化和发展。究其原因，除了产学研体制在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以外，论者还受到传统思维惯性的影响和制约。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对不同理论文本所采取的去情景化的解读方式，也成为理论应用困境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学术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逻辑过程，正如熊彼特所说，是我们与自己以及前人头脑中创造的的东西进行无休止搏斗的过程。每一个进步思想都是在新思想和新需要的冲击下，受着新一代人的偏好和气质的支配。因此，任何学术现状的表达，都必须首先揭示其所隐含的特定语境，探究该种理论内含的、受历史所规定的方法、问题和结果，只有对照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来考察才会有意义。否则就不可能真正揭示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如果说，管理学的基本宗旨是对管理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描述和概括，那么管理学的各种流派所主张的经典学说则是大师们从其特定的立场和问题出发对其所处的特定现象进行认识、反省和探究的结果。当代论者在解读时，必然涉及到，这种从特定立场出发的对特定社会生活的特殊结论，是如何与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生活相关联?或者，那些基于特殊性的结论如何显示出它普适性的意义? P.RiCOeur指出了言说话语和书写文本的区别，他认为，言说(speech)是一个事件，而书写下来的不是言说(saying)而是所说(said)，因此，通过书写，作者原本的旨意和文本的意义不再完全契合，文本的命运开始独立于作者的生涯，文本也独立于言说的直接指涉。基于这种区别，就产生了对文本的不同解读方式：高度情景化的解读方式是一种力图从作者所处的特定社会情景中来理解把握文本，尽可能的将文本还原为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去情景化方式则是解读者倾向于从当下的社会问题出发，超越文本所产生的具体的、特殊的社会情景和脉络，从中抽象出较具普遍性的、可以移置并洞亮其他社会情景的内在理路。显然，前种解读方式是后种方式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对作者原旨充分理解的情况下，才能对文本进行普适性的研究，否则就会产生入怀特所说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由此可见，对过去的理论情景的把握，是揭示不同管理理论在当下情景中应用条件的必要前提。
那么管理理论演进的情景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管理视作为这样一种活动，
即它发挥某些职能，以便有效获取、分配和利用人的努力和物质资源，来实现某个目标。管理活动既是文化力量——尤其是在过去和现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产物，同时又是特定文化的一个过程。管理的概念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受到特定文化价值准则的影响，但归根结蒂是特定历史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支配和制约。卡西尔把文化视作为人类符号思维和符号活动的产品及其意义的总和，文化既可以以观念、原理等文本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也可以表现为特定的生产和社会交往中的特定行为习惯。有关管理的概念，就是在这两种表征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完善起来的。因此，我们对管理思想发展的情景的探讨就可以从两个路径展开。在符号向度文化因素的研究中，管理理论受到同时期文本文化，尤其是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和社会伦理的深刻影响，成为该时期主流文化观念的展现形式，并且在这些观念中获得基本原理和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管理科学的基本范畴和分析范式，构建本学科的独特知识体系。而经济学作为以资源配置合理化为内核的科学，合乎逻辑的成为管理理论发展的主要理论来源。
(二)
弗拉德里克·温斯洛·泰罗1886年在米德维尔钢铁厂从事金属切削和机械传动装置试验的时候，肯定不会预料到在他之后的几十年里，肇始于他的管理理论会获得如此巨大的发展。从经典管理理论向行为科学理论转化仅仅用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1933年乔治·梅约在霍桑实验基础上总结了人际关系学说，使管理研究的视角直接发生了转向。而当亚伯拉罕·马斯洛和克里斯·阿吉里斯在为人们的需求和本性究竟为何的研究的同时，彼得·德鲁克和切斯特·巴纳德已经从无法实证的满足人性的效用的争论中脱离出来，而从经验的和社会的角度，展开了另一向度的研究，发现传统的物本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研究已经远远不能解决日益复杂化了的企业管理问题，转向于把视角置于企业之外。卡斯特和罗森茨韦克延续了这种传统，发现外部环境变化太快，以至于必须把它视作为企业的内生性变量进行考虑。欧内斯特·戴尔干脆不从整体的角度展开研究，否认管理理论应用的一致性和普遍性，而解决当下的问题。约翰·莫尔斯放弃主动适应，关注于随机应变的管理模式。赫伯特·西蒙从企业管理的某一视角展开，注重寻求一种单一的解决办法。数学学派和管理过程学派仍然秉承精确化和过程化的观点从事着富有特色的研究。这段研究时期的共性为何?哈罗德·孔茨将其概括为丛林时期是再恰当不过了。
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管理学界的深入反思为起点，导致了传统的技术优先还是人文关怀优先的管理基本问题重新又回到人们的面前，人们必须直面这种挑战。以企业文化为代表的管理理论秉承了行为科学的基本概念，在对人性的研究中脱离了个体的分析视角转而从创建扁平化的具有持续学习能力和更符合人性的文化中来突破传统激励理论的难题，从而拓展了人性研究的范围。拉比尔·巴塞认为“只有从历史遗留及对未来的预期而决定的、表现形式多样的、现行的占主流地位的环境因素的分析”才能决定管理任务能否正确完成。因此重要的不是首先进行组织变革和文化创建，而是不断地领悟情景。
(三)
从对管理思想的简要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源于20世纪初的管理理论呈现出多向度的演进路径，表现出异常丰富的研究特点，但是，其基本趋势仍然围绕管理的诸要素，呈现螺旋上升的研究趋势，并体现出内在的逻辑连贯性。管理是对组织要素的整合，不同时期研究者在旨趣方面呈现差异：泰罗时期以物为中心，行为科学时期转向对人的关注，在理论丛林时期，环境取代为首要因素，在当代，环境的可预测性降低，人力资源又成为首要问题，不过
是在整体化、人性化和战略化的视角中谈激励问题。管理理论发展的这种内在理路，不仅是管理科学本身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其展开的向度也受到特定时期经济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尤其是该时期占统领地位的经济学说的影响。
