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思想学说的全面梳理与重新检讨

中国自古就有撰述学术史的传统，上自《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下至梁启超与钱穆各自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是学术史的名篇，各正史中的《艺文志》、郑樵《通志》中的二十《略》也都含有学术史的内容。而“思想史”的概念原本产生于西方，先传播到日本，20世纪初期才从日本移植到我国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和黄宗羲、全祖望的《宋元学案》，既是思想史，又是学术史。学术界以“思想史”、“学术史”和“思想学术史”命名的著作很多，但是取名为“中国思想学说史”的著作却很少见。侯外庐先生在抗战时期出版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但后来改名以《中国思想通史》问世。张岂之先生主编的、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学说史》即是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的一部集众家之长的集体著作。该书的取名，就颇见编著者的思考之深入与见识之精卓。张岂之先生在总序中说：“今天我们看到以‘学术史’命名的著作已有若干种，有的偏重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有的着重典章制度源流演变的探讨，还有的侧重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考察。这些毫无疑问都属于‘学术’范畴，书名‘学术史’无可厚非。不过，将不同的学术内容都冠之以‘学术史’，似乎有些泛化，从书名上显示不出书的特色来。如果将专门研究思想史的著作冠以‘学术史’之名，也未必妥当，有以偏概全之嫌。鉴于此，我们这部书以‘中国思想学说史’为名，是指以中国思想史为主干的学术史，有别于其他方面的学术史。”可见在张先生看来，“学术史”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包括了思想文化、典章制度、文明起源、历史文献等方面的内容，单独某一个方面的内容，不能概括“学术史”之全体。清代及以前没有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分科，现在学者们对两者关系的讨论虽然有很多，但是正如不少学者所谈到的，要想对它们严加区分，划出各自的领域，标明各自的特征，却很难做到。虽然“学术史”与“思想史”一个源于传统，一个舶自西方，各有不同的内容与范围，却是两个可以并列的特定术语。“学说”就只是个一般的词汇，不像“学术”一词，承载了很多的学术和文化的内涵。“思想学术史”和“思想学说史”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至少有两种理解，一是把“思想”和“学术”并列，是“思想和学术的史”，二是把“思想”看作“学术”的界定，是关于思想的学术的史；而后者就只有一个含义，即思想的学说的史。因此，《中国思想学说史》从书名上看，既明确规定了所研究的对象即中国历代关于思想的学说，凸显了自己的特色，明显地区别于其他方面的学术史著作，同时又避开了讨论“学术史”与“思想史”纠缠不清的关系。该书按照历史顺序和思想特点分成6卷，即先秦卷、秦汉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每一卷关于思想学说的论述，并不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而以思想学派和问题为主展开分析，因而每卷都有篇名，下设章、节。”把历史上的每个时代各有特色的思想学说，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朱汉民先生主编的宋元卷(上、下两册)是这部卷帙浩繁的思想学说通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单独来看，也不失为一部宋元时期思想学说领域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著作。

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并非溢美之词。从《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中，读者就可以看到宋元时代思想学说波澜壮阔、色彩缤纷的图景。该书把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学术领域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全面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之所以说全面，乃是因为，从此书中可以看到以往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著作中所没有讨论或讨论不够的内容。从这部书的篇章设置就可窥见一斑。此书共分五篇：《社会篇》、《理学篇》、《子学篇》、《宗教篇》、《格致篇》，从总体上概括了宋元400年间思想学说的主要领域，从社会习俗和士林风气到各家各派的思想学说，再到宗教信仰和科学技术，搜罗广泛，备极精详。这种篇章的分法在时间上打破了历史的先后顺序，集中地阐述各类问题，各篇之间也可以互相补充、彼此印证，此篇中无法详论的，在彼处可以充分展开。比如《宗教篇》关于三教之争与三教归一的讨论就印证并补充了《理学篇》的有关佛、道对儒学的挑战与冲击的论述。这种分篇设论的编撰形式，有利于读者把握宋元时期思想学说的全貌，同时也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与方法。

思想史是社会思想演变发展的历程，思想的内涵、形式和特点都是社会生活的曲折反映。宋元时期的民间信仰、社会习俗、生活时尚都与当时的主流思想学说有一定的关联，是大众思想状况的表现，本身就具有思想史的意义，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探讨宋元思想学说史，不能不重视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风尚。所以本书把《社会篇》放在全书之首。把社会史的研究和思想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把思想家和思想学派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分析，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这就形成了本书的一个显著特征。以往的思想史著作也都有一些对社会史的考察，在论及某一个时代的思潮或某个学者与学派的思想学说的时候，往往会找一些社会史的材料作为铺垫，为即将出场的思想人物布置一个表演的舞台。这些社会史材料往往只是作为思想兴起和发展的背景环境来铺叙，一般都是程式化地草草略过。但本书突破了这样的局限，书中引用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著名论断，认为：“历史学所关心的不仅是成为思想的外部表现的那些事件，而且应是成为思想的外部表现的所有人的行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以及支配这些日常非自觉行动的观念。历史事实是由历史思想本身所提供的，对于整个历史思想来说，前者不是出发点，而只是结果。如果不去挖掘这些证据材料，那就只不过是复述和编排文献资料，只涉及外在的事实，而没有透过现象发现历史行动的思想。”从这种观点出发，本书在谈到宋代服饰风尚的时候，透过“衣服无章，上下混淆”的社会现象看到了宋代市民意识的高涨及其对正统伦理纲常和意识形态的解构；从宋代饮食风尚变化中享乐意识的膨胀，看到了个体生命的意义和存在价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意志的萌生与显现；从纤巧的、澄心静虚式的斗茶风尚，看到了宋代注重内省功夫的时代精神和精心培育的精巧的生活风俗对心理结构的影响。总而言之，这部著作对社会史的理解并不局限于政治、经济生活，而是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政治事件、民族关系，也有社会风俗、民间信仰等等，正是因为从这样的总体出发，思想史的某些源头才一一显露出来。这就是这部书的《社会篇》所取得的最大成绩。

宋元时代思想学说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理学思潮的兴起并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思想。

《理学篇》深入理学思想内部，强调理学是儒学复兴思潮的产物，是一种更有理性思辨色彩的思想学术体系，它的兴起也使儒家文化发展成为一种更加圆熟的文明形态。《理学篇》在这部著作中占有最大的篇幅和分量，同时也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

首先，对宋代思想史上一些至关重要的概念和术语诸如“宋学”、“理学”、“道学”等做了辨析与厘清，并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了新的检讨，得出了一些与其他学者不同的学术观点。其次，对思想史上的“学派”提出了新的界定方法与理论。宋代以后学者们以地域命名学派的现象已经很普遍，学者们也常以地域命名地方学术史或地方文化史，于是各种以地域为名的学派、文化纷纷涌现，诸如“湖湘文化”、“荆楚文化”、“楚文化”、“湘学”、“湖湘学”等等，错综复杂，常常给人带来困惑与争议。究竟如何使用历史上以地域命名的学派，本书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认为学派的形成和定义应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形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第二，形成一个学统上有传承、学术上较一致的学者群体。再次，本书重新检讨了思想史上的几个复杂的论题。比如：对于宋代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一朱陆异同，由于它与朱熹、陆九渊的道德观念、学术地位的讨论纠缠在一起，历来就多有争论和分歧，至今仍然是学者们热衷探讨的问题。本书在广征博引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朱熹、陆九渊之间的分歧不是“道问学”和“尊德性”的分歧，而是朱熹的“去两短，合两长”和陆九渊所坚持的以“尊德性”为本的冲突。另外，元代理学向来不被重视，在有关宋明理学的著作中往往都是把它视为宋代理学的简单复述和附庸而轻轻地一笔带过，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本书对元代理学进行了深入考察，认为它有自身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归纳出了元代理学在学术上的4个新特征，尤其是通过对许衡理学思想中道学与民生日用、经世治国、力行实践的联系的分析，突出了元代理学务实的学术特征，一扫向来学者认为元代理学空疏不实的成见。

在全书的内容安排和篇名设置方面，最具特色的还是《子学篇》和《格致篇》。“子学”在本书中的使用是一次大胆的尝试，既有对传统学术的继承，又有很大的创新，而这种创新适应于概括宋元时期非主流的思想学说纷繁复杂的状况。本书把思想学术主流和意识形态的理学之外没有列入道统系列的儒家思想和儒家学者的思想学说，统称为“子学”。“子学”之名来自中国传统的学科分类名称，但本书中“子学”的使用与中国传统学术中把经学之外自立学说者称为子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传统学术中的子学是包括了佛、道等宗教学说的，但佛道学说在本书中却另在《宗教篇》中，而在传统学术中与子学相并立的史学，也被囊括进本书中的《子学篇》。宗教思想到宋元时期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佛、道二家取得了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成就，对传统儒学产生了冲击。基督教和其他外来宗教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形成了多教并存的局面。另外设《宗教篇》来专门论述已有必要。宋元时期的史学著作大多受到了新儒学的影响，都可以归为“儒家学者的思想学说”，自然可以归入《子学篇》中。宋元时期思想学说十分活跃，但随着程朱理学成为宋学的主流，其他很多学者和学派诸如宋初的范仲淹、欧阳修和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孙复、石介以及王安石和荆公新学；司马光和涑水之学；苏氏父子和蜀学；吕祖谦和婺学；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以及郑樵、马端临的史学思想，虽然不是整个宋元时代思想潮流的主流，但他们都是传统的儒家士大夫，都在思想学说上有重大成就，都是推动宋元思想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故而放在《子学篇》来论述。

