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特征
时间：2021-04-17 08:23:1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古代法律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独具特色，首先礼法融合，法律思想儒家化明显；其次，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最后，对于等级特权的维护更是达到一定的程度。研究古代法律思想的特点，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法律思想 德主刑辅 等级特权
作者简介：李文兰，青岛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003-02
一、礼律融合，法律思想儒家化
（一）以礼率律
中国古代的法律涉及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的法律都明显体现出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对刑事法律的影响尤其深刻。即所谓的“法律思想的儒家化”。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首先表现为在制定法律时，以“礼”作为立法根据和指导思想；以“礼”的基本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标准；并且以“礼”来注释法律。
强调“礼治”的结果是要求“德治”。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制度和刑罚去约束人民，人民可以避免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礼与道德去感化人民，人民才会有羞耻之心而不去犯罪。就治国方法而言，孔子认为德礼之教优于政刑之治。孔子认为先教后刑，是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孔子曾经说过：“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总起来是说“先礼乐后刑罚”。孟子言：“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的区别在于得到天下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汉代董仲舒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主张“德主而刑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律学家将汉以来的礼律融合趋势推向了深入，以《刑名》篇为《晋律》之首，意在体现“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的原则。唐朝时，逐步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唐太宗李世民“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以礼为先，慎重刑罚，将法律的功效和礼义道德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纵观《唐律疏议》，礼的精神应经完全融化在律文之中。不仅礼之所许，律亦不禁，礼之所禁，律亦不容；而且尊卑贵贱等数不同，刑名轻重粲然有别。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礼治的法律化已告成功。
“礼者为异”，礼的实质内容就是等级制度。“礼治”的基本原则是“亲亲”与“尊尊”。“尊尊”与“亲亲”是带有政治强制性的行为规则。“亲亲”的要求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的要求是小宗服从大宗，下级贵族服从上级贵族而不许犯上作乱。如果在贵族内部，父子兄弟之间能够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犯上作乱之事自可避免，反之，那么，小宗也就不会服从大宗，下级贵族也就不会忠于上级贵族，犯上作乱之事就会发生。所以从夏商西周社会开始，统治者们就规定了严密的等级制度。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此种原则体现的更为突出。如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保护官僚的特权，承认同罪不同罚的合理等。
（二）司法时令说
法律儒家化的另一个明显表现是顺天则时的“司法时令说”。“司法时令说”是正统法律思想兼容阴阳学说的体现。正统法律思想认为“天人合一”，人间的赏罚应与“天意”相符。在春夏万物生长之际，应从事教化奖赏；秋冬万物肃杀之际，应从事断狱活动。“司法时令说”的具体体现是首先要求皇帝“顺天”，若天有反常之象，如灾害，皇帝应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天意之处。其次要“则时”。当春夏阳和之际，要秉承天意，善待人犯，以体现仁慈好生之德。秋冬时则相反，要审决犯人。
（三）春秋诀狱
礼法融合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春秋》决狱”，是直接引用《春秋》经义附会汉法，指导司法的一种制度，其兴盛于正统法律思想形成时的汉中期。其后随着礼律融合的加深及经义入律而逐渐消失。“《春秋》决狱”的核心是“原心论罪”，将儒家经义置于法律条文之上。董仲舒为维护儒家的独尊地位，司法中须以儒家经典为指导，经律相矛盾时不惜以经破律。“《春秋》决狱”的特点是“以经断狱”和“原心定罪”。“以经断狱”和“原心定罪”的特点是在量刑时要着重考虑犯罪动机，所谓“志善而违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礼法融合的思想对古代法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弥补了法家理论的重刑主义的缺陷。对当今我们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与完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
夏商时期的神权法思想主要组成部分“受命于天”与“天降典型”是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思想基础。所谓“受命于天”就是统治者宣称自己是受上天的委托统治人间的。先民笃信上天，不仅认为天具有无比的威力，不可违背，而且认为天公正无私，不可怀疑。因为“受天命”，所以王权便也有了神性，成为不可违背和不可怀疑的。统治者为了加强王权，不仅宣扬自己的统治权来源于天，而且宣称统治者所指定的一切制度——当然也包括法律制度也是上天所赐。周人在取代了商人的统治后，继承了夏商的神权法思想。
