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书法生长环境
时间：2021-04-17 08:22:3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清代金石学的兴起、新材料的出现及其学术思潮为书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沈曾植将“对立”“变化”“经典并非绝对化”的哲学观念运用到书法领域，开阔了书法取法范围，拓宽了审美视野。沈曾植以新出土的材料为契机论证碑帖融合的可能性，并将章草作为碑、帖的最佳结合点，打破了传统章草的书写形式和审美趣味，开创了以章草笔意书写大尺寸行草书的先例，形成其拙、妙、险的书法特点。
【关键词】沈曾植；波磔；碑帖；行草书
【中图分类号】J292.1 【文献标识码】A
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别号甚多，如乙僧、释持、寐翁、睡翁等。生于北京，浙江嘉兴人。沈曾植知识渊博，博览群书，被后人称为“清末大儒”。他擅长经史、地理、律法，精通佛学，虽然沈曾植晚年才开始专心钻研书法，但他的学书思想和书法作品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沈曾植其传统文人的形象、所处的地域环境及其“南北融合”的学书观念决定其可以作为清末民初书法研究的代表。
一、清末民初的学术氛围
葛兆光在《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一文中提出，知识和学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刺激下可以影响思想史甚至是政治史。清末民初的学术思潮、朴学、金石学的兴起都为书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清大量新材料的出现更成为书家学习的资源。
（一）清代思想界的思潮
葛兆光在《清代學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当中对清代学术做了以下概述：章太炎在《清儒第十二》一篇中提倡清儒要继承汉儒，强调汉代学术传统，重考据、反义理；梁启超在《近世之学术》一书中强调清代是古学复兴时代，提出清代学术是中国文艺复兴；皮锡瑞的《经学历史》主张把复古当做追寻真理的必经之路。可见，由于新材料、新线索的发现，清代学术界渐渐意识到历史有待重新解读，所以提出“复古”，这种“复古”是用新材料去填补历史空缺，还原一个完整的历史。清代学术界的“复古主义”同样波及到了书法界，沈曾植等一批书家开始利用新出土的资料去完善书法史，沈氏还以新出土的《流沙坠简》作为依据对草书的渊源与流变做了细致的梳理。梁启超、皮锡瑞称学术思想界文艺复兴的目的是“变”，“变”的前提是“复古”。“复古”是指“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而其目的是“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沈曾植显然也受到了学术思想界的影响，这在他的书学理论中有所体现，比如：“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
沈曾植将思想界的哲学观念运用到书法领域，为其提出“南北融合”“通古今以为变”“异体同势、古今杂形”等书学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清代金石学的兴起
乾、嘉之际，金石学盛行，金石学者对碑刻进行搜集和整理，使得汉魏碑刻、墓志造像受到广泛关注，金石学丰富的研究成果为人们提供新观念、确立新体系、创造新方法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1）审美观念发生改变。清代金石学家对篆、隶进行再认识，大力标榜北碑，使人们开始欣赏碑刻之美，不再满足于传统意义上王羲之俊秀、飘逸的书法风格，开始追求篆隶的高古、北碑的雄强；（2）书法史观的重建。金石学者提出的“篆隶为宗”“南北二元”的观点对书法史的重建发挥了重大作用，推动了清代书坛的革新。但是沈曾植却对金石学重建的书法史观的部分观点产生了异议：他赞成“篆隶为宗”（这从他把草书渊源追溯到篆书可以看出），他反对“南北二元”，修正了南北对立的观点，提出“南北互通”；（3）书写要求和取法的改变。清代金石学不仅影响了审美取向的确立和书法史观的重建，而且对书法实践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世臣提出“中实”一说就是受金石学的影响，这一技法的提出大大影响了清代书法的创作。书法在金石学的带动下以临摹碑刻为时尚，由此，也引起了书法创作笔法、结构的改变，这时期的技法多取自于汉魏碑刻以及墓志造像，与前代有很大不同。
（三）新材料的发现
清末民初，西方国家的探险考古队在新疆、甘肃一带挖掘了一大批有价值的资料，并对这批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取得了一系列瞩目的成绩。清末民初，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这个时期成为学术大发现的时代。周常林在《罗振玉与清末民初历史文献学》一文中论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国学术上的大发现时期。殷商甲骨、西陲简牍、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档案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四种发现。其他的大宗发现还有许多，如中州的明器和墓志、汉代的石经、齐鲁等地的封泥、新郑的铜器群等。这些新史料的发现，更新了人们对古代社会与文化的认识，对于二十世纪的考证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之相应的则有四种新发现的学问分别是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和明清档案的整理。”甲骨、简牍、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文物资料的发现冲击着原来构建的学术体系，更新了人们的学术观念。