古典管理理论，作为追求效率的管理哲学，是与亚当·斯密的自由经济思想密不可分的。斯密不仅对社会分工的深入论述使其成为管理专业的理论依据，同时，主张以“自私的动机、私有的财产和自由的竞争”为经济运行基本条件的经济思想，又直接为追求效率的管理主张提供了合理的论证。企业以效益为唯一诉求，不仅是正当的，而且也是合乎道德的。因此，追求规范化、标准化和精确化成为实业家和工程师们的唯一关注点，工时研究、动作分析、管理一般规律以及综合的、有层次的、有组织的管理结构的建立是首要的。公益性、社会关注度和理解，都是次要的价值目标。
1929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事件，同时也导致了西方社会的全面反思。在资源配置领域，传统的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受到了质疑。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凯恩斯就对古典的自由放任哲学失去了幻想，认为不稳定性是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这种特性会导致产出和就业的波动，使社会福利减少。因此，凯恩斯主义坚持对于这种不稳定性，政府能够并且应该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加以纠正。在这里，政府成为必要的恶，看不见的手要退而求其次，政府通过民意授权取得了对社会全方位干预的权力，不仅要解决相对过剩问题，而且，要在社会组织的管理中，强调协作、和谐和关怀以取代效益，政府机器取代市场机器，公平和公正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构建福利社会成为热门话题。巴纳德的效益和效率的两分法，实际揭示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性原则，即任何集团的社会组织都必须在两个方面满足其成员的愿望，一是满足他们的物质要求，二是在完成多种社会职能中实现积极的合作和协调。因此，行为科学的管理理论以及管理丛林时期，试图对被管理者的情绪和需求进进调控和激励，以及从更为宽泛的视角，即从干预企业活动的外部力量中来寻求管理的基本规律，以主动适应变化的环境要求，尤其是来自于政府的全方位的干预，成为这个时期管理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这种对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关系的简单回顾，尚不足以答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管理理论的发展的实际进程。在该时期，管理学的经济学资源是如此的不稳定，以至于在六七十年代以后，企业管理首要的问题到底是来自于内部员工的社会心理问题，还是要解决物质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或是应对来自于企业外部力量——政府、工会以及越来越激烈的行业竞争，经济学理论并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答案。凯恩斯主义所隐含的假设——政府确实希望稳定，这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在40年代初就受到了挑战。卡莱茨基根据30年代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的情况和法国布卢姆政府经济政策的经验，提出了资本主义将难于避免“政治经济周期”的理论。60年代以后，经济自由主义再度复兴，经济学家的视角转向了政府失灵，主张还是把自由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作为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工具。货币主义学派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理论，认为经济的真实量，是由潜在资源量、技术水平、市场结构、制度选择等长期因素决定的，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不能改变这一水平，因此政府的宏观经济职能也是有限的。甚至，政府也和企业与市场一样，不能解决外部性的问题。公共选择理论则通过对政治决策过程或公共选择过程的分析来论证政府行使经济职能的局限性。认为对政治领域人们行为规则的传统假定是靠不住的，如同在交易市场上社会目标是间接实现的一样，在政治市场上，社会目标也是间接实现的。因为公共选择主体的直接动机仍然是个人效用最大化，因此不能简单假定政治市场上的差异程度就必然小于经济市场上的差异程度。发展经济学更多强调计划和政府干预的局限性，主张把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发展的基本工具，认为，市场机制不仅能有效解决资源配置这一静态问题，还能解决经济发展这一动态问题，因为政府干预同样要受到信息、交易成本等方面的制约，不完善的市场要胜于不完善的计划。在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关于国家和市场的争论(这种争论在80年代以后，似乎被布莱尔和克林顿为代表的政治家提出的第三条道路——计划和市场以及竞争和合作中寻求平衡的新主张所替代)，直接导致了西方国家在政策实践方面的摇摆不定，从而使企业在处理关键管理因素方面变得无所适从，这还不包括其他因素——跨国公司、新技术和社会心理的巨变。管理要解决的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泰罗和霍桑实验时期，以至于如何适应环境的变化，成为管理理论时期的主要课题。
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新经济概念的出现——1996年12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展开了新经济的研讨，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形态，知识资本取代土地和货币资本成为支配性要素，全面改观了传统企业的构成。在企业内部，信息扩散的加快，人们工作紧张程度的加剧以及员工之间、车间之间和行政部门之间协作关系的日益密切，企业管理突破了企业传统决策模式的界限。从企业的外部环境来看，企业与环境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企业的核心生产经营活动已经由原来的小而全转变为现在的合同转包形式。公司之间通过缔结生产战略联盟，形成了一种严密的生产合作网络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公司之间的关系就变为组织内部的关系一样，互相交织、不可分割。建立与分销商的关系，密切企业与当地社团组织的联系，协调企业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决定公司存亡的关键因素。这种新的变化，导致以知识为外生变量的传统经济理论的解释困境。舒尔茨从劳动力的异质化假定为突破口，以人力资源理论解释了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能解释的经济增长之谜。罗默在人力资源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力资源和新知识作为新增要素内生化，强调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最终使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而且由于知识增长的无限性和累积性，便合理解释了经济增长的无限性以及生产率的提高和人力资本积累间相互推动的良性循环。这种新的经济理念，在效用上实证了人力资源，为人本管理理论的纵深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