正统法律思想鼓吹“君权神授”，皇帝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不可剥夺。皇帝在人间的地位至高无上，更是不可动摇的，皇帝的权力在人间不受任何束缚。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是“天子”——皇帝。皇帝可代天行赏，代天行罚。在董仲舒看来，社会上的君臣民等级制都是天意的体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是上天赋予人类必须服从的美德，否则就是犯罪，皇帝就可“代天行罚”。皇帝既然为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故“口含天宪”，言出即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律学家继承了正统法律思想，维护君权，主张法令划一，律学家们皆以法律为御用工具，认为法令必须维护君主的独尊地位。出于维护君权的需要，律学家们力主将立法权收归朝廷，立法权统一于天子，除了天子外，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改动法律，“人主权断”。
在君主专制政体中，“君为臣纲”被置于“三纲”的首位，“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为了确保皇帝的权力及其人身的绝对安全，唐王朝在法律上作了严格的规定，凡属于违反“君为臣纲”的言行，危害皇帝的犯罪，均被视为罪大恶极，严惩不贷。这些犯罪，主要有谋反、谋大逆；危害皇帝安全；大不敬三类，均被列入“十恶不赦”的大罪。宋代后，中国古代正统法律思想走向僵化衰败时期，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加强，对皇权的维护更是走向极端。
三、维护封建贵族的等级特权
中国古代法律的等级特权思想十分突出。儒家很强调严别君臣，优赏官贵，异罚良贱的等级原则。正统法律思想将儒家“礼”的精神贯彻于法律之中，保护官僚的特权，承认同罪不同罚的合理。
隋唐时期是正统法律思想的完善时期，而《唐律疏议》是隋唐时期正统法律思想法典化的集大成之作。唐律渗透了礼的精神，这种精神的根基是两条：一是异贵贱；二是别尊卑。人们被分成许多不同的等级，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和不同的权利与义务。主要表现在贵族、官吏有罪无刑和良贱异法两个方面。
贵族、官吏有罪无刑是指唐律规定在某种情况下，贵族、官吏犯罪可以通过议、请、减、免、赎、官当等各种合法的渠道免除或减轻刑罚。唐律依照人们的社会身份、地位、职业等规定几个等级。所谓“议”即“八议”，唐律规定：“诸八议者，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裁；流罪以下，减一等。其犯十恶者，不用此律”。请，适用于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应“议”者的期以上亲属及孙、五品以上官。这些人犯流罪以下可减一等处罚，死罪则须上报皇帝裁定。减，适用于七品以上官及应“请”者的亲属。这些人犯流以下罪可减一等。赎，适用于九品以上官及应议、请、减者的亲属犯有流罪以下的罪行，可纳资减罪或赎罪。官当，适用于一切官吏，他们可以用官品抵罪。
在这样一套严密的制度保护下，大多数贵族官吏，尤其是高级贵族官吏若只是一般犯罪的话，就可以轻易的避免刑罚，避免真正的执行死刑、流刑以及杖、笞，常常出现有罪无刑的状况。我们可以体会到唐律维护等级特权，优待贵族官吏的深意。
良贱异法是指法律明确规定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良，指良人，即平民；贱，指贱民，即具有奴隶身份的人，如杂户、官户、部曲、奴婢。凡是贱民，规定他们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地位均与两人不同，唐律明令：“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奴婢有价”，可以买卖。
唐律还明确申明良贱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在婚姻上，禁止良贱通婚。《唐律疏议·户婚律》曰：“人各有偶，色类须同，良贱既殊，何宜配合”，实质上是维护良贱的社会等级，以突出礼治的等级思想，唐律规定，杂户、官户、部曲、奴婢不得取良人女为妻，违者分别处以杖一百或一年半的徒刑；以奴婢冒充良人为夫妻者，加重，徒两年。在刑罚方面，唐律明显地反映出良贱同罪异罚的思想。良人侵犯贱民，其处罚较常人为轻；贱民侵犯良人，其处罚较常人为重。以杀伤罪为例：主人谋杀奴婢，处徒刑一年；而奴婢谋杀主人，不论首从，一律处斩。主人过失杀死奴婢，不论罪；而奴婢过失杀死主人，则处以绞刑。在诉讼方面，唐律规定，部曲和奴婢等贱人不准告发主人，否则处以绞刑；主人告发部曲、奴婢，即使是诬告，也“即同诬告子孙例，其不在坐限”，是不判罪的。
由此可以看出，唐朝统治者十分自觉地从立法上来维护等级特权，唐律是公开表明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法典，是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反映。唐律是古代法典的集大成者，成为宋元明清各代法律的蓝本，就法律思想来说，唐以后各代王朝，都是以这种以礼入律、礼法融合的思想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等级特权的维护，虽然对于当时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加强中央集权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等级特权是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它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不容忽视。自宋代以后，中国中央集权制社会走向衰败时期，旧的社会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成为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
总之，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发展，历时约四千年之久，内容丰富，源远流长。中国法律思想史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对这种法律遗产绝不能置之不理。诚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也有许多消极因素。既然如此，我们就应抱批判继承的态度，在揭露中扬弃，在批判中吸收。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和发扬历史上的法律思想优秀成果，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为实行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服务。
参考文献：
[1]《论语·为政》.
[2]《孟子·公孙丑》.
[3]《晋书·刑法志》.
[4]《新唐书·刑法志》.
[5]《盐铁论·德刑》.
[6]《唐律疏议·户婚律》.
[7]孔子.论语·子路.北京中华书局.2007.
[8]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第一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9]杨鹤皋主编.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