沈曾植等一批紧跟时代潮流的书家们，争取第一时间取得相关文物资料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用新材料去证明自己假设的合理性，真正做到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自觉地将研究成果应用到自己的书法实践当中去，这从他的作品中就可以看出。甲骨文、简牍、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新材料的发掘不仅填补了中国书法史的空缺，而且促进了碑和帖的融合。甲骨文的发现使金石学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促进了清末民初篆书的复兴；简牍的发现让书家在原来《急就帖》《月仪帖》《阁帖》章草的基础上增加了临习范本，使亲眼目睹墨迹、感受书写的流畅成为可能；敦煌遗书的发现拓宽了书家取法的渠道；明清档案的发现为还原历史增加了新史料。
二、地域氛围
沈曾植于1910年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已经汇集了一批书画大家，其中包括吴昌硕、沈尹默、白蕉、王蘧常等书法名家。“据《海上墨林》记载，晚清前后聚集到上海市区的上海本地和外地的书画家达到了671人。”上海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文人书画家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当时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家政局很不稳定，上海作为一个租界城市，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它为文人、书画家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第二，1860年，作为《南京条约》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开始迅速发展，并成为20世纪最大的亚洲城市之一。此时的上海商业贸易繁多，开始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转变为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上海自由的市场状况和消费观念为书画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书画家都不用再为生活来源发愁；第三，当时上海作为殖民城市，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所以有着较为宽松的思想环境，这为文人、书画家的自由创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第四，上海是现代化进程发展比较早的城市，清末民初时期，上海的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出版业、报业、照相技术、印刷技术等都已非常发达，也为书画家在第一时间获得信息提供了方便。
三、学术交流
沈曾植与罗振玉、张裕钊、郑孝胥等有着密切的学术交流。
沈曾植与罗振玉的交往始于1898年，罗振玉经常向沈曾植请教、探讨学术问题，罗振玉为沈曾植在第一时间掌握最新考古资料并应用到书法领域提供了信息渠道。可见，沈曾植与罗振玉亦师亦友，二人互相探讨学术，共同提高。
张裕钊是当时的集碑学之大成者，《沈曾植年谱长编》中记载，沈曾植在北京招同人宴集，宴集结束后，沈曾植曾与张裕钊谈论笔法。袁昶在1885年9月28日的日记中记录沈曾植与张裕钊论执笔。郑孝胥在日记中也记录了沈曾植和他共同观看张裕钊楷字的情况和对笔法的思考。这些资料可以说明沈曾植书法确实受到过张裕钊的影响，从其书信往来可以看出联系应该比较紧密。
郑孝胥是沈曾植一生中交往时间最长、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虽然他们书法风格各异，但书学思想和学书立场却极为相似。郑孝胥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们共同观看包世臣、吴让之、张裕钊书作之事，据资料记载，此时沈曾植和郑孝胥在参考张裕钊笔法的基础上共同探讨包世臣所提倡的“铺毫”用笔。在沈曾植的带领下，在当时形成了一个由《流沙坠简》而引发的临写章草的团体，郑孝胥也是其中的成员。1914-1916年，沈曾植对《流沙坠简》进行了仔细钻研，也许正是由于对《流沙坠简》的深入学习造成沈曾植的书法大变。与此同时，郑孝胥却不像沈曾植对简牍感触那么深，这也是导致二人书风风格不同的一个原因。
四、结论
清代金石学兴起、新材料的发现及其学术思潮不仅影响了书家审美取向的确立和书法史观的重建，而且促进了书写要求和取法的改变。沈曾植打破书学者狭隘的学书思想，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否定碑帖二元，以新出土的材料为契机论证碑帖融合的可能性，并将章草作为碑、帖的最佳结合点，他打破了传统章草的书写形式和审美趣味，开创了以章草笔意书写大尺寸行草书的先例，形成其拙、妙、险的书法特点，促进了清末民初书法艺术风格的百家齐放。
参考文献：
[1]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2]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3]沈曾植.海日楼札丛.海日楼题跋[M].沈阳：辽宁万有图书发行有限公司，1998.
[4]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周常林.罗振玉與清末民初历史文献学[D].兰州：兰州大学，2010.
[6]刘佼.清末民国上海书画社团的新功能[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09.
[7]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J].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1）.
作者简介：文津（1989-），女，汉族，山西运城人，硕士研究生，晋中学院美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书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