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思的寻思——谁的人文精神？
时间：2021-04-18 07:56:2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人文精神是久违的题目了。《读书》三月号推出这方面的讨论，可谓“及时雨”。读了兼涉文史哲的几位讨论者的宏论，颇受启发，尤其佩服几位论者眼光的高远。佩服之余，也有一些联想及不同的看法。讨论者最后邀请“同道”参加讨论。我们虽不敢自诩“同道”，却愿意欣然应邀。故不揣谫陋，将我们的看法写出来就教于各位方家。
几位论者的结论，似乎是中国读书人的“人文精神”已在近代失落，虽然失落的具体“何时”与“怎样”尚不是很清楚。可是我们读完讨论，却觉得还是论者之一朱君所说的“一条思路，似乎清楚，又不清楚”一句话最觉亲切。坦白地说，我们其实还没有朱君那样乐观。到底什么是论者要讲的人文精神，我们读完全篇后尚未达到“似乎清楚”那一步呢。故此，以下的有些看法也许是误读误解所致，亦未可知。
我们完全支持讨论者对“只要是‘舶来品’，就会有人捧场”这一现象的批评。不过这一现象并非近年才有，大约至少在本世纪初即已存在。彼时中国士人已基本服膺西学，自叹不如，逐渐形成一种尊西崇新的大趋势。此趋势并成为学界思想界的主流。从那时起，几乎就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凡有影响的学人学派，无不与此趋向有关联。今日几位讨论者思想的安顿处，其实也正在此。我们且观讨论者在反对尊奉舶来品的趋向，指出国人“完全丧失了分析批判的能力”之后，随即笔锋一转，并未批评任何“肤浅平庸”的舶来品，却批评起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学术史，即知那些尚未丧失的批评能力，也只是在“反求诸己”的一面。
我们如果看一下各位论者引用的观点，便知其思想资源大多是当代(即比“近代”尚晚些)的西人如哈贝马斯和麦金太尔一类。全部讨论中引用我们中国人处实在不多。除了孔孟有过一两次尚属积极正面的引用外，其余提到的近代和当代诸贤，无不带点抱歉、保留甚或反对之意。假如“人文精神”即如各位论者所述，则我们不得不学汪晖先生问“谁的思想史”的方式问一声，这是“谁的人文精神？”
有人或会说，既然孔孟也在论者的引用之列，这样问是否失之过苛？可是我们如果细看一下孔孟在讨论中的具体价值，便知这样问并不过苛。文中提到孔子两次，一次是讲孔子定六经。论者“仔细想想”之后，肯定六经“确实已经包括了传统人文学科的基本格局”。这里所说的传统人文学科，实指的是西方的人文学科。盖“《易》是哲学，《书》是古代历史……”论者这些名词，用的虽然是孔子时候已有的字，那意思则多半是近代转手自东邻的外来语译名，孔子若有知，恐怕就未必会同意。那传统，自然也不可能是中国的。
另一次提到孔子，也是正面表彰性的。原文为：“康德道德律令第一条，孔子说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乎异曲同工。”则看上去孔子还是沾了西人康德的光。夫孔子到底比康德早生了许多年，论者要说明人文精神的普遍性，何不反过来说康德将孔子的什么说成是什么？这不是简单的文字秩序问题。借用另一西人弗洛依德的意见，这种看似脱口而出的随意表达，其措词正是潜意识的表露。讨论者的思想安顿处，确是在近代以来的尊西崇新的趋势之上。不仅如此，其厚今薄古的倾向还有进一步的发展。
何以言之？讨论者提到出生稍早的西人如黑格尔和卢梭，也都带有些惋惜和抱歉之意。而且，讨论者对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潮”已冠之以“古典”的称谓。这样的厚今已超过绝大多数的西人了。即使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者，大约也还不致于把“启蒙思潮”推入古典。实际上，后现代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复古”的意味。比如后现代主义以为现代历史研究之讲究“科学证明”的取向有问题，故主张用叙述(narrative)手法。这叙述自然有许多新名堂，但与古典方式倒底还有相近之处。
事实上，讨论者对西方老旧一点的东西，也有些生疏。把基督教说成是“持普遍主义的立场”，就是一例。这里的普遍主义，若不加以界定，很容易发生误会。讨论者的意思，普遍主义是心同理同，全人类可“通约”(此词我们也似懂非懂，但系原用)的。基督教，特别是论者所说的古典基督教，当然认为其教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同时也有强烈的排他性和不容忍性。对于不在此“普遍主义”的六合之内者，必定要用尽方法拯救之，而拯救之道是包括“剑与火”的。(中国儒家基本上也是排他的。对“非我族类”的夷狄，也主张“用夏变夷”。但通常并无拯救他人的使命感，更多是希望自己的德行能吸引夷狄主动“变夏”。)只是到了近年，基督教才逐渐学会承认和容忍异端。但这一点恰与经典教义是相左的。故假如古典基督教可以说是持普遍主义的，则论者所云之“普遍主义”就是允许排他和不容忍的。惟此似乎又非论者意之所在。
再回过来看讨论者对近代中国的批评。一位论者说，中国百多年来“称得上经典之作的思想文化作品有多少，答案恐怕会令人汗颜。”我们不知要有多少才可以不汗颜，但想必总是甚少。张君作为中国人的谦逊和责任心，都使人十分钦佩。我们自己读百多年来国人著作不多，但觉其中不少也可算经典。我们也知道四位讨论者皆熟读西人近作，但因讨论中未提及多少百多年来中国人的著作，所以不知他们究竟读了多少。但敢下此断语，想是已读得差不多。可知关键还在评估标准上。标准不一，结果自然大不一样。十七十八世纪时的欧洲人，对中国古代政治是大加赞赏的，且有誉为世界之最者。彼时的中国人自己，不用说也是自以为天下第一。今日则有此感觉的中西人士均已难见到。林毓生先生最近曾根据他也不十分满意的亚理斯多德对政治的分类，得出中国古代政治“很难称得上是政治，”如果一定要称，也是“极为低级(低层次)的政治”这样一个结论。(见《联合报副刊》，三月二十四日)可见即使以西人标准看中国，所据时代及出处不同，结果也大不一样。
通常，人们要找什么，就会找到什么。二十年代美国驻华商务参赞安诺德对美国驻华武官说：你要找的是毛病(故可能需用兵)，我要找的是机会(故可贸易)，二者皆能各得其所需。故若先生存有经典之心，大约也未必难寻。二十世纪中国尊西崇新的大宗师胡适，以为中国称得上大著作的，自古以来不过七八部，但尚且将章太炎的著作算进去。若以两千年出七八部经典计，则近代百多年能出一部，成绩也还不差。而且太炎提出的“以不齐为齐”的新齐物论，恰可解决讨论者面临的普遍主义是否要排他的疑难，正是经典性的见解。惜乎未为论者诸君所注意。
如果说，太炎离我们已远，他的“精神”也的确多半“失落”了。那么再看近些的。钱穆先生的著作，美国汉学家墨子刻即以为不比汤因比的差。许
中国百多年来，确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最不如意之事，便是在许多挫折之后失掉了自信心，逐渐变得凡事总以西人观点和标准来反看和反测中国事物。而且这信心失得颇有些怪，即只有面对西人才信心不足。说到西方东西，借用论者之一的话，即显“底气不足”，只好多表敬意。但一涉自己同胞，则随意褒贬，似乎信心和“底气”都不差。实则仍是不足。盖褒的时候偏少，且褒后还常加但书。贬则一言九鼎，甚少犹疑。所透露出的消息，仍是对中国这个大我无信心，惟将个人之小我暂排除在外，如冯友兰先生早年所说，是自居裁判地位。若用近年流行的话说，便是颇有超越精神。
不过，近代以来尊西崇新的势头虽然很足，但西方文化，包括其人文精神，我们真正领会的，恐怕还远不够。中国学人追西方，总求最好最新，以为新就是好。但西人新东西层出不穷，结果是追还来不及，更谈不上消化。现在大家又都在谈“解构”了。别人的解构，或者还是在已有“全构”之后。我们今日，如李欧梵先生最近所说，是“现代”过程尚未走完，恐怕不宜去紧跟后现代主义的新潮。倘不建设出一个实在的结构来，便先要去“解”，则结果多半是“失落”得更多。
何况西人的学问，在在具有一套复杂的体系。我们试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演说里面总结出那几条马克思的贡献，无非都是人要先吃饭穿衣然后再干其他一类的常识。可是经他老人家一分析，便成一套极错综复杂的关系。今日西方流行的各种主义学说，多少都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其体系的复杂曲折，也都不弱于马克思主义，决非几句口号式的“真言”可概括。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若真能学到并运用之，亦是一件好事。但以今日欧美大学本科生讲“解构”的情形看来，那玩艺儿恐怕不是很容易学会的。
中国近代以来尊西崇新这个大趋势，用一句老话“邯郸学步，反失其故”来总结，真是再合适不过。别人的东西没学到多少，自己的传统倒丢掉了。正因为已失其故，所以每“反求诸己”时，所见便只有丑陋，而不见光明。由于看不到昔日尚有光明，故凡欲有所为者，不得不往西方找思想资源。论者诸君，实亦不过循此老路再走一步而已。其所论的“人文精神”，一则西远甚于中，二则西也是今日的西，而非一般意义上“近代”的西，实不如明言就是“新西方人文精神”，还更准确。这样的“人文精神”对中国人来说，最多只能是从近代才开始获得，根本不存在“失落”于近代的问题。所以那失落的“何时”与“怎样”事实上大约是无法弄清的。
论者诸君最大的贡献，便在于认识到今日中国学界需要的是建设。将其所论之“人文精神”正名为西方的，丝毫不妨碍其可用于中国的重建。今日中国学界任何方面的建设，可以说都已不可能闭门造车。故不但有必要，而且是必须兼采西方的思想资源。不过一要不失其故，方可言重建，否则便只是贩依。二要正名，中就是中，西就是西。名正而后言顺，采用起来恐怕还方便些。三是现在尚不宜“解构”。近代以来，言建设者率多以破字当头，以为立能随其后。结果是不断地破，与立却总距一步之遥。破不能作为立的手段，应是近代的最大教训。
胡适早年曾说，当时中国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对象。”今日中国学界，则喜欢向壁虚想出一些大构架，然后将历史事件往其中套。似乎构架不大，便不足以说明问题。比如论者之一所“观察”出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前半叶是知识分子企图通过重新沟通庙堂与新学术传统……来恢复人文精神的尝试”，就是一个十分大的构架，正可用另一位论者的话来问一下：“是否夸大了历史中的观念力量？”这个大构架的空想性亦颇明显。盖根据几位论者所言，中国知识分子是到今日才在开始认识到这“人文精神”的失落，而且对失落的“何时”与“怎样”迄今尚不清楚。倘如此，则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人何以会将自己并未认识到已“失落”的东西来作为其尝试“恢复”的目标呢？
退一步说，假定上述构架不是虚想，而是经过全面仔细的“观察”之后化零为整而得出的，其是否能化整为零，反回去解释具体事例，仍是有疑问的。且以论者自己所引的例子看。以为胡适在二十年代提倡好人政府“是知识分子企图重返庙堂的努力”。我们且不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是否有这样一种自觉的努力，但将胡适在那前后所写的文章、书信、日记及同时代人的记述略翻一过，却实在找不出什么东西可支持胡适确有这样意图的判断。胡适在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受命为驻美大使。危难之际，不容推辞。但胡适在私信中尚觉因此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十分可惜。这哪里象是有意重返庙堂之人的心态呢？
有时候，这种向壁虚想大构架的倾向发展到极致，更造成代人虚想的结果。如有一位论者在说到海外学者“毕竟隔了一层，难免隔靴搔痒，可能还会搔错地方”时，即举海外学者提出的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例，以为“把一九一九至一九九四年这部复杂多变的社会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简化为一对观念贯穿始末的思想史，这就大可商榷了。”我们看到这里，觉得有些不象，便将海外学者的原作找来一看，那里一开始就分明说该文是“限制在思想史上……是一种独立［于政治］的历史的研究。”完全没有要简化或包容其他各种专门史的意思。倒是我们国内一位学者在对此问题提出商榷时，将论题扩大到政治史和社会史。那位海外学者在回应时，还特别说明其无意越出思想史的范围，更确切指出：“中国近代的变革当然是由无数因素共同促成的，绝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思想一端。”这位讨论者之说，是否是受大架构取向的影响，觉得仅讨论思想史则架构太小，“独立的”研究又不足以概括全面，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大构想投射到原作者身上。这题目是否是隔靴搔痒另当别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搔错”的地方却不是海外学者所为。
讨论中以为，人在国外，不接“地气”，研究中国思想史便可能隔。实则至少就思想史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是否生活于同一地域关系不大。“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读昔人之书，当如鲁迅所云：“返其旧心，不思近世，平意求索，与之批评，”则所得或能近之。若总以今人之心度昔人之腹，则即使就住在研究对象的故居里，所得亦必甚远。今日之中国，与清季民初的中国，实是名副其实的今非昔比。地缘的优势，就思想史而言，恐怕是极其有限的。
我们其实很同情几位讨论者对大陆学者提不出有深度的研究问题这一现象的忧患意识，因为我们自己也当在此之列。但是海外学者所提出的问题之所以能造成大陆学者“忙于应对海外来题”的结果，不正因为那些问题恰搔着了痒处吗？鲁迅当年颇叹无知音的孤寂在于连反对的人都没有(其实鲁迅的知音颇众，只是他老人家要求太高，故以为尚少)。大陆学者近年来提出的新奇问题不可谓少，只是提出来没有多少人“忙于应对”，那大约才是没有搔着痒处。
应该说，有些海外学者之所以总能提出“搔着痒处”的问题，正因为其读懂了昔人的文章，读出了昔人的时代感。这一方面因为他们未失其故，所以对昔人言论能平意求索。另一方面则与他们十分讲究学术戒律极有关系。一位讨论者颇强调是否关怀现实是人文学在与一般“技术型”学者那“几稀”的区别。我们以为，学术戒律对决定是否“学者”还更重要。若不讲求学术戒律，专好作大判断，则无论多么关怀现实，最多只能算是“人文者”，而不能成为“人文学者”。故我们以为，还是先站稳了“学者”的脚根，再谈是否够“人文”不迟。不然的话，“人文者”与“技术型”学者的差别，恐怕就不只是“几稀”了。仅以此与论者诸君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