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权威主义与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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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是指由李时岳先生提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线索和新体系。新的研究范式肯定近代中国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努力。它构成了新权威主义形成的思想资源。新权威主义截取并想象了新范式对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肯定的评价,把新范式的阶梯性的超越视为历史理性的缺失,在理论上没有超越激进主义。
关键词:新权威主义;新范式;激进主义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3-0131-02
1988年,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所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题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长篇演说,演说在海内外都获得了一批响应者,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激进主义说于此发轫。在中国大陆,北京和上海的若干学者受激进主义的启发,提出了所谓新权威主义。(本文所谓新权威主义,只讨论作为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学理上的内涵,不涉及政治意义,尽管政治是其重要的指向。)新权威主义并非横空出世,除了激进主义的刺激外,它的出台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所发生的变化息息相关。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李时岳先生提出了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新体系、新线索,并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构成了新体系的一部分。
一、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
1979年,李时岳先生在广州会议上宣读了题为《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的论文,文章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先生对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问题作了新的阐发。此后,李先生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论著,近代史研究的新线索、新体系初步建立。同传统的体系相比,新体系的特点在于:以促进新生产力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努力作为历史研究的线索,取代了传统体系的阶级斗争的线索;传统体系的价值标准倾向于肯定直接的反帝反封建的暴力斗争,新体系把促进社会发展作为价值尺度,主张推进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都值得肯定。作为对传统僵化的近代史体系的修正,新体系提出之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近二十年的史学研究基本上是在新体系的基础上展开的。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范式是通过一个具体的科学理论为范例,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科学发展经历了常规——危机——革命——常规的循环往复。科学革命的过程就是新的范式建立的过程[1]206-208。借用库恩的范式的概念,我们可以把李先生倡导的新体系看做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范式。它解决了旧体系的理论困难,开拓了新的认识领域,扩大和深化了近代史研究的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
新范式以肯定近代史上的资本主义因素为根本特征。在研究中的标志就是对推动或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人物与事件的肯定与挖掘。突出的表现在对洋务运动以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的评价上。研究肯定洋务运动和曾左李张推动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生和发展。有关洋务派士人的生平、文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电视剧《走向共和》更树立了李鸿章为国家民族而忍辱负重的形象。雷颐先生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感叹,实际上学术界从1979年底就已经对李鸿章和洋务运动提出了新的看法,二十年后,这已经是平常观点。就人物而言,新体系肯定其对近代工业、近代国防的贡献,挖掘其思想中的近代因素。
新体系肯定近代历史每一阶梯上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努力,问题在于,它对前一阶梯上相关因素的肯定并不导致对后一阶梯上相关因素的否定。相反,它规定这种现象是进步中国人救国图存的努力,是进步的。
十年之后,新权威主义粉墨登场。
二、新权威主义
在余应时先生与姜义华先生有关激进主义的辩论中,有学者梳理了思想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与政治上的激进主义[2]33-35。在思想文化上,又有杨念群先生指出,尽管余应时先生关于激进主义的文章发表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是论证某种思潮的全盘反传统之理念应对历史负责的言论在80年代末就如日中天了[3]63。新权威主义因其特定的政治取向,其着眼点是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新权威主义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以萧功秦先生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最具代表性。
新权威主义论定近代中国经历了政治上不断激进的变革过程,激烈的政治变革使国家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理性的历史选择应该是维持一个稳定的中央威权,利用现存的政治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的变革,并最终实现现代化。戊戌维新变法的要求过激,破坏了中央的权威,中断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不合时宜,终止了清政法的新政设计;甚至袁世凯的权威也该保留。在政治思想界,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政治保守主义思潮。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思想,新权威主义是与近代史研究的变化分不开的。
三、历史研究的新范式与新权威主义的关系
新权威主义将近代中国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诠释局限于戊戌至广义上的辛亥革命,其所谓的激进与破坏威权,是指戊戌维新相对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相对于清末新政。洋务运动与清末新政也正是新范式开出新意的地方。《危机中的变革》专门讨论了两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地位。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第一个具有实质性意义的现代化事件”,虽然其主持者并没有走向现代化的自觉意识,但是他们“引发了中国从防务现代化向其他领域现代化纵深发展的历史潮流”[4]21。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化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和阶段”[4]123,新政的重要性已超过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没有新范式近十年的理论探讨与研究实践,这样的评价是不可想象的。对洋务和新政的肯定评价是新权威主义的理论基石。新范式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成果是新权威主义的思想资源。
新范式肯定洋务运动,是指洋务运动相对于此前中华帝国死水一块的社会现实,它并不把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洋务运动身上,清末新政也是如此,肯定是在与此前的比较中得到的。相反,新权威主义让想象驰骋,宣称“如果给予洋务运动以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一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内,经过一两代人的努力,随着经济社会结构转变,清王朝将经由自我转变为开明专制,这种新型的权威政体使中国可以在保持历史连续性的条件下走向现代化的新阶段”[4]24。而清末新政更具有现代化研究的“理论价值”。新权威主义是开在新范式研究上的梦幻之花,即:我本来可以改革得很好,是激进搅乱了我的全盘计划。新权威主义截取并发挥了新范式的研究片段,以逻辑假设取代历史真实,“中国通过洋务模式来逐步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理论上看仍然是可行的”。因为新权威主义的理论缺陷,研究过程中将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从近代史剥离出来的情况就势在必行。
新的研究范式提出近十年之后,新权威主义借激进主义的东风甚嚣尘上。尽管可以作为新权威主义在学理上的基础,但是新的研究范式并不必然导致新权威主义的出现。新权威主义的产生有其具体的条件。它的提出受到国外社会科学理论的提示,《危机中的变革》引亨廷顿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中国家变革的理论,分析了维新变法的激进与洋务运动的可行性[4]39-42。
新的研究范式肯定每一波近代化的探索,有所谓阶梯说。以激进主义的理论看来,新体系没有摆脱激进思维的桎梏。参考柯文对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近代化模式的批判,新体系也带有历史目的论的色彩。同时,新体系的解释效力局限于中国近代史,历史有断裂的痕迹。
对于近代史上的急进变革,新范式将其作为中国人的不懈追求予以肯定;激进主义认为是思想上的不断激进所致;新权威主义否定了这种阶梯式的跳跃。新权威主义从新范式对洋务和清末新政的肯定出发,以激进主义作为批判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历史研究和理论创新上,新权威主义相对于新范式与激进主义并没有超越。尽管在逻辑上新权威主义的批判理直气壮,但是国家之富强是国民全体的共同事业,在所谓的急进变革中,必须考察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深入分析社会结构,才能把握历史运动的实质。
新权威主义的提出有特定的经济政治环境,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新权威主义者可能得到现实政治的青睐。历史学在走下神坛之后,伴随政治保守主义的发轫,新权威主义者开始了与政权的新的纠缠。新权威主义的出现,是政治思想史的论题,同时也是学术史的论题。值得学界反思。
参考文献:
[1]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许纪霖.寻求意义——现代化变迁与文化批判[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3]杨念群.思想与学术岂能如此二分[J].中国书评,1995,(06).
[4]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