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法言》中的人性论及其在汉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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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崇凤（1987-），女，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历史文献学专业2010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文化史。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扬雄是两汉历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思想家，其所处的是西汉帝国由盛而衰，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而其在仕途上的境遇始终是不得意，这些直接促使他提出了“性善恶混”的人性论思想和仿《论语》而作《法言》的举动。在西汉末年，扬雄提出“性善恶混”的人性论思想的独特见地和这一思想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在汉代人性论思想史上的地位值得重视和研究。
关键词：扬雄；《法言》；性善恶混；人性论；汉代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2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生于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死于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是我国西汉末年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扬雄的哲学著作有《太玄》，语言学著作有《方言》。而《法言》的内容则比较复杂，除了反映扬雄的哲学思想外，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科学、古今人物、历史事件、诸子百家、古典文献等许多方面，内容丰富，见解深刻。
扬雄是两汉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位很有特色的人物。在两汉经学繁荣的背景下，他独立“拟经”撰述，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他虽“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却又栖身朝堂，甚至做过王莽政权的大夫。扬雄在世时有人对他冷嘲热讽，也有人与他友善，从其学业。在他身后，有人称颂其为“圣人”，也有人对他大加贬斥。综观后人的评价，凡是褒奖、颂扬他的，多是肯定他的才华和思想的价值；批评他的，多抓住他曾事莽这一“名节”问题，先否定其人，进而否定其学说，而以朱熹斥扬雄“莽大夫”为甚。概言之，自东汉至唐，扬雄一直被人称道，北宋达到顶峰。至南宋朱熹贬斥扬雄后，对扬雄持否定态度者居多。
上世纪初至1949年以前，对扬雄的研究集中在其著作版本、文句考据的范围之内。共有研究扬雄论文24篇，其中仅8篇专论《法言》，但全是围绕着汪荣宝的《法言义梳》进行考据。“文革”前，研究扬雄的论文有6篇，只有白寿彝先生的《跋扬雄法言卷10、卷11》一篇札记涉及《法言》。“文革”以后，学术研究日趋活跃，各类哲学史、思想史论著中大都涉及扬雄的内容，对扬雄的研究也逐渐深化。
关于扬雄 “性善恶混”的人性论，过去很多学者认为扬雄的人性论是对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综合，与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大致相仿；后有学者指出，扬雄的人性论实际上等同于荀子的性恶论；也有文章指出扬雄的人性论受到了道家混沌思想的影响，是儒道结合的产物。可谓众说纷纭。而对扬雄《法言》中的人性论思想的研究，也是汉代哲学研究的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这一现状与扬雄在汉代哲学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符的。
一、扬雄的生平及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关于扬雄的家世，《汉书·扬雄传》中记载：“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①据此可知，扬雄先世曾为官，后来没落，又受到仇家威胁，不得不迁到岷山之阳叫郫的地方定居下来，变成“以农桑为业”。根据西汉末年的亩制和货币制可以推断出，在当时像扬雄这样有田百亩、家产十万钱的家庭，可以说是西汉政权最下层中较为富裕的家庭。
关于扬雄的生平，《汉书·扬雄传》中记载：“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力乃如是。”②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扬雄这一生在仕途官场中孤独无援、始终不得意的情形！
扬雄的一生，处在西汉帝国由盛而衰，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时代。作为社会危机的反映，统治思想的危机也在发展。作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思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经学的神学目的论，也经历了通过畸形的扩张泛滥而逐步向自身反面转化的过程，丧失了维护统治安定的机能。在这种情况下，扬雄对旧的统治思想进行批判和改造，制造一套新的统治思想，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稳定。
扬雄首先是利用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古典儒学，反对当时以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神学为代表的官方统治思想的世俗儒学；但使扬雄的思想独具特色的，则是其吸收和利用了其他学派主要是道家学派的思想，尤其突出的是《老子》的思想，他在《法言》中多次肯定《老子》关于道德、无为、自然等思想。
正统的儒家思想是扬雄的《法言》的主要思想渊源，黄老思想、西汉学术风气的演变也对扬雄及其人性论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扬雄《法言》中的人性论思想
人性论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徐复观曾有如是论断：“人性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居于中国哲学史中的主干地位；并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③诚然，就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而言，不管是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还是构建一个什么样的伦理体系，或是论证一种政治思想的合理性，都要从对人性的定位出发，以特定的人性作为自己理论合理性的根基。先秦和汉初的思想家著作中，有着丰富的人性论思想。扬雄关于人性的理论，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的，要理解和把握扬雄的人性论思想，有必要对以往儒家关于人性的思想理论作一下梳理：
（一）扬雄之前主要的人性论思想
孔子没有留下明确的人性善恶思想。《论语·阳货》中记载：“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在这里把“性”和“习”作为一对相对应的概念提出来，“性”即人性，指人先天具有的资质，是人后天发展的起点；“习”泛指人后天受环境、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包括个人的主观努力。孔子认为人作为一个生命体在自然禀赋意义上是基本相近的，现实生活中人和人之间的种种差异是后天形成的。
孟子持鲜明的性善论观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 （《孟子·公孙丑上》）是人与生具有的善端，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源泉。他认为只要保有并充分发挥自己的善端，便自然会有“至大至刚”，可“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孟子还指出，存养善性必须克制与善性相违的欲望——“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
荀子则以性恶论为立足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荀子·性恶》）。虽然如此，与道德本性相悖的自然人性和道德准则却是能够贯通的，因为后天的环境影响和主观努力对人成善起着决定作用。荀子形象地比喻说：“枸木必将待檃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荀子·性恶》）所以必须以“礼义”为标准对人加以约束、矫正，使人向善。
而在西汉，流行的是董仲舒关于人性的“性三品说”，其要点是：性有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董仲舒认为，“圣人”是教化别人的人，生来就具有完整的善性，即“圣人之性”；坚决破坏统治秩序之人的人性是“斗筲之性”，这是根本没有善的因素，教化也改变不好的人。但这两种情况都是少数，社会上大多数的人性是“中民之性”，或是“万民之性”，有善质，但需要王者教化而成。这为当时统治服务的作用是很明显的，不过根据阶级社会的实际状况对性善说的明显缺陷作了些补救而已。但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这种学说的虚伪性及其与生活现实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
（二）扬雄的“性善恶混”思想
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董仲舒人性论的危机，扬雄提出“性善恶混”说，作为人性论的补救。他在《法言·修身》中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他认为人的性，本身具有善和恶的两重性。人用心去修养善的一面，抑制恶的一面，善念就会越积越多，人就能成为善人；相反恶念就会膨胀，人就会成为恶人。“气”指的是人的生命机能、行动能力，充溢体内的生命之气，它本身是无所谓善恶的，只是像一匹马那样，人在善念或恶念驱使下，驾驭着它奔向善、成为善人，或者奔向恶、成为恶人。扬雄还提到：“鸟兽，触其情者也，……夫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他认为如果人不学习，即使没有什么忧患，也与禽兽没有什么区别。由此看出，扬雄既没有盲从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也没有全盘接受荀子人性为恶的思想，而是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善和恶的两重性，它不能决定人后天的善与恶，最终决定人后天善与恶的，只能取决于人后天能否用心学习、修养。这具有创新性。 --！>
三、扬雄的人性论思想在汉代思想史上的地位
在汉代，在人性论思想中最著名的是董仲舒的“性三品论”，但他的这一人性论是服务于 “屈民伸君”的理论宗旨的。他所关注的是政治教化的必要性；而扬雄人性论所关注的，是作为社会个体的个人何以可能成为一个道德完美的君子，如何通过道德修养成为一个君子，进而向圣人的目标挺进。在扬雄的思想里，没有圣人、中人和斗筲之人的区别，所有的人都在“善恶相混”的同一人性起点上。董仲舒反复强调的词是“教化”；扬雄多次申述的是“治己”（《法言·修身》）、“铸人”（《法言·学行》）。这样看来，扬雄的人性论思想，有着更多的对人自身的尊重，以及人人平等的思想成分。这在思想家们着力论证，等级制存在具有合理性的汉代，尤其难能可贵。
扬雄推尊孟子，却没有全盘接受孟子的性善论，而另创新学说。他提出“性善恶混”，认为善恶同在，综合了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在学术上不执其偏，调和折衷乃是扬雄的一贯方法。在汉朝学术整合的大势之下，性善或性恶都趋于一偏，因而无法获得广泛的认同，而新的人性理论在朝着更符合经验理性的方向发展。
综上所述，扬雄的人性论思想不是对孟荀思想的简单调和，而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认识到人性的复杂性，克服了孟荀理论的片面性，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向孔子思想回归。和秦汉时期人性论思想主流相异，扬雄承认人后天转化的可能，使圣人成为可以企及的目标，这就把为善成圣的希望给予更多的人，这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也彰显了他在汉代思想史上特别之处。
到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对金称臣纳贡的小朝廷，面对屈辱和灭亡的威胁，不思自立自强，却越来越强调正统，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朱熹作《通鉴纲目》，利用春秋笔法，特意写下“莽大夫扬雄死”，于是扬雄及其著作开始遭到贬谪和排斥，被压抑好几百年，而未能得到认真的研究和公正的评价。通过本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在西汉末年，扬雄提出“性善恶混”的人性论思想的独特见地和这一思想在完善平民个人自身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其在汉代人性论思想史上的地位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注解：
① 班固：《汉书·扬雄传》卷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513页。
② 班固：《汉书·扬雄传》卷八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583页。
③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5月版，第2页。
参考文献：
[1] 黄开国：《扬雄思想初探》，成都：巴蜀书社1989年11月版。
[2] 杨海文：《孟子与汉代思想史的散点透视》，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
[3] 韩敬：《法言全译》，成都：巴蜀书社1999年9月版。
[4] 徐复观：《扬雄研究》，载《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郭君铭：《扬雄〈法言〉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12月版。
[6] 魏然：《〈法言〉伦理思想研究》，长沙：中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7] 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