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技术赋权与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运动
时间：2021-04-18 07:57:5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传媒赋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它有时是“被赋权者”对权力的自我认知、主动发掘;有时是公共权力对“被赋权者”的权力授予，是外部力量控制的权力“在轨使用”。新中国成立后30年内，国家利用传媒实现自我赋权，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传媒赋权，一方面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参与热情，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在近现代传媒赋权过程中，国家力量占据着重要地位，当传媒赋权影响到权力结构的平衡时，国家权力总会采取措施引导传媒赋权“再入轨”。
【关键词】传媒技术赋权;中国式的进步运动;技术霸权;国家治理;国家—社会关系
传媒技术赋权有时是“被赋权者”对权力的自我认知、主动发掘，如清末知识精英对报刊的使用，实现了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有时是公共权力对“被赋权者”的权力授予，是外部力量控制的权力“在轨使用”，如现代网民是在国家给定的空间内实现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等。传媒赋权的对象有基层社会、边缘群体，但国家也是传媒赋权的受益者，甚至是最大的受益者。传媒赋权让公众的权益得到保护，公众可以寻求外部的救济;公权力可以利用传媒赋权，维护意识形态，巩固现有政权。传媒赋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虽然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传媒赋权总是国家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新中国成立后30年内的传媒国家赋权，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传媒赋权，一方面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参与热情，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应该说，传媒对中国社会的技术赋权，改善了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并不断推动着中国社会走向进步。
一、传媒赋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技术赋权不是一种权力的简单给予，它是特定人群使用技术后获得的权力增量。“技术使用”有多种情形：有的是国家权力对技术的垄断性使用，有的是边缘群体对技术的抗争性使用，有的是特定群体基于“对技术的敏感”而对技术的超前使用等。近代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发、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它“團结带领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利用传媒赋权，宣传意识形态，组织社会运动，推动国家建设，有效提升了党和国家的传播力和软实力。
（一）中共的传媒赋权与党报宣传体系的建立
1949年之前，国民党处于国家的“正统位置”，它们利用占有的社会资源，排挤、打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为了改变中国人的命运，自觉利用媒体整合中国社会中下阶层的力量，动员广大工农群众积极参与革命，改变基层群众的社会命运。翻开中共党史可以发现，舆论宣传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毛泽东“虽然承认‘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硬道理，但是始终坚持要用革命两手——枪杆子和笔杆子——对付反革命的两手”[2]。中共对报刊宣传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实际上是通过传媒赋权对国民党的统治进行抗争和挑战。1941—1942年间，中共对报刊的使用已炉火纯青，党的领导人更加自觉地利用报刊实现党内的思想统一。1941年之前，延安解放区在中央党报委员会的领导下创办了不少报刊，但报刊数量的增多一方面增加了解放区的物质负担，另一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舆论不一律”的现象。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意欲集中宣传工具和统一宣传口径，扩大中央直接领导的宣传媒介的影响”[3]。1941年3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文件鉴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的原因，决定将《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艺》等刊物暂时或永久停刊，合并《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改出党中央大型机关报《解放日报》，毛泽东同志亲自为《解放日报》创刊撰写发刊词。
复旦大学黄旦教授认为，“毛泽东的新闻实践也不算多，更没有掌握过一份大型日报”，但他非常重视报刊在实际工作中的指导和组织作用，“他强调报纸内容首先是内向的、当地化的，由近及远，与当地群众生活发生密切联系，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达到宣传鼓动和组织的效果”[4]。创刊后的《解放日报》并没有如毛泽东所愿“联系群众生活”，而是充斥着大量的“洋八股”，报纸版面“贫乏无味”“面目可憎”。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旨在从思想上清算党内的左右倾路线的错误和流毒，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一次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和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召集各方人士开座谈会，征求大家对《解放日报》的改版意见。毛泽东在座谈会最后的讲话中指出：“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好好利用报纸。”[5]《解放日报》改版是中共第一次认真思考党报的舆论宣传功能，并第一次形成了系统的党报理论。自此，利用党报推动中心工作成为党的优良传统，报刊因此更加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武器。近代中国媒体是西化、苏化的产物，中共的报刊不同程度受到西化的影响，并深受苏化的影响或干预。《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去除西化、淡化苏化的过程，使党报从此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央党报。正是在党报的工作实践中，中共增强了传媒赋权的意识，更加主动地利用媒体推动革命工作。
（二）新中国的成立与传媒对国家力量的赋权
1949年中共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它代表广大人民掌握着中国的政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结构和传媒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此时，传媒不再简单地被看成社会赋权的工具，而是成为国家巩固意识形态、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在设计社会主义中国的框架中，媒体是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因素，中国共产党利用掌握的领导权力，重新配置和优化社会主义新闻网络。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加快建设公营新闻网，逐渐对私营新闻事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1951年8月，原有的55家私营报纸只剩下25家。党和政府为此对私营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从1950年下半年起，《大公报》《文汇报》等相继实行公私合营，到1953年初全部实行公私合营。通过公私合营，对原有私营报纸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改进报纸工作内容，在经济上除保留私股外，由政府给予适当投资或贷款作为公股，以扶持报纸发展。后来，又逐渐退还私股，全部转为公营报纸”[6]。对媒体经济体制的改造是发挥媒体舆论功能的保障，当报刊和广播成为国有独资后，媒体组织生产和社会动员功能被有效地发挥出来。在国家工业化、城市改造运动和朝鲜战争动员等方面，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网发挥了重要作用。