《宗教篇》除了详细地介绍了宋元时期在思想学术领域取得较高成就的佛教禅宗和道教内丹学及全真道之外，还全面论述了佛、道的其他不同流派以及基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外来宗教的发展、传播状况，从总体上对宋元时期的宗教做了细致的梳理。此篇关于佛、道两教的论述中，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三教合一之说，这也是宋元时期的时代思潮与文化风尚。宋代开始，儒、释、道三家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彼此取长补短，形成三教合一的潮流。简而言之，儒家的伦理纲常之说、佛教的心性之学、道家道教的宇宙生成与运转模式的理论是它们各自被其他两家所学习和吸取的主要内容。儒家融摄佛、道二家学说的努力自不待说，其直接成果就是儒学的创新、理学的产生。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知道，道教和佛教也互相吸取并纷纷接受儒家的伦理思想。例如：道教的全真道在内修方面“明心见性”的践行宗旨，多取之于禅宗，而外修躬行方面更多的是与儒学相结合，强调从道德践履中领悟。又如，佛教云门宗契嵩将儒家的道德学说置于佛教教义之上，特别拈出儒家的孝道来加以推崇，体现了这一时期佛教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与儒学相融合。该篇对推动三教合一的佛教高僧和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及其弟子丘处机褒奖有加，着墨颇多，体现了著者鲜明的学术旨趣。

中国科技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三项重要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都产生于宋代，这足以说明宋元时期科学技术的繁荣发达，而科学技术的背后有着十分深刻的科技思想，这毫无疑问也应该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而以往的思想史著作在科技思想方面少有论及，给思想学说史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白领域。这部书的最后一篇——《格致篇》，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种缺失的弥补。此篇以三章的篇幅，概括总结了宋元时期的科技发明、科技思想的进步与发展，并以专章论述了沈括《梦溪笔谈》的科技成就、科学精神与科技思想。众所周知，“格致”来自《大学》的“格物致知”。“格致之学”虽然早在清代就被用来指称科学技术，但是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因为“科技”一词早已取而代之。本书没有直接用“科技”这一通用的概念来做篇名，而是借用了“格致”这个很古老、很“不合时宜”的概念，也体现了著者的一片良苦用心。因为“格物致知”论在理学思想体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朱熹还曾为《大学》作《格物致知补传》。朱熹认为天下万事万物包括昆虫、草木都各有其理，格物致知就是要体认万事万物之理。宋代理学中的重要命题“格物穷理”、“格物致知”，本身也包含着一定的科技思想。所以用“格致”做宋元思想学说中科技内容的篇名十分恰当，符合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和风格。

本书取材非常广泛，对传统思想和学术也多有继承，但并不依傍前人成说，对于有争议的问题，总是力求在最全面的分析和比较之后再作取舍。比如：关于朱熹与陈亮王霸义利之争的讨论，《宋元学案》沿用陈傅良“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的说法来概括陈亮的观点，本书的《子学篇》在谈到陈亮事功之学的时候，认为此说并不符合其原意，因为陈亮在评价汉唐之君时不仅强调其事功，也强调其具有“真心”，其行为“本于王道”，并不是纯粹以客观效果作为评价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大家侯外庐先生关于“陈亮‘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的功利之学的思想体系”的提法，本书也委婉地表示了反对，而采用了邓广铭等人与之相反的观点，认为：“我们决不应再跟在朱熹后边，称陈亮为‘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者”。又如：《宗教篇》中论及宋徽宗的崇道时，在注释中毫不客气地批评日本学者窿德忠的《道教史》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硬伤太多，不足以称为学术著作。这种敢于质疑和批评的学术求真精神非常难能可贵。

总而言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对宋元时期的思想学说进行了全面梳理和重新检讨，构建起一个宏大而完整的体系，向读者全面地展示了一幅宋元思想领域波澜壮阔的生动画面。这部著作提供了异常丰富的思想史史料，扩大并完善了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开创了思想史研究和写作的新范式、新体例与新方法，重新检讨了思想史上一些延续讨论了许多年而未能解决的论题，提出了不少新的理论和见解。对于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学者，本书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初学者，本书是一套非常实用而且可靠的教材。因此，这部书完全称得上是思想史领域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成果。

当然，这部书也并非毫无瑕疵。由于这部著作是“众手修书”，虽有主编统一审稿，但各个撰者的学术风格和个性特点仍是十分鲜明，各篇之间很难做到一致。由于这部著作涉及的思想人物和学派太多，其创作不可能全篇一气呵成，而是一章一节艰苦地打磨出来的，写作或有断续。因此，难免出现了一些材料使用和观点论述的重复。这部书还有一个小小的不能掩瑜之瑕也应当指出来，那就是还存在一些错别字和错误的句读。随举几例子：第137页“‘记诵训话文辞’之学”应当是“记诵训诂文辞’之学”；第143页“夫岂以为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者哉”，句读明显有误；第399页“三生三”应该是“二生三”；第457页“吕氏家学重视的传统”应为“吕氏家学重史的传统”；第485页的“义利双利”当为“义利双行”；第525页“马端临撰作《文献通考》的动机”的“动”字误做“功”字；第544页“陆氏之学的慧能之禅”中“的”字应当是“如”字；第633页“拔合思八”应是“八思巴”，等等。如果本书他日再版，这些都是应当修改的。

责任编辑